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他的思想似岩石上的藤萝，贴着枯干的粗糙的石面，困难的蜿蜒着；颜色是苍黑的，姿态是倔强的。
徐志摩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变化来得这么突兀和深彻。原先他在人前觉得自己是一注流泉，有飞沫和闪光。现在这泉眼，却仿佛叫一块石板不留余隙的给镇住了。他再没有先前那样蓬勃的情趣。每回他想说话时，就觉着那石块的重压，怎么也掀不动、推不开，结果只能自安沉默！他觉得自己沉闷的心里有嘲讽吊唁的谆嘱：“你再不用想什么了，你再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你再不用开口了，你再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
徐志摩说他的思想或经验并不曾受过什么过分剧烈的刺激。他自己的处境向来顺的，现在更是顺了。那么为什么会有变化？1925年他到欧洲去时，他就像一只初长毛角的野鹿。什么颜色都让他的视觉激动，什么香味都让他的嗅觉兴奋。他在意大利写游记时，情绪活泼，兴趣醇厚，一路来眼见耳听心感的种种，都栩栩如生地聚集在他的笔端。但第二年的如今，他到南方去，一个多月的时间，眼见耳听心感的事物也不少。他未动身前自喜又可以有机会饱餐西湖的风色、邓尉（山）的梅香。有好多朋友也曾希望他在这闲暇的假期中采集一点江南风趣，归来时，至少也该带回一两篇爽口的诗文，给在北京泥土的空气中活命的朋友们一些清醍的消遣。但事实上不但在南方时他白瞪着大眼，看天亮换天昏，又闭上了眼，拼天昏换天亮，一枝秃笔跟着他涉海去，又跟着他涉海回来，正如岩洞里的一根石笋，压根儿就没一点摇动的消息。徐志摩回京后，任凭朋友们怎样催促，自己良心怎样责备，自己的笔尖上还是滴不出一点墨汁来。他也曾勉强想想，勉强想写，但到底还是白费！最可怕的是这心灵骤然的呆顿。
可能是与时局有关系吧。他到北京没几天就碰到了空前的血案。五卅事件发生时他正在意大利山中采茉莉花编花篮儿玩。翡冷翠山中只见明星与流萤的交唤，花香与山色的温存，俗事俗气是吹不到的。直到他到了伦敦，才知道了国内风光的惨淡。等他赶回来时，设想中的激昂，又早变成了明日黄花，看得见的痕迹只有满城黄墙上墨彩斑斓的“泣告”。
这回却不同。徐志摩觉得屠杀不仅是在自己居住的城市里发生，有时竟觉得它是自己灵府里的一个惨象。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就像国务院前的断脰残肢，再也不能回复生动与连贯。但这深刻的难受是无名的，是不能完全解释的。这次悲惨的事变引起的愤慨与悲切是一件事，但同时有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在这根本起变态作用的社会里，什么怪诞的情形都是可能的。屠杀无辜，还不是年年最平常的现象。自从内战纠结以来，在受战祸的区域内，哪一处村落不曾分到过遭奸污的女性，屠残的骨肉，供牺牲的生命财产？这无非是给冤氛团结的地面上多添一团更集中更鲜艳的怨毒。再说哪一个民族的解放能不浓浓的染着烈士的鲜血？俄国革命的开幕就是冬宫的血景。只要中国人有眼力认定，有胆量实行，他们理想中的革命，这次羔羊的血就不会是白流的。所以徐志摩个人的沉闷绝不完全是这次惨案引起的感情作用。
爱和平是徐志摩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他的神经总是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还是在奉直战争的时候，他就觉得过的是一团漆黑的日子。每晚更深时，他独自抱着脑袋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他的头顶上。—直到他写下《毒药》那几首咒诅诗后，他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缓和下去。这次又是同样的情形，他只觉着烦闷，感想来时只是破碎，笔头只是笨滞，身体也不舒服，像是蜡油涂抹住了全身毛窍似的难过。一天过去了又是一天，他却又在重演更深独坐箍紧脑袋的姿势。而那窗外皎洁的月光，分明是在嘲讽他内心的枯窘！
