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忘掉。”至于那个查不到姓名、曾经陪伴圣迪尼的军护士，他说得更明白了：“啊！原来还有一个军护士？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军医，只为了去换个绷带，你是不是在开玩笑？我可能下这种命令吗？你想想就知道了！”
经过证实，一九一七年一月的确有一团龙骑兵驻防在已成废墟的丹鼓尔村附近。根据艾斯普兰萨的说法，五个死刑犯是由一队骑兵押送到丹鼓尔村，交到他手中，由他继续押送。可是“军官朋友”查询了这个军团的所有记录，他可以保证，没有任何有关一月六日押送犯人的记载。除非艾斯普兰萨把军团搞错了，不过这样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因为他毕竟是个在前线混了三年的老兵了。如此这般，只剩下一个可能性，那就是艾斯普兰萨根本在胡说八道，是天方夜谭。
鲁维曾与达可斯医院的主任医师通过电话，可是没办法让艾斯普兰萨接电话。那老家伙已经不起床了，几乎不跟任何人说话，什么事情也记不起来。他惟一记得的是一个他小学时的老师，每天晚上他都哭着去找她。
和艾斯普兰萨在一九一七年一月战役中同一营的营长于同年去世，并非死于战场，而是在一次休假回家时，饭后死于心脏病突发。他妻子从来没听他说过“黄昏宾果”，也没听他提起过五个死刑犯，可能什么都没听说过，因为她最讨厌听他谈论任何与战争有关的事。
还有一件他认为与整件事有举足轻重关系的事没说。这个消息是他午饭时才听到的。听完这个消息后，他觉得整个案件的不可信程度已让人不容置疑，调查也可以宣告结束了。
经过证实，的确有过这么一次军法审判，整个审判过程是在索姆区苏山镇丹特清村的一间小学里进行的。时间是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受审的是某个部队的二十六个士兵和两个下士。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同一时间内使用同样的手法自残，严重影响士气，使得军方不得不立刻采取行动，决定予以严惩。十四个大兵和一个下士弗朗西斯·盖纳尔被判死刑，其他的分别被判二十到三十年不等的苦役。
第三部分维多利亚女王的铜板（3）
鲁维把手中的纸张重新折好，突然站起身来，走到壁炉前，面对着玛蒂尔德。玛蒂尔德对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消息就能宣告整个事件的调查结果。相反，我倒觉得这个消息只是整个事件的开始。”
“等一下，玛蒂，我还没说完。你先想想我们是怎么得到这些消息的？”
玛蒂尔德猜想，军队的档案中，一定有每次军法审判的书面记录。
不对。他的“军官朋友”没有找到丹特清军法审判的书面记录，可是他找到了更好的人证，
就是阿里斯第德·朋密尔在水上比赛后跟玛蒂尔德说到的那个临时律师，那个通晓法律的炮兵
队上尉，那个担任为玛奈克辩护任务的军官。
听到这段话，玛蒂尔德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心跳得厉害，张大眼睛看着鲁维，嘴巴张得
大大的，像条离水的鱼。鲁维点了好几下头，显然对自己这个消息的影响力很满意，接下
去说：“没错，完全没错，玛蒂，我那军官朋友找到了那个炮兵上尉。”
玛奈克的临时辩护律师是勒瓦罗省的一个职业诉讼代理人，现在已经退休了，住在一间
用磨石粗砂岩盖的小楼里，跟他的藏书和猫儿们作伴，靠一些存款利息和伤残军人养老金过
活。大战时，他儿子在艾巴其一带战亡，他自己在香槟省附近的某个战役里丧失了一条腿，
他妻子死于一场严重的流行病疫中。“军官朋友”昨天下午到他那小楼里跟他见面，要他把
军法审判的经过情形讲给他听。讲述过程中，他听到一个天大的新闻，今天中午他跟鲁维
共进午餐时，告诉了他这个令人惊讶的消息： 这十五个死刑犯，一个不少的，全都在一九一
