了。
第二部分销尸灭迹
侵华日军为掩盖大屠杀的罪证，在血腥屠杀的同时，就进行销尸灭迹的工作。曾在12月17—19日参加屠杀燕子矾被俘军民并处理被害者尸体的日军第13师团山田旅团第65联队的一名下士说：“为了对尸山进行善后处理，特别动员了别的部队。在善后处理阶段，用整桶的汽油把尸体全部烧掉了。这是因为把枪杀、刺杀的尸体原封不动地扔进江里，总会留下某些形迹，所以必须尽可能地把尸体‘换换装’再抛入长江。”曾为南京日军第二碇泊场司令部少佐部员的太田寿男被俘后供称：他于16—18日奉命处理尸体。碇泊场司令部拨出运输兵800名，专门进行运输和处理尸体。太田寿男与另一名军官安达少佐各率400名。经太田寿男直接处理的尸体有19万具，经安达处理的尸体有81万具，估计其他部队投入江中的尸体有5万具，以上合计处理的尸体共有15万具。这只是日军开始大屠杀不久集中处理的中国军民尸体。由于侵华日军在最初6周内疯狂大屠杀，致使城内城外、农舍民宅、街道田野、江边沟旁被杀中国军民的尸体比比皆是，尸堆如山，日军销尸灭迹的工作，难以单独完成，他们不得已才允许一些慈善团体和个人参加收尸埋尸的工作。参加收尸埋尸工作的团体有红会、崇善堂、南京红十字会分会、同善堂、回民掩埋队等，还有一些个人及伪职人员。“南京特务班”进入南京后，曾协助1月5日刚成立的伪自治委员会的收尸埋尸工作，他们写给满铁株式会社的第二份报告，称赞红会收尸埋尸工作成绩昭著。报告中说：“红会的尸体埋葬队（队员约600人），1月上旬以来，在特务机关指挥下，连日涉足城内外掩埋死尸，截止到2月末，埋葬的尸体约达5000具。”在第三份报告中又说：“至3月15日为止，已把城内1793具、城外29998具、共计31791具尸体收容在城外下关地区及上新河地区的指定地点。”但仍有不少尸体需要收埋，“现在每天需要卡车5—6辆，民工200—300名”。直到5月份，红会共收埋43123具尸体。崇善堂共收埋113267具尸体，其中男尸109363具、女尸3091具，孩尸813具。红十字会收埋13722具尸体。回民掩埋队专门负责收埋被害回民的尸体，在3个多月中，共收埋回民尸体400余具。南京市民芮芳缘、张鸿儒、杨广才等在雨花台、花神庙等处，组织难民掩埋7000余具尸体。伪南京市政公署令卫生局将灵谷寺、马群一带无人认领之尸骨3000余具，葬于灵谷寺之东，立“无主孤魂碑”。碑文云：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余奉命董京市，惟时去南京事变将及一载，城NFDDE、丛莽、山巅、水NFDFB有遗骨焉，余既收残骸于城上，得二十有六，而瘗之。越二月，村民来告茆山、马群、马鞍、灵谷寺诸地遗尸尤多，乞尽瘗之。乃下其事于卫生局，选夫治具悉收残骨得三千余具，葬于灵谷寺之东，深埋以远狐兔，厚封以识其处。立无主孤魂之碑，且使执事是元芝以豚蹄只鸡酒饭奠之。俾妥幽魂。呜乎！诸军遭时丧乱膏血肉于荒原，寄骸骨于丘陇。为军为民为男为妇为老为稚，有后无后举莫能知。人生僭痛，莫大于生无所养，死无所丧。况暴骨无依如诸君者。虽然死生有命，修短有数，洵如达人之论，彭殇可齐。随化俱尽。盖人之所争者，不在久暂之岁月，而在不朽之德业与精神也。余既怜而瘗诸君，又以为诸君告。二十八年一月，督办南京市政高冠吾记。
收埋尸体的工作至1938年5月才告结束。经慈善机关收埋的尸体有15万具之多，连同被侵华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及焚尸灭迹的19万余人，在南京大屠杀中，被害者总数达30万人以上。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累累罪行，受到世界各国舆论的谴责。在各国舆论的压力下，日本政府不得不召回松井石根及其部下柳川平助、中岛今朝吾等将校80余人。他们回国后，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而受到奖励。松井石根被任命为内阁参议，日本政府为他叙勋。1944年，松井又担任了“大东亚开发公司”总裁，参与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柳川平助被召回东京后，裕仁天皇还亲自接见了他，奖给他一对雕有皇家菊花纹章的银花瓶。松井石根的参谋长武藤章亲自指挥了南京大屠杀，召回东京后被东条英机重用，提升为第14方面军参谋长，协助东条英机偷袭珍珠港。