旒业南备尽！ �
1926年初，得到家书的张幼仪取道西伯利亚回国，由于战乱的关系，归期一拖再拖。可怜的徐志摩在上海一面焦急的等待张幼仪，一面就更加思念远在北京的陆小曼，在徐志摩几乎每天一封给陆小曼的信中，表达着他的相思之苦：“眉眉，这日子没有你，比白过都不如。什么我都不要，就要你。我几次想丢了这里。”“眉眉，这怎好？我有你什么都不要了。文章、事业、荣耀，我都不要了。诗、美术、哲学，我都想丢了。有你我什么都有了。抱住你，就好比抱住整个的宇宙，还有什么缺陷，还有什么想望的余地？”对陆小曼的父母，徐志摩也是爱屋及乌，关怀备至：“你那边二老的起居我也常在念中。娘过年想必格外辛苦，不过劳否？爸爸呢，他近来怎样，兴致好些否？糖还有否？我深恐他们也是深深的关念我远行人，我想起他们这几月来待我的恩情，便不禁泫然欲涕！”
徐志摩困在家里的这几个月，也不能算是没有收获。得知陆小曼已恢复自由身，而自己的宝贝儿子又那样的坚决，非与陆小曼结婚不可，爱子心切的徐申如也退了一步，同意他们俩订婚，但形式上还得经过张幼仪这一关，并且，要胡适出面，担任介绍人。徐志摩见婚事有望，高兴得想马上回到北京向陆小曼求婚，在2月21日给陆小曼的信中，他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眉，所以你我的好事，到今天才算磨出了头，我好不快活。今天与昨天心绪大大的不同了。我恨不得立刻回京向你求婚，你说多有趣。”“我急想回京，但爸还想留住我，你赶快叫适之来电要我赶他动身前去津见面，那爸许放我早走。”
虽然徐申如不想让儿子早早回北京，但忍耐不住相思煎熬的徐志摩还是于1926年4月份抽空回了一趟北京，与陆小曼双双重游北海。
但徐志摩不能在北京久留，因为张幼仪随时可能回到上海。终于，1926年的夏天，张幼仪抵达了上海。第二天，她就去拜望徐申如，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她不反对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事。
过了第一关，徐申如还是不肯爽快的答应，7月9日，徐志摩在硖石的西山上与父亲做了一次恳切的交谈，但效果并不怎么理想。在给陆小曼的信中，他提及了自己的不愉快：“眉：我还只是满心的不愉快，身体也不好，没有胃口，人瘦的凶，很多人说不认识了，你说多怪。但这是暂时的，心定了就好，你不必替吾着急。今天说起回北京，我说二十，爸爸说不成，还得到庐山去哪！我真急，不明白他意思究竟是怎么样！”后来，经胡适、刘海粟等人的调解，徐申如最后勉强答应，但他也提出了三大条件：
一，结婚费用自理，家庭概不负担；
二，婚礼必须由胡适做介绍人，梁启超证婚，否则不予承认；
三，结婚后必须南归，安分守已过日子；
为了能与陆小曼结婚，徐志摩这三条都答应。
既然父亲同意了他们的婚事，但又不放他早回北京，闲在硖石徐志摩马上就开始动手准备他的新房，并把新房取名为“眉轩”。
在硖石呆了几周后，徐志摩终于回到了北京。1926年8月14日，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海公园举行订婚仪式。10月3日，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海公园举行婚礼。那一年，徐志摩31岁，陆小曼24岁，胡适是介绍人，梁启超证婚。
徐申如并没有到场参加儿子的婚礼。证婚人梁启超对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姻也是极度的不满。梁启超当着众人的面，给了他们一顿严厉的训斥：“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让他们“勿再做过来人！”事后，梁启超写信与其女令娴，对于他心爱的门徒徐志摩尚系出于怜悯的善意，对于小曼则竟以“祸水”、“妖妇”看待。“我看他（指志摩）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痛苦更无限，所以对于那个人（指小曼），当头给了一棒，免得将来把志摩弄死。”又说他爱志摩，怕他将遭灭顶之凶，要拉他一把。任公并说小曼离婚再嫁，为“不道德之极”。
