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双方引起了一场政治问题的大争论。
一周后，徐志摩在“文艺栏”特设了“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和“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两个专栏，集中发表不同意见的稿件。同时，徐志摩又在“社会栏”中特设了“对俄问题讨论专号”，从而引发了一场热闹的政治大论战。
这场争论持续近两个月，《晨报副刊》共发表各类文章近30篇，其中张奚若的文章最多，另外有刘勉己、徐志摩、梁启超、张慰慈等。
作为讨论组织者和主持人的徐志摩在10月22日的《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前言》中，他第一要声明的是《晨报副刊》（每周一、三、四、六是徐志摩主编的，此外不关他自己的事）决不是任何党派的宣传机关；《晨报副刊》撰稿选稿是徐志摩个人完全除外的特权与责任。《晨报》主人有一天干涉他的时候，可能就是他辞职的时候，因为他不能忍受不完全的信任。《晨报》本身的主张徐志摩绝对不过问，他也管不着，也不想管。他知道的只是凭他自定的标准与能力编辑这每周四张的副刊。办好是徐志摩的功劳，办坏是徐志摩的罪责，没有第二个人分得着。
比如这次在讨论中的中俄问题，徐志摩个人自信是无成见的。徐志摩说自己天天抓紧了拳头问这时代要的只是忠实的思想，不问它是任何的倾向。谁要看懂他上周那篇《从小说讲到大事》，他就认清了徐志摩的评价标准。徐志摩他恨一切私利动机的活动，恨作伪、恨愚暗、恨懦怯、恨下流、恨威吓与诬陷。他爱真理、爱真实、爱勇敢、爱坦白、爱一切忠实的思想。徐志摩曾经登载张奚若反对俄国人帮助中国人进天堂的文章，因为他信得过张奚若的见解至少是独立的，不含别种动机的，忠实的。他也许错误，他也许有他看不到的地方，谁知道；但他的议论至少是对他自己完全忠实的。同时徐志摩也决不拒绝反驳他的文章，只要来者符合他的标准——忠实。有一部分徐志摩不刊出的来稿，是为它本身没有什么新发现，或是写得太不清楚；但他决不以正反定取舍。张奚若最初说《晨报》不应该登载赞成或隐利苏俄的文章，徐志摩不这样想。他心目中的友只是他上面列举的几条“我爱”；他的敌人也就是上面列举的几条“我恨”。这标准似乎很空泛，不着边际，但徐志摩再也想不出更合理的标准。
江绍原说徐志摩“尚不失赤子的心”，他觉得是安慰，因为徐志摩信得过他这句话里没有混入“爱伦内”。就凭着这一点“赤子之心”，如果他真的不曾完全失去，徐志摩才敢来与众人相见。
徐志摩现在特辟这“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一栏，专为登载关于中俄关系乃至联起的中国将来国运问题，盼望国内有思想的特权与责任的朋友们共同来讨论这件大事。
徐志摩在这场讨论中比较注意自己的中立立场，另外，他也表现出明显的排斥苏联的倾向。徐志摩写下《列宁忌日——谈革命》，发表在1926年1月21日的《晨报副刊》上。这篇文章中，徐志摩全面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看法，他说：“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基于个人主义的信仰，他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由于徐志摩的政治倾向，苏俄仇友赤白问题在副刊，就以“反共仇苏”这一意见稍占上风。
第三部分 开拓文艺的新土第30节 闲话之争
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期间的另一场论争是鲁迅、周作人与徐志摩的好友陈西滢的论战。这次论争是留日知识分子与留美知识分子的一场较量，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自由的论争。
1925年5月，由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事件，鲁迅兄弟等人与陈西滢展开论战。
生性不爱管闲事、不爱与人争执的徐志摩在鲁迅等人与陈西滢的论战中，一直没有说话。
