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精选散文集
北大感旧录（选录）
我于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初到北大，及至民国十六年暑假，已经十足十年了，恰
巧张作霖大元帅，将北大取消，改为京师大学，于是我们遂不得不与北京大学暂时脱离
关系了。但是大元帅的寿命也不长久，不到一年光景，情形就很不像样，只能退回东北
去，于六月中遇炸而死，不久东三省问题也就解决，所谓北伐遂告成功了。经过一段曲
折之后，北京大学旋告恢复，外观虽是依然如故，可是已经没有从前的“古今中外”的
那种精神了，所以将这十年作为一段落，算作北大的前期，也是合于事实的。我在学校
里是向来没有什么活动的，与别人接触并不多，但是在文科里边也有些见闻，特别这些
人物是已经去世的，记录了下来作为纪念。而且根据佛教的想法，这样的做也即是一种
功德供养，至于下一辈的人以及现在还健在的老辈悉不阑人，但是这种老辈现今也是不
多，真正可以说是寥落有如晨星了。
一、辜鸿铭 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他是福建闽南
人，大概先代是华侨吧，所以他的母亲是西洋人，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
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
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
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
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
辫子的汉子，正同课堂上的主人是好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
为车夫队中一个特出的人物。辜鸿铭早年留学英国，在那有名的苏格兰大学毕业，归国
后有一时也是断发西装革履，出入于湖广总督衙门。（依据传说如此，真伪待考。）可
是后来却不晓得什么缘故变成那一副怪相，满口“春秋大义”，成了十足的保皇派了。
但是他似乎只是广泛的主张要皇帝，与实际运动无关，所以洪宪帝制与宣统复辟两回事
件里都没有他的关系。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
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我只在会议上遇到他两次，每次总是如此。有一次是北大开文
科教授会讨论功课，各人纷纷发言，蔡校长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
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这是他原来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就充分的表现
在里边了。又有一次是五四运动时，六三事件以后，大概是一九一九年的六月五日左右
吧，北大教授在红楼第二层临街的一间教室里开临时会议、除应付事件外有一件是挽留
蔡校长，各人照例说了好些话，反正对于挽留是没有什么异议的，问题只是怎么办，打
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却有他自己的特别理由，
他说道：“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新青年》的反帝反封建的
朋友们有好些都在坐，但是因为他是赞成挽留蔡校长的，所以也没有人再来和他抬杠。
可是他后边的一个人出来说话，却于无意中闹了一个大乱子，也是很好笑的一件事。这
位是理教科教授，姓丁，是江苏省人，本来能讲普通话，可是这回他一上讲台去，说了
一大串叫人听了难懂，而且又非常难过的单句。那时天气本是炎热，时在下午，又在高
楼上一间房里，聚集了许多人，大家已经很是烦躁的了，这丁先生的话是字字可以听得
清，可是几乎没有两个字以上连得起来的，只听得他单调的断续的说，我们，今天，今
天，我们，北大，北大，我们，如是者约略有一两分钟，不，或者简直只有半分钟也说
不定，但是人们仿佛觉得已经很是长久，在热闷的空气中，听了这单调的断续的单语，
有如在头顶上滴着屋漏水，实在令人不容易忍受。大家正在焦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
时候，忽然的教室的门开了一点，有人伸头进来把刘半农叫了出去。不久就听到刘君在
门外顿足大声骂道：“混账！”里边的人都愕然出惊，丁先生以为在骂他，也便匆匆的
下了讲台，退回原位去了。这样会议就中途停顿，等到刘半农进来报告，才知道是怎么
的一回事，这所骂的当然并不是丁先生，却是法科学长王某，他的名字忘记了，仿佛其
中有一个祖字。六三的那一天，北京的中小学生都列队出来讲演，援助五四被捕的学生，
北京政府便派军警把这些中小学生一队队的捉了来，都监禁在北大法科校舍内。各方面
纷纷援助，赠送食物，北大方面略尽地主之谊，预备茶水食料之类，也就在法科支用了
若干款项。这数目记不清楚了，大约也不会多，或者是一二百元吧；北大教授会决定请
学校核销此款，归入正式开销之内。可是法科学长不答应，于是事务员跑来找刘半农，
因为那时他是教授会的干事负责人，刘君听了不禁发起火来，破口大喝一声。后来大概
法科方面也得了着落，而在当时解决了了先生的纠纷，其功劳实在也是很大的。因为假
如没有他这一喝，会场里说不定会要发生严重的结果。看那时的形势，在丁先生一边暂
时并无自动停止的意思，而这样的讲下去，听的人又忍受不了，立刻就得有铤而走险的
可能。当日刘文典也在场，据他日后对人说，其时若不因了刘半农的一声喝而停止讲话，
他就要奔上讲台去，先打一个耳光，随后再叩头谢罪，因为他实在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关于丁君因说话受窘的事，此外也有些传闻，然而那是属于“正人君子”所谓的
“流言”，所以似乎也不值得加以引用了。
二、刘申叔 北大教授中畸人，第二个大概要推刘申叔了吧。说也奇怪，我与申叔
早就有些关系，所谓“神交已久”；在丁未（一九0七）前后他在东京办《天义报》的时
候，我投寄过好些诗文，但是多由陶望潮间接交去；后来我们给《河南》写文章，也是
他做总编辑，不过那时经手的是孙竹丹，也没有直接交涉过。后来他来到北大，同在国
文系里任课，可是一直没有见过面：总计只有一次，即是上面所说的文科教授会里，远