结婚第二天，徐志摩和陆小曼就到清华园梁启超的寓所申谢。1926年10月，徐志摩和陆小曼奉徐申如之命回到浙江硖石。
第三部分 开拓文艺的新土第28节 编辑副刊
新月社的失败，使徐志摩不得不另某途径，1925年9月底，他应陈博生、黄子美之邀，正式担任了《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这就开始了徐志摩文化活动的一个新时期，也是他一生最辉煌、最意气风发的一个时期。
10月1日，徐志摩编辑的《晨报副刊》开始出版，他在首期上发表了《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一文，表明其办刊方针。
徐志摩早就想办一份报。早在1923年3月，梁启超就推荐徐志摩去《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当编辑，可惜没有成功。这年冬天，张君劢组织成立了理想会，想办《理想》月刊，邀请徐志摩一起参加，并向他约稿，这一计划后来落空了。1924年，新月社成立后，他又想办《新月》周刊或月刊，又没办成。泰戈尔来华访问时，曾建议徐志摩办一份英文季刊，希望借此建造一条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徐志摩为此事曾经邀请金岳霖担任杂志的编辑工作，但因为北方战事又起，办刊的事就停了。徐志摩说没有办成的原因不是没有人，不是没有钱，而是他自己的“心不定”。一个朋友叫他云中鹤，又一个朋友笑他“脚跟无线如蓬转”，他自己也老是又“今日不知明日事”的心理。因此这几年，徐志摩觉得自己只是虚度，什么事都没办成，非常惭愧。
1924年，徐志摩认识陈博生后，就时常替《晨报》写些杂文。这年，黄子美随便说起要徐志摩去办副刊，徐志摩连听都没有听。在这社会上办报本来就是无奈的事情，一个月来一回还可以支持，一周开一次口已是很勉强的了，每天要说话简直是不可思议——垃圾还可以当肥料用，拿泻药打出来的烂话有什么用处。徐志摩当然不听他的话。3月，徐志摩要去欧洲，一班朋友都不肯放他走，其中最蛮横不讲理的就是陈博生与黄子美。徐志摩着急了只好行贿，说他们如果放他走，他回来时就替他们办副刊。他们就放了他，并且还请他吃饭饯行。徐志摩说其实他自己只是当笑话说，那时赌咒也不信有人能牵住他办报。徐志摩心想到欧洲去孝敬他们几封通信就行了。
7月，徐志摩回国后，陈博生与黄子美要他履行前约，比上次更蛮横，真像是讨债。有一天陈博生约了几个朋友谈，有人完全反对徐志摩办副刊，说他不配，像他这类人只配东飘西荡的偶尔挤出几首小诗来给他们解解闷。有人进一步说不仅反对徐志摩办副刊并且认为根本就不用办副刊，早几年也许是一种投机，现在早该取消了。那晚陈通伯也在座，他坐着不出声，听到副刊早就该死的话时，他说他本来也不赞成徐志摩办副刊的，他也是最厌恶副刊的一人；但为要处死这副刊，趁早扑灭这种流行病，他倒是改变了主意，反而赞成徐志摩来办《晨报副刊》；第一步逼死别家的副刊，第二步掐死自己的副刊，从此人类就可以消灭副刊的灾祸了。徐志摩觉得他的话很俏皮，但太恭维他了，好像徐志摩真有能力在掐死自己之前逼死旁人似的！那晚还是没有结果。
后来陈博生又拿实际的利害来引诱徐志摩。陈博生说，徐志摩不是成天想办报吗？但假如他另起炉灶，无论理想不理想、新月不新月，第一件事徐志摩就得准备贴钱。反过来说，副刊是现成的，徐志摩来，他们就有薪水给他，可以免得做游民，岂不是一举两得！这利害的确是很分明，徐志摩不能不打算了，但他一想起每天出一刊，就脑袋发胀。他说他愿意帮忙但日刊实在太难，假如《晨报》周刊或是甚至三日刊的话，他总可以商量。这一来徐志摩可被抓住了，陈博生立即说好，那他们就为徐志摩特别想法子，徐志摩就管三天的副刊那总合适了。他们这样的恳切，徐志摩再也不好意思拒绝。
过了一天陈博生又来疏通徐志摩说三天其实转不过来，至少得四天。徐志摩说那他只能在字数里做伸缩，他尽力而为也只能每周管三万多字，实在三天匀不过来，那他只能把三天的材料摊成四分，反正数量不代表质量。他们没办法，只能随徐志摩了。这样笑话就变成了实事，徐志摩是没想到的。但同时徐志摩还警告陈博生，说办就办，办法可得完全由他，他爱登什么就登什么，万一将来犯什么忌讳出了乱子累及《晨报》本身的话，只要自以为有交代，他可不能怨自己。