七年一月二日被普安卡雷总统特赦了，把死刑改为终身劳役。特赦令是在“黄昏宾果”事件前
四天发布的，玛奈克的临时辩护人炮兵上尉是在四日那天在军营里接到特赦通知书的，可是有关单位一定早在这以前就接到电报了。好，现在艾斯普兰萨还有什么话说？
玛蒂尔德花了一点时间，把思绪整理了一下，对鲁维说：“我不是不相信你那军官朋友的话，可是，他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的确有这么一份通知书？”
鲁维弯身靠向她，声音突然变得响亮刺耳，使玛蒂尔德把头往后缩了一下。他对她说：“我亲眼看到了那份通知书。”
已退休的诉讼代理人把特赦通知书交给了“军官朋友”。鲁维今天中午把这份文件念了又念。他在特赦文件上看到玛奈克·让·朗格奈和另外十四个死刑犯的名字，他仔细地念了判决理由，也看到了减刑的决定、日期和雷蒙·普安卡雷总统的签名。玛蒂尔德能想像有任何一个法国军队将领胆敢违反总统的命令吗？
她当然可以想像任何将领一定会照总统的命令去办。但是，特赦令会不会抵达得太晚？如果死刑犯已经上路了？他们不是告诉艾斯普兰萨，在抵达丹鼓尔村由他押队以前，他们已经在路上漫无目标地走了两天两夜，个个走得筋疲力尽？
鲁维摇摇头，叹着长气，不明白为什么玛蒂尔德会找这么多理由，拒绝接受铁证如山般的事实？特赦令抵达得太晚！那么她要怎么解释为什么军方没有在判刑后立刻执刑，就像一般军事法庭审判的惯例一样？理由非常简单： 因为自从军事法庭被取消后，法国法律禁止军方在法国总统决定是否要特赦以前，立刻执行判决，纵使军方特别提出上诉也没用。所以在采取任何行动以前，大家都要等总统的决定。特赦令可能来得早，可能来得晚，但是来得太晚是绝不可能的事。鲁维再三强调：“绝对不可能太晚，不可能有这种事。”
他一定是看到玛蒂尔德脸上的表情，知道她无论如何还是有一套自己的想法，所以又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他也愿意试试当一次魔鬼的辩护律师。
“假设艾斯普兰萨所说的每个字都是真的；假设法国军方的确下令要他押送五个受了伤、疲惫万分的死刑犯到第一线的这个战壕去，而我是诉讼辩护律师，我想让你听听我在法庭上会有一套什么说词。某个部队在十六天之内，有二十八个士兵用相似的手法自残，严重打击士气，部队将领决定不计代价，一定要杀鸡儆猴，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他们感到一股集体反抗、不满、拒绝合作的浪潮正席卷整个部队，有些民意代表宣布，这股浪潮变本加厉，在次年的春天甚至淹没了整个法国军队。因为这种缘故，军方没等到总统特赦令的决定，就抢先把十五个人分成三组，每组五个人，分别被押送到三个不同的前线，故意让他们绕路、迷路。谁去管什么特赦令不特赦令的。这些家伙反正在特赦令下达前全都已经不在人间了。他们总得让别的弟兄看看这样胡作非为的下场是什么。他们没有权力执行判决？没问题。他们把这些家伙绑起来，把他们丢到对面去，让对面的那批人来执行判决。当他们都被杀掉以后，军方只需要把他们的名字加在阵亡官兵名单上。他们的家人甚至都被蒙在鼓里，以为他们被敌人所杀。至于所有参与其事的人——军官、军士、大兵，还有那些本土部队的、龙骑兵队的、火车长、医官、货车驾驶等等，一概都被分散开来，淹没在整个大战场上。其中有许多死了，死了的最干净了事，因为他们什么也不会说了。没死的也都保持沉默，这样才不会惹祸上身，这样才能维持退休金、养老金。懦夫也是哑巴啊！他们是没勇气站出来说实话的！这些生还的官兵，在停战协约以后回到家乡，对妻子儿女朋友邻居都有一些值得说的事情，谁会想到去讲述某个大雪纷飞的冬日所发生的惨剧？说了对他们自己又有什么用？他们讲述战争轶事也只不过保持自己在大家面前的英雄形象： 他们奋勇作战，儿女敬慕他们，妻子在附近杂货店总要宣扬炫耀一番丈夫的丰功伟业，譬如说他一个人就在凡尔登附近战事最激烈的地方，捕获了五十个敌军士兵等等，诸如此类的事。一九一七年一月六、七、八日，在布夏维纳战区成千上百的官兵中，只有人格健全的艾斯普兰萨有勇气站出来宣告： 我亲眼目睹的，是一场谋杀案，是对我国法律的漠视，是军方对民意机关和代表的歧视。”