远的望见他，那时大约他的肺病已经很是严重，所以身体瘦弱，简单的说了几句话，声
音也很低微，完全是个病夫模样，其后也就没有再见到他了。申叔写起文章来，真是
“下笔千言”，细注引证，头头是道，没有做不好的文章，可是字写的实在可怕，几乎
像小孩子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北方书房里学童写字，辄叫口号，例如“永”
字，叫道：“点，横，竖，钩，挑，劈，剔，捺。”他却是全不管这些个，只看方便有
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
申叔要算第一，我就是第二名了。从前在南京学堂里的时候，管轮堂同学中写字的成绩，
我也是倒数第二，第一名乃是我的同班同乡而且又是同房间居住的柯采卿，他的字也毕
瑟可怜，像是寒颤的样子，但还不至于不成字罢了。倏忽五十年，第一名的人都已归了
道山，到如今这榜首的光荣却不得不属于我一个人。关于刘申叔及其夫人何震，最初因
为苏曼殊寄居他们的家里，所以传有许多快事，由龚未生转给我们听；民国以后则由钱
玄同所讲，及申叔死后，复由其弟子刘叔雅讲了些，但叔雅口多微词，似乎不好据为典
要，因此便把传闻的故事都不著录了。只是汪公权的事却不妨提一提，因为那是我们直
接见到的。在戊申（一九0八）年夏天，我们开始学俄文的时候，当初是鲁迅、许季茀、
陈子英、陶望潮和我五个人，经望潮介绍刘申叔的一个亲戚来参加，这人便是汪公权。
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底细，上课时匆匆遇见，也没有谈过什么，只见他全副和服，似乎很
朴实，可是俄语却学的不大好，往往连发音都不能读，似乎他回去一点都不预备似的。
后来这一班散了伙，也就走散了事；但是同盟会中间似乎对于刘申叔一伙很有怀疑，不
久听说汪公权归国，在上海什么地方被人所暗杀了。
三、黄季刚 要想讲北大名人的故事，这似乎断不可缺少黄季刚，因为他不但是章
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我们的大师兄，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
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而且上文我说与刘申叔只
见到一面，已经很是希奇了，但与黄季刚却一面都没有见过；关于他的事情只是听人传
说，所以我现在觉得单凭了听来的话，不好就来说他的短长。这怎么办才好呢？如不是
利用这些传说，那么我便没有直接的材料可用了，所以只得来经过一番筛，择取可以用
得的来充数吧。
这话须还得说回去，大概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事情吧，约略估计年岁当是戊申（一九
0八）的左右，还在陈独秀办《新青年》，进北大的十年前，章太炎在东京民报里来的一
位客人，名叫陈仲甫，这人便是后来的独秀，那时也是搞汉学，写隶书的人。这时候适
值钱玄同（其时名叫钱夏，字德潜）黄季刚在坐，听见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
可是只隔着两扇纸的拉门，所以什么都听得清楚的。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
段王诸人，多出于安徽江苏，后来不晓得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出湖北，说那里没有
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着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季刚大声答道：
“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
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十年之后，黄季刚在北大拥皋比了，可是陈仲
甫也赶了来任文科学长，且办《新青年》，搞起新文学运动来，风靡一世了。这两者的
旗帜分明，冲突是免不了的了。当时在北大的章门的同学做柏梁台体的诗分咏校内的名
人，关于他们的两句，恰巧都还记得，陈仲甫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把”，说的很得
要领；黄季刚的一句则是“八部书外皆狗屁”，也是很能传达他的精神的。所谓八部书
者，是他所信奉的经典，即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
史记》、《汉书》和《文选》，不过还有一部《文心雕龙》，似乎也应该加了上去才对。
他的攻击异己者的方法完全利用谩骂，便是在讲堂上的骂街，它的骚扰力很不少，但是
只能够煽动几个听他的讲的人，讲到实际的蛊惑力量，没有及得后来专说闲话的“正人
君子”的十一号了。
四、林公铎 林公铎名损，也是北大的一位有名人物，其脾气的怪僻也与黄季刚差
不多，但是一般对人还是和平，比较容易接近得多。他的态度很是直率，有点近于不客
气，我记得有一件事，觉得实在有点可以佩服。有一年我到学校去上第一时的课，这是
八点至九点，普通总是空着，不大有人愿意这么早去上课的，所以功课顶容易安排。在
这时候常与林公铎碰在一起。我们有些人不去像候车似的挤坐在教员休息室里，却到国
文系主任的办公室去坐，我遇见他就在那里。这天因为到得略早，距上课还有些时间，
便坐了等着，这时一位名叫甘大文的毕业生走来找主任说话，可是主任还没有到来，甘
君等久了觉得无聊，便去同林先生搭讪说话，桌上适值摆着一本北大三十几周年纪念手
册，就拿起来说道：
“林先生看过这册子么？里边的文章怎么样？”林先生微微摇头道：
“不通，不通。”这本来已经够了，可是甘君还不肯甘休，翻开册内自己的一篇文
章，指着说道：
“林先生，看我这篇怎样？”林先生从容的笑道：
“亦不通、亦不通。”当时的确是说“亦”字，不是说“也”的，这事还清楚的记
得。甘君本来在中国大学读书，因听了胡博士的讲演，转到北大哲学系来，成为胡适之
的嫡系弟子，能作万言的洋洋大文，曾在孙伏园的《晨报副刊》上登载《陶渊明与托尔
斯泰》一文，接连登了两三个月之久，读者看了都又头痛又佩服。甘君的应酬交际工夫
十二分的绵密，许多教授都为之惶恐退避，可是他一遇着了林公铎，也就一败涂地了。
说起甘君的交际工夫，似乎这里也值得一说，他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