但历史对任何人都是公正的，南京大屠杀的罪魁凶手最终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南京大屠杀首犯松井石根及帮凶武藤章，受到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被判处死刑，送上了绞刑架，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南京大屠杀罪犯谷寿夫，进行杀人比赛的凶手向井敏明和野田岩，还有用军刀杀死300人的田中军吉，战后经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判以死刑，1947年4月26日被押至雨花台，实行枪决。南京大屠杀是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是侵华日军最凶残的血腥暴行之一，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院内13块小型碑雕，记载着南京各处大屠杀地点的情况，它们与馆内收藏的大量真实史料、图片及血泪控诉书，及尸骨陈列室内的累累白骨，是对日军血腥暴行的永久控诉。
第三部分华中大会战（1）
对华“新政策”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后，军部法西斯分子头脑更加狂热，企图一举灭亡中国。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是个花花公子，一味追随日本军部扩大侵华战争。他口吐狂言说：“南京已经攻克，看来蒋介石政权已陷入真正的困境，只要我们再推他一下，就会垮台！”南京沦陷的第二天，即1937年12月14日，近卫文召开内阁会议，重新研究与中国的和谈条件。内务大臣末次一夫的发言最有代表性，他叫嚷说：“进攻南京，乃因中国方面无视日方寻求重返日华提携大道所致。松井军司令官最后劝降之目的，也在于此，但中国方面毫无反省之意，日本方面也有改变观点的必要！别无他法。”陆军大臣杉山元、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等认为，原来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提出的和谈条件“太低了”，当时只要求取消《塘沽协定》、《梅津—何应钦协定》、《土肥原—秦德纯协定》，取消冀察、冀东两政府，设立包括卢沟桥在内的河北省非武装地带，“太便宜”中国人了，要求提出更苛刻的条件。广田弘毅说：“在帝国付出大量牺牲的今日，以如此轻微的条件同蒋介石会谈，实在难以同意！”杉山元说：“中国事变乃东亚之一悲剧，但为使悲剧不再重演，日本此际不能回避彻底手术。就此意义而言，攻占南京只是中国问题之序幕，真正的持久战则自今日始，始终不能放松膺惩抗日政权！”近卫文见大部分内阁成员都同意杉山元等人的意见，就不顾参谋本部一些人的反对意见，12月21日操纵内阁会议强行通过了《关于日华和平谈判问题，对驻日德国大使的复文》：
鉴于最近战局的迅速发展，事态已有重大转变，帝国政府拟提出以下基本条件。中方如全部承认以此为讲和原则，并有向帝国政府表示乞和之态度，则帝国亦准备按此开始日华直接谈判。上述原则如不被接受，虽属遗憾，但帝国将不得不以不同既往之全新观点处理事变，此意希予谅察。基本条件如下：（一）中国须放弃容共、抗日满政策，并与日满两国之防共政策合作；（二）在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并建立特殊机构；（三）在日满华三国间，缔结经济密切合作之协定；（四）中国偿付帝国所要求之赔偿。
1937年12月26日，陶德曼将日本逼迫中国投降的四项条件交给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催中国在年内做出答复。蒋介石听了汇报即命外交部长王宠惠询问日本所提四项条件的具体内容。陶德曼于1938年元旦到武汉会见王宠惠催逼。蒋介石看了日本提出的条件，感到断难接受，在日记中写道：“倭寇所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当即严词拒绝作答。”于是，蒋介石以重庆为战时首都，把军事统帅部移至武汉，摆出与日军决战架势，向全国发出响亮的抗战号召：“国际正各自扩张军备，而表面则竞言和平。当此之时，我人对于外交，断不宜做依赖任何一国之想，务必力图自存自主！”接着，蒋介石命外交部虚与陶德曼周旋以稳住日本，抓紧机会改组政府机构，枪毙了丢失济南等地的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3战区司令韩复榘。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为此大出风头，成了世界著名的抗日伉俪。西方记者宣传说：“宋美龄在世界舆论的心目中差不多是一位能从日本鬼子侵略下救国的圣者。”近卫文见蒋介石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就又向蒋介石提交强硬照会施加压力：