在《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中，徐志摩详细交代了自己接办的过程，并向读者表明了自己的公正立场：“但我自问我决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理，我是不来的，谀附言论界的权威者我是不来的，取媚社会的愚暗与褊浅我是不来的；我来只认识我自己，只知对我自己负责任，我不愿意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说的，我要说的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说：我来就是个全权的记者，……我自己是不免开口，并且恐怕常常要开口，不比先前的副刊主任们来得知趣解事，不到必要的时候是很少开口的。”
徐志摩特别介绍了他的朋友里最多才多艺的赵元任。他是从天上的星到人类肠子里微菌、从广东话到四川话、从音乐到玄学、没有一样不精；他是一个真的通人；但他最出名的是他的“幽默”，谁要听赵元任讲演不发笑他一定可以进圣庙吃冷肉去！徐志摩想给他特辟一栏，随他天南地北的乱说，反正他口里没有没趣味的材料。他已经答应投稿；但徐志摩为防他懒，所以第一天就替他特别登广告，先留住他再说，因为“一将难求”。
徐志摩雄心勃勃，想在这块园地上大显身手，同时他交游甚广，人缘又好，并且总是热情积极地向文艺界、知识界的著名学者、专家约稿。如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赵元任；曾任《政治学报》主笔的张奚若；上海的郭沫若、吴德生、张东荪；武汉的郁达夫、杨振声等，还特请了姚茫父、余越园谈中国美术；刘海粟、钱稻孙、邓以蛰谈西洋艺术；戏剧家余上沅、赵太侔谈戏剧；闻一多谈文学；天文学家翁文灏、化学家任叔永等谈科技；音乐家萧友梅、赵元任谈西洋音乐；考古学家李济之谈中国音乐。至于徐志摩那些日常见面的朋友，如胡适、陈西滢、张歆海、丁西林、陈衡哲、凌淑华、陶孟和、江绍原、沈性仁等更在被邀之列。他还向当时的新进作者如沈从文、焦菊隐、于成泽、钟天心、陈镈、鲍廷蔚等发出了号召。另外还在欧洲的金龙荪、傅孟真、罗志希，徐志摩也盼望他们的文章也能过来。从德国回来的宗白华、快从法国回来的江西谢，徐志摩也要邀请。
当时，除郭沫若等个别人后来始终不曾理睬这事、没为副刊写过一个字外，多数人都捧了徐志摩的场，给副刊送来了不少稿子。徐志摩本人也在副刊上发表了大量文字。《晨报副刊》在徐志摩的手中果然面目一新，很有特色。
第三部分 开拓文艺的新土第29节 苏俄问题
关于苏俄仇友赤白问题的讨论是由徐志摩的朋友张奚若发难的。
1925年10月6日，刚上任不到几天的徐志摩就在《晨报》社会栏中发表了陈启修的《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该文针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苏联同样是帝国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不主张将苏联成为帝国主义，不主张把苏联定为敌人，并赞扬苏维埃政权，认为苏联是中国人的朋友。
被人成为“大炮”的清华政治系教授张奚若马上写了《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进行反驳。他的文章10月8日发表在《晨报副刊》的头条位置上。他认为，苏俄对中国的态度是：“假共产为名，为自己私利，在我们情形迥不相同的国家，利用判断力薄弱的青年，智识寡浅的学者，和惟个人私利是图的政客，大捣其乱的人们，更是我们的敌人。陈先生说苏联虽不是帝国主义式的敌人，其为害我们中国的地方更甚于帝国主义式的敌人，我们防备他比防备帝国主义式的敌人更应该严密一点。”
于是，双方引起了一场政治问题的大争论。
一周后，徐志摩在“文艺栏”特设了“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和“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两个专栏，集中发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