一般在法庭上唇枪舌剑来往时，鲁维的对手想打断他的话头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玛蒂尔德听到这里，轻轻地拍了几下手，打断了鲁维的长篇大论。她说：“精彩，精彩！可是你不需要说服我，因为我的想法完全跟你一样。除了几个漏洞之外，我想事情的真相跟你所描述的差不到哪儿去。”
第三部分维多利亚女王的铜板（4）
“几个漏洞？”
玛蒂尔德不想伤害鲁维，不愿意再次提出她对其“军官朋友”的诚意并非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她告诉鲁维，她觉得“军官朋友”只找到一些他想看到的资料。如果他能看到守卫“黄昏宾果”军营的档案，那么，找到几个“黄昏宾果”生还官兵的姓名地址应该不是什么难事。这样就能得到更详细、更全面的资料了。
“凭什么资格？”鲁维反问她：“他要用什么借口来询问这些人？只要有一个人抱怨受到骚扰，甚或只是去外面胡言乱语一番，我们还有什么戏可唱？”
他搬来一把椅子放在她前面，坐了下来，用一种很伤感的声调对她说：“小玛蒂，你真无情无义！你要知道我这军官朋友为了我俩的友谊，可冒了相当大的险，仁至义尽，没什么他还能做的了。他访问了一个炮兵上尉、一个本土部队司令官的寡妇，还有一个军医官。如果他决定去访问他们，是因为他们彼此间有种默契，可以互相信任，知道对方绝对能保持沉默。至于你觉得他只找到了一些他希望看到的资料，第一，我不知道你到底想说什么；第二，我可以保证，以他军人的荣誉，并没有隐瞒那些让人看起来很不舒服的资料。我想，他一定等到今天上午把总统的特赦令拿给我看，确定我的反应后，才真正松了口气，放下心来。”
他弯身靠近她，一只手放在玛蒂尔德的肩膀上，对她说：“小玛蒂，我本来不想告诉你这件事的，免得加深你无谓的痛苦。军方接到特赦令后，把另外两个被押送到不同前线的死刑犯队伍叫了回来，把他们押解回丹特清村，在那里把减刑的通知书宣读给他们听。一直到今天，这十个人都还活着，在圭亚那的苦役营里磨石头呢！”
玛蒂尔德低下头来，久久没有动静。她感到鲁维放在她肩头的手指用了一点力，然后听到他说：“玛蒂，小玛蒂，别意气用事了。玛奈克已经死了。就算你有万分之一的机会证明你有道理，对死者又有什么好处？”
他亲了她一下，在她脸颊上留下淡淡一股薰衣草香水和烟草混合的气味，然后站了起来。当她抬起头来时，看到他正拿起丢在沙发上的风衣。她出声说：“请你把住在勒瓦罗的那个诉讼代理人的名字告诉我。”
他做了一个手势表示不可能，穿上风衣，围上一条灰色的羊毛围巾，戴上一顶灰呢帽，拿起手杖，说：“小玛蒂，你要明白，这场战争不但浪费了一大堆火药炸弹，而且还留下了一大堆公文档案。要把这些资料一件件整理出来再加以存档，可能要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如果你现在觉得我们找到的资料可信程度不高，那么你就得耐心等待，而且要凡事谨慎小心，因为现在这个过渡期的禁忌不少，有很多事是不能随便犯忌的。”
律师一走，玛蒂尔德就叫人把小起居间里的画图纸和墨水笔拿来。她立刻把刚才和鲁维的谈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免得以后有所遗忘。写完以后，她仔细念了一遍，发觉从这次谈话中，她又知道了许多新的情节，可是完全限于三段时间中的两段： 一九一七年一月七日星期天以前和一月七日以后。至于一月七日这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鲁维没告诉她任何她不知道的事。她知道那天战事惨烈，法军损失极端严重。其实严格说起来，关于这一天，她知道的比鲁维多。她想着玛奈克一个人在冰天雪地的“无人之地”堆雪人；她想像着一架低空飞机被手榴弹打下来；她想着“六分钱”在野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