徐志摩最先表示关注这件事的是在1926年1月13日，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徐志摩在文中称赞了陈西滢的学问、文章及品格。他是在看了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关于法郎士的《新闲话》有感而发。正在论战中的鲁迅兄弟看到文章后很恼火，认为徐志摩也参加进来并为陈西滢助威。
周作人于是发表了《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刊登在1月20日的《晨报副刊》上，他表示不敢赞同徐志摩对陈西滢的恭维，还责备徐志摩是非不明。在同一期《晨报副刊》上，徐志摩发表了自己的《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对周作人的责难进行了辩解，并想在此次争论中做和事佬。这种天真的和稀泥做法徒劳无功，双方都不买账。况且在这种争论中，徐志摩很难做到对两方都不偏不倚，但他觉得有必要以他那种尴尬的角色调解双方。
于是，徐志摩在1月30日发表了《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声明：“无论如何，我以本刊记者的资格向读者们道歉，为今天登载这长篇累牍多少不免私人间争执性质的一大束通信。”在这天的副刊上，徐志摩用整版的篇幅刊发了一组关于“闲话”的论战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是陈西滢的。
徐志摩说陈西滢是他的朋友，是他最佩服、最敬爱的一个朋友。陈西滢的学问、人格都是无可置疑的。他心眼是有点儿窄，但他也不是好惹的。关于陈西滢在闲话里对时事的批评，徐志摩也是同意陈西滢的时候多，虽然他并没有陈西滢那种说闲话的天才与兴致。至于周氏弟兄，徐志摩说他与他们私人交情很浅。他从来没有见过鲁迅，与周作人相识，但见面的次数并不多。对鲁迅的作品，徐志摩说他读得很少，就只读过《呐喊》集里的三两篇小说和《热风》集里的几页，那是因为最近有人尊他是中国的尼采，徐志摩才去读的。鲁迅平常写的零星的杂感类的文章东西，他即使看也是白看，因为他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周作人的作品他也没有全看，但比看鲁迅的要多。徐志摩也很佩服周作人，尤其是他的博学。他爱小挑剔，徐志摩是知道的，他自己也承认。
犹豫踌躇的结果，徐志摩还是把陈西滢投来的稿件照常刊登出来，并且也负代登的责任。
徐志摩的理由如下。
虽然这场争执表面上看来是看私人性质的，但它所涉及的当事人多是现代的知名人士、舆论界、思想界的领导者，并且这场争执是因为1925年教育界最重要的风潮，它的影响就不仅仅限于社会，而且会牵涉到政治和道德。在双方各执一是的时候，旁边人只觉得迷惑。这事情有根本洗刷一下的必要，如果是非多少还有标准的话。陈西滢一向是处于孤单的位置，他一个人冷清清地说他的闲话。相反，骂陈西滢的却是极不孤单的，骂的笔不止一枝，骂的机关不止一个。这究竟是因为陈西滢确实有冒犯众怒的地方，还是对方仗着人多势众、发表机关很多特地来破灭这闲话所代表的见解。如果前一个假定正确，那陈西滢是活该，否则徐志摩等那些不会混入是非旋涡的人就应该就事论理，来下一个公正的判断。
怨毒是可怕的。私人间的小仇恨往往酿成无法预料的大灾祸。酝酿怨毒是危险的；就像藏着脓疮不开刀，结果更无法开交。在这场争执里，双方都郁积了多少的怨毒是不容讳言的，这不是戏谑，这是纯粹的虐待。这刀之所以应该当众开，是因为更基本的事实：彼此同是在思想界和舆论界有名望、有责任的人，同是在这纷乱的时期肩负着各尽所长清理、改进的责任的人，同是对在迷途中的青年负有指导、警醒的责任的人。是人就有错误，就有过失，在行为举止上或思想意见上。人们受教育为的就是要训练理智来驾驭本性、涵养性情来节制意气。这并不表明人们因此就得贪图和平，处处不露棱角，避免冲突。不，人们在小地方养正是准备在大地方用。一个人如果纯粹为于己无关的动机、为正义、为公道奋斗时，我们就佩服他。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或言论中包含有私己的因素，那时不论他怎样找借口，也是不能容许他。例如这一次争执，双方似乎都尽情发泄了，像徐志摩这样的旁观者就应该来考察一下，究竟这场纠纷的背后有没有关系人道的重大问题，值得有血性的人们奋力拼搏——例如法国的德来福斯的案子，起因虽小，却含义重大——当前的问题是不是同性质的？还是这里面并不包含什么大问题，有的只要两边或一边弄笔头开玩笑过分了的结果。那就好办了，说开了朋友还是朋友，本来不是朋友，也不至于变成仇敌。