他不能叫时局来替他思想骤然的呆顿负责，他得往自己生活的底里找去。
平常有几种原因可以影响人们的心理。实际生活的牵掣可以劫去心灵所需要的闲暇，形成一种压迫；在某种热烈的想望得不到满足时，又能感觉到精神上的烦闷与焦躁；失望更是内心不平衡的一个大原因；较剧烈的种类可以麻痹灵智，淹没理性。但这些都不是徐志摩的病源。因为他在实际生活里已经得到十分的幸运，因此，在他的潜在意识里不该有什么受压的欲望在作怪。
实际上，另有一种情形可以阻塞或是减少人们心灵的活动。舒服、健康、幸福是人生的目标，因此人们推想痛苦的起点是在望见那些目标而得不到的时候。常有人说“假如我像某人那样生活无忧我一定可以好好的做事，不比现在整天的精神全花在琐碎的烦恼上。”人们又常常设想幸福的境界，他们想“只要有一个意中人在跟前那我一定奋发，什么事做不到？”但事实上，这些不一定是帮助或奖励心灵生活的条件，有时正好相反。人们看不起有钱人、社会上的得意者、肌肉过分发达的运动员，也因为如此。而且年少人幻想中的美满幸福，徐志摩说等到当真有了红袖添香，他们的书也就读不出所以然来了，更不用说在学问上或艺术上更认真的工作。
那么生活的满足是徐志摩自己的病源吗？
徐志摩的一个知心好友对他说，在以前的日子里，正因为他的生活不得平衡，正因为他有欲望不得满足，所以他的压在内里的力比多就形成了一种升华的现象，结果徐志摩就借文学来发泄他生理上的郁结，这情形又容易在意识里形成一种虚幻的希望，因为他的写作得到赞许，他就自以为确有相当的创作天赋以及独立思想的能力。但他只是自怨自艾，实在他并没有什么超人的天赋，他的设想多半是虚荣，他的以前的成绩只是升华的结果。所以现在等得他的生活换了样，感情上有了安顿，他就会发现他向来写作的来源顿呈萎缩甚至枯竭的现象。而他又不愿意承认这种情形的实在，妄想到他的身子以外去找思想枯窘的原因，所以他就感到深刻的烦闷。他只是对他自己生气，不甘心承认他自己的本相。
他的朋友说他对文艺并没有真正的兴趣，对学问并没有真正的热心。他本来也没有什么更高的志愿，除了相当合理的生活，他只配安分做一个平常人，享用命里注定的幸福。在事业界、文艺创作界、学问界，全没有他的位置，他真的没有那能耐。不信他只要自问在他心里有没有那无形的推力，整天整夜的恼着他、逼着他、督着他放开实际生活的全部，到不可琢磨的创作境界里去冒险？最关键是那无形的推力或冲动，没有它人类就没有科学、文学、艺术，没有一切超越功利实用性质的创作。在国外有多少人被这无形的推力驱使着，在实际生活上变成一种离魂病性质的变态动物，不但人间所有的虚荣永远沾不上他们的思想，就连维持生命的睡眠饮食，在他们也不重要，他们全部的心力只在那无形的推力所指示的特殊方向上集中应用。怪不得有人说天才是疯癫。如果他是一个美术家，恼着他的就是怎样可以完全表现他那理想中的形体。一个线条的准确，某种色彩的调谐，在他看来比他生身父母的生死与国家的存亡更重要更迫切。专门学者中有终身掘坟墓的、研究蚊虫生理的、观察亿万万里外星星的运动的，并且他们决不问社会对他们的劳力是否有认识，他们被无形的推力的魔鬼蛊定了。
他的朋友说这是关于文艺创作的话。徐志摩可以自问有没有这种情形。他也许经历过灵感，但却不要把刹那误认作永久、虚幻认作真实。至于思想与真实学问，那也得背后有一种推力。做学问需要有原动的好奇心和天然热情的态度去做求知识的工夫。真正的思想家，除了特强的理智，还得有一种原动的信仰。信仰或寻求信仰是一切思想的出发点。自古没有一个思想家不是宗教性的。他们各按各的倾向，一切人生的和理智的问题是实有的：神的有无、善与恶、本体问题、认识问题、意志自由问题，在他们看来都是紧迫的现象，要求合理的解答——比山岭的崇高、水的流动、爱的甜蜜更真更实在。他们的一点心灵水远在他们设想的问题周围飞舞、旋绕，正如灯蛾之于火焰，牺牲自身来贯彻火焰中心的秘密。