中国关于谈判的答复，已经推迟了好几次……最后收到中国的答复时，我们发觉仅仅是一个敷衍的答复。我们只能认为，中国政府没有接受日本提出的基本条件来谋求和平的意念，日本帝国现在决定放弃承阁下的政府竭诚帮助而进行的和平谈判，并且从一个完全新的立场来处理目前的事件！
第三部分华中大会战（2）
对日本施加的压力，蒋介石命外交部长王宠惠、新任行政院长孔祥熙以让日本详细解释四项条件为由拖延时间。对此，1938年1月15日，裕仁天皇亲自召集御前会议，展开激烈争论。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头脑比较冷静，他强调说，绝对不能不等中国方面的最后明确答复，在日本举国一致的决心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就转入前途黯淡的长期战。杉山元反驳多田骏的意见说：“限期已到，中国未来回电，证明了他们无和平诚意。我主张应不以蒋介石为对手，在其屈服以前继续作战！”广田弘毅与杉山元狼狈为奸，以外交家身份蛊惑人心说：“根据长期外交生活的经验，我认为，中国方面的应对姿态，显然并无和平的诚意。参谋次长是否不相信我这个外交大臣？”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更以辞职来威胁：“政府是相信外务大臣的，而统帅部不相信外务大臣，亦即对政府的不信任，政府只有辞职！”多田骏有一些战略头脑，他看到了日本硬打下去的危险性，声泪俱下地说：“明治大帝曾有仰勿辞职的圣谕，值此国家重大时期，所谓政府辞职，成何体统！”杉山元指着多田骏的鼻子大骂，声称陆军大臣可以行使人事权，断然更换陆军统帅部首脑。陆军省军务局长町尻等人也向多田骏施加压力说：“今日的问题，多田骏次长若不谅解，致使内阁总辞职，则对国内外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在陆海军大臣等的压力下，多田骏回到参谋本部，与总务部长中岛、情报部长本间雅晴、作战课长河边虎四郎等人商量，由于“不能忍受因中国方面的态度致使日本内阁崩溃”，因而“决定在当夜会议重开时做出让步”，编造理由声称：“大本营陆军部本不能同意，但考虑内阁崩溃的不利，决定予以默认，不再提出反对。”于是，1月15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立即同中国停止交涉。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称：
（日本）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给予中国国民政府最后反省机会已及于今日，然而，国民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竟策动抗战，内不体察人民涂炭之苦，外不顾东亚全局之和平。因此，今后帝国政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之调整两国邦交，协助新中国之建设。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近卫第一次对华声明。杉山元等认为此声明太软弱了，近卫只得又于1月18日发表补充声明称：
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本来从国际法来说，为了否认国民政府，只要承认新政权即可达到目的，但因未至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时期，故于此次开国际法上之新例，而否认国民政府并抹杀之。虽流传宣战之说，但帝国并非敌视无辜之中国民众，又因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方针，故亦无需宣战。
这就是日本为迫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投降而采取的“对华新政策”。为贯彻此政策，日本在1938年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起对华长期战争体制：首先是在中国占领区建立伪政权：在东北和察北，主要是巩固“蒙疆联合委员会”。此前，日寇在张家口建立了以杜运宇、于品卿为首的伪察南自治政府，在大同成立了以夏恭为首的伪晋北自治政府，在归绥成立了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