为了这几个理由，徐志摩决定登载陈西滢的稿件。在副刊这也算是一个结束，从徐志摩的那篇《“闲话”引出来的闲话》起，经过周作人的《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到陈西滢的总清账为止，以后除了有新发明的见解，徐志摩声明，关于此事辩难性质的来件，副刊不登载。
徐志摩强烈呼吁双方停战，这也只是他的一厢情愿。陈西滢接着在《致徐志摩》的信中更不客气地斥责鲁迅。鲁迅也不依不饶，说自己所遇到的只不过是“几个家丁”的叫骂，刚开始，就关门了，“据说‘不再打这样的笔墨官司了’”。这自然又将陈西滢与徐志摩一块儿骂了。
不爱意气之争的徐志摩对这种事实在不感兴趣了，不过，他仍然执着地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一再劝解争执的双方。1926年2月3日，徐志摩在副刊上发表《结束闲话，结束闲话！》，呼吁双方停战：“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让我们对着我们自己不十分上流的根性猛喝一声。”
徐志摩在私下里也劝说双方不要再战了。1926年1月31日，他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说，关于这场笔战的事情，他与俞平伯、江绍原等人谈过，大家都认为有停息的必要，准备由两面的朋友们出来劝和。过去的只当是过去的，从此大家齐心协力来对付真正的敌人，省得闹这无谓的口舌，叫俗人们笑话。关于闲话之争，徐志摩说自己已是十三分的懊悔，30日那天也不该登载那一大束通信。但如今他非常高兴，因为周作人居然能持温和的态度。至于陈西滢，他这次发泄已算够了。彼此都说过不悦耳的话，就算两开了吧，看在徐志摩他们几个居中调解的朋友的份上，因为他还是深信彼此之间没有结仇的必要。这点极诚恳的意思，千万请周作人容纳，最好在徐志摩动身前再给他一句可以使他放心的话。
只要彼此放开胸膛，什么事都没有了。
徐志摩说他信得过陈西滢和周作人，但他担心鲁迅那里不好处理，希望周作人能从中调解，他说：“只有令兄鲁迅先生脾气不易捉摸，怕不易调和，我们又不易与他接近，听说我与他虽则素昧平生，并且他似乎嘲弄我几回我并不曾还口，但他对我还像是有什么过不去似的，我真不懂，惶惑极了。我极愿意知道开罪所在，要我怎样改过我都可以，此意有机会希为转致。”
鲁迅在看了徐志摩的《结束闲话，结束闲话！》后，在2月7日又发表了《我还不能“带住”》，双方继续论战。
第三部分 开拓文艺的新土第31节 自剖
1926年春，徐志摩接连发表在《自剖》、《再剖》、《求医》等一系列自剖文字，后收入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的散文集《自剖》。徐志摩在《自剖》、《再剖》中，大胆地向他人敞开自己的心扉，毫不掩饰自己思想上的苦闷、矛盾、疑惑，层层解剖自己，真实地向他人袒露他内心的一切和那颗理想破灭后挣扎中痛苦的心灵。
徐志摩在《自剖》中说他是个好动的人。每次他身体行动的时候，他的思想也仿佛跟着跳荡。他做的诗，有不少是在行旅期中想起的。他爱动，爱看动的事物，爱活泼的人，爱水，爱空中的飞鸟，爱车窗外掣过的田野山水。星光的闪动，草叶上露珠的颤动，花须在微风中的摇动，雷雨时云空的变动，大海中波涛的汹涌，都是触动他感兴的情景。只要是动，不论是什么性质，就是他的兴趣，他的灵感；是动就会催快他的呼吸，加添他的生命。
但近来他大大的变样了；他的肢体已不如原先的灵活；他的心也感受到了不知年岁还是什么的拘束，动的现象再也不能给他欢喜和启示。先前他看着在阳光中闪烁的金波，就仿佛看见了神仙宫阙，荒诞美丽的幻觉就在他的脑中一闪闪的掠过。现在不同了，阳光是阳光，流波是流波，无论景色怎样灿烂，再也照不化他呆木的心灵。他的思想似岩石上的藤萝，贴着枯干的粗糙的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