他的朋友说他没有这种惨烈的情形吧？他的心幕上可能有思想的影子，但也许只是虚影，像水面上的云影，云过影子就跟着消散，不是石上的印痕越日久越深刻。
这样一来，他倒可以安心了！因为个人最大的悲剧是设想一个虚无的境界来谎骗自己；骗不到底时就得忍受幻灭的苦痛。与其那样，还不如及早认清自己的深浅，不要把不必要的负担，放上支撑不住的肩背，压坏了自己，还难免旁人的笑话！他的朋友最终说：“朋友，不要迷了，定下心来享你现成的福分吧；思想不是你的分，文艺创作不是你的分，独立的事业更不是你的分！天生扛了重担来的那也没法想（哪一个天才不是活受罪！）你是原来轻松的，这是多可羡慕，多可贺喜的一个发见！算了吧，朋友！”
第三部分 开拓文艺的新土第32节 再剖
徐志摩说他现在的苦恼就像喝醉了想吐吐不出或是吐不爽快的感觉，肠胃里一阵阵的作恶，腥腻从食道里往上翻，喉关捏着住、逼着、逗着，不给人痛快。徐志摩写的《自剖》就像是吐出来的几口苦水，过后只是更难受，更觉着往上冒。他想要孤寂，要一个静极了的地方——森林的中心、山洞里、牢狱的暗室里——再没有外界的逼迫或引诱，再不需计较别人的意见、喝采或嘲笑；当前惟一的对象是自己：自己的思想、感情、本性。那时它们再不会躲避、隐遁，赤裸裸的听凭自己察看、检验、审问。这时可以放胆解去自己最后的一缕遮盖，袒露自己最自怜的创伤、最掩讳的私亵。那才是痛快一吐的机会。
但徐志摩现在的生活情形不容他有那样的机会。白天太忙（在人前一个人的灵性永远是蜷缩在壳内的蜗牛），夜间，静是静了，人可又倦了，惦着明天的事情又不得不早些休息。啊，他真羡慕台上放着的那块唐砖上的佛像，他在莲台上瞑目坐着，什么都摇不动他那入定的圆澄。而自己只是在烦恼网里过日子的众生，怎敢企望那光明无碍的境界！有鞭子下来，躲避；见好吃的，垂涎；听声响，着急；逢着痛痒，恼怒。我们是鼠、狗、刺猬、天上星星与地上泥土间爬着的虫。哪里有工夫，即使有心想亲近自己？哪里有机会，即使想痛快的一吐？
前几天也不知经过几度挣扎，徐志摩才呕出那几口苦水，这虽然难受，但多少总算是发泄。事后他觉得愧悔，因为不该拿一己的苦闷，强迫读者们陪他吞咽。是苦水就不免熏蒸的恶味。他承认这完全是他自私的行为，不敢奢望宽恕。他惟一的解嘲是这几口苦水的确是从他自己的肠胃里呕出——不是去脏水桶里舀来的。他不曾期望同情，他只要朋友们认识他的深浅；他最怕朋友们的容宠形成虚拟的期望；他这操刀自剖的一个目的，就在及早解卸他本不该扛上的负担。
是的，他还得往底里挖，往更深处剖。
最初他来编辑副刊，他有一个心愿。他想把自己整个儿交给能容纳他的读者们，他心目中的读者们、这时代的青年们。他觉得只有青年们的心窝里有容他的空隙，他要偎着他们的热血，听他们的脉搏。他要在自己的情感里发现他们的情感，在自己的思想里反映他们的思想。假如编辑的意义只是选稿、配版、付印、拉稿，那还不如去做银行的伙计。他接受编辑晨副的机会，就因为它不仅是机械性的任务。由于《晨报》主人的信任与容忍，徐志摩说《晨报》成了他的喇叭，从这里他自由地吹弄他那古怪的不协调的音调；它又是他的镜子，在这平面上描画出他古怪的不协调的形状。徐志摩说他也决不掩讳他的原形：“我就是我。”他第一次与读者们相见，就是一篇供状。他的经过、深浅、偏见、希望，他都曾经再三的声明，可能读者早听厌了。但初起他有一种期望是真的——期望他自己。也不知那时候为什么他竟有那活棱棱的一副勇气。他宣言他自己跳进了这现实的世界，存心想来对准人生的面目认他一个仔细。他相信自己的热心（不是知识）多少可以给他一些对敌力量的。他想拼命它一天，把自己的血肉与灵魂，放进这现实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