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真能夫妇智识相匹者，虽大学名教师中亦不可多得。⑧
这见解自然也有道理；而“犹可得之友朋”，却未免有些无可奈何了。但江冬秀只要有尺寸的进步，也真使胡适高兴。他接家书，中说“冬秀已不缠足”，便立即写信鼓励，希望她“在家乡提倡放足，为一乡除此恶习”。⑨可惜江氏年已20，足骨早已裹得变了形，放得太晚，已无法改变小脚的模样了。这是旧习俗旧礼教的罪恶，江冬秀也是千百万妇女无辜的受害者之一。后来胡适一生抨击中国旧文化，对“小脚”尤其痛恶，攻击唯恐不力，大约与江冬秀直接受害的经历也不无关系罢。
胡适在结婚前，除了照片，从未见过江冬秀。1917年夏天回国，曾去江村，想见冬秀一面。由于旧家风俗作梗，冬秀躲在蚊帐里不肯见。胡适后来回想，说“那时确是危机一发之时”，幸亏他善于体谅人，心想“此必非冬秀之过，乃旧家庭与旧习惯之过。我又何必争此一点最低限度的面子？我若闹起来，他们固然可以强迫他见我，但我的面子有了，人家的面子何在？”因此，胡适还写信劝慰冬秀，说自己决不介意，她也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并约定这年寒假回来结婚。⑩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娶了一位小脚夫人（2）
果然，胡适如期回家了。婚期定在12月30日，正逢农历十一月十七日，是胡适27岁（实足年龄为26岁）的生日。这天，胡家宾客如云，喜气盈门。胡适是个新人物，要改革旧婚礼，在乡间举行文明结婚，来看热闹的人也就非常多。大门两边，贴着胡适自己写的大红喜联，词云：
三十夜大月亮，念七岁老新郎。其实新娘比新郎还大一岁，在当年更算是个老新娘了。故胡适的《新婚杂诗》五首之四又写道：
记得那年，你家办了嫁妆，我家备了新房，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换了几朝帝王，看了多少兴亡，锈了你嫁奁中的刀剪，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
只有那十年陈的爆竹，越陈偏越响！
在爆竹声中，新郎新娘拜见母亲，对胡母行三鞠躬礼，代替叩头。这时，冯顺弟乐得合不拢嘴，眼看着佳儿佳媳双双站立堂前，10年的宿愿成了现实，心中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她如今只盼着抱孙子了。
婚后，胡适在家里住了不到一个月。1918年1月11日，曾与一班朋友去游上庄西面的上溪山口，凭吊明末遗民“采薇子”墓。胡适作了一首五言诗，云：
野竹遮荒冢，残碑认故臣。
前年亡虏日，几个采薇人？
1月下旬，胡适留冬秀在家奉侍母亲，独自一人回北京去了。
这年夏天，江冬秀也到了北京。冬天，胡适的母亲便去世了。胡适与江冬秀又匆匆赶回上庄奔丧。这时江冬秀已怀孕，胡母虽然未抱到孙子，但第二年3月，长孙便出世了。胡适给儿子取名“祖望”，即祖母望孙之意，表达了他对母亲的纪念和孝心。
胡适与江冬秀，全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地地道道的旧式婚姻。作为五四时代名噪一时的新人物，胡适不背弃旧婚约，其实内心也决非平静。近年来发现他婚后不久写给好友胡近仁的信中，便吐露了一点真情：
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
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
正因为对母亲的一片孝心，使胡适婚前十多年间，虽有挣扎，却终于不毁旧约；
婚后又“力求迁就”，极力表现闺房之爱，强以快乐欢爱的外表，来掩饰无爱的内心，他的心境该是何等矛盾，何等凄苦！后来竟维持40多年，相伴相依，过了一辈子。其中甘苦，胡适既“不足为外人言”，外人见仁见智，谁又能猜得透呢。
然而，不论出于对母亲的孝心也罢，对冬秀的同情也罢，胡适毕竟没有背弃文化不高而又是小脚的江冬秀。他们的婚事，在五四时期，曾经获得社会上各种人物的赞许，特别得到许多旧人物的恭维。当时传说陈独秀个人行为不检，他以北大文科学长之尊，竟在北京寻花问柳，且因争风在妓院抓伤某妓下体。这种事情适为旧派攻击的口实。而胡适却与陈氏成了鲜明对照，不仅言论态度较陈独秀温和，尤其不背旧婚约一事，更占了许多意外的便宜。因此，旧派人物，不论真道学假道学，都鄙薄陈独秀而恭维胡适之。即如蔡元培、高梦旦等一些正派文人，也多推崇胡适，而不满于陈独秀。陈氏也终因私行不检点遭人攻击而被迫离开北大；甚至被人造作谣言，用以反衬胡适的不背旧婚约。胡适在日记里曾记有这样一件事：
最可怪的，人家竟传说独秀曾劝我离婚，甚至拍桌骂我，而我终不肯。此真厚诬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大概人情爱抑彼扬此，他们欲骂独秀，故不知不觉的造此大诳。
由这一件事，也可以窥见五四时期新旧思想和新旧伦理道德冲突的某些特点。当时的胡适正青年得志，名噪一时，是全国景仰的新文化代表人物。特别爱惜名誉的胡适，当此新旧思想和新旧道德冲突的时代，怎么会以自己的婚事去违忤社会舆论而损害自己已经获得的盛誉呢？
胡适自己说：“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这本身便是一个矛盾。深受西方民主、自由文化滋养的胡适，于家庭之事“岂不爱自由”？他对这桩地道的旧婚事，对这位颇为粗俗的小脚太太，本来是内心十分矛盾，绝不心甘情愿的。但他生平颇能克制，善于掩饰和隐藏，即如上述致胡近仁的吐露真情的信，他也担心泄漏天机，一再叮嘱近仁：“阅此书后，乞拉烧之，亦望勿为外人道，切盼，切盼！”如果近仁果然将此信拉烧，亦不为外人道，则外人怎么能知道胡适内心的矛盾与凄苦、挣扎和呻吟呢？
然而，对母亲的孝心也罢，对冬秀的理解同情也罢，以及对自己名誉的爱惜也罢，都不是爱情。胡适作为西化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已经认识到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曾经正确指出：“没有爱情的夫妇关系都不是正当的夫妇关系，只可说是异性的强迫同居。”他与江冬秀的婚姻，不正是在母亲所代表的旧礼教及传统习俗强迫之下的异性同居吗？为了母亲，胡适只能容忍迁就，情愿不自由；母亲去世后，便又难免挣扎和反抗。他写的惟一剧本《终身大事》，主旨便是反抗旧式包办婚姻，最后喊出：“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这是“五四”觉醒青年的呼声，也正是胡适自己隐痛难言的心声。在《别赋》一诗里，他情意绵绵地歌唱：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娶了一位小脚夫人（3）
我们蜜也似的相爱，心里很满足了。
一想到，一提及离别，我们便偎着脸哭了。
这般“情痴”情愫，与“情愿不自由”那种无爱的心境，形成何等鲜明的对照！面对与江冬秀的无爱的婚姻，胡适只好在诗文中去追求那自己作主的“蜜也似的相爱”，抒写内心的苦闷与希求，倾诉心灵深处的哀怨与相思。然而“过屠门而大嚼”，毕竟难以消解无爱的苦痛。于是，在胡适感情饥渴的天地里，撞进来一位曹声女士。1923年夏秋之间，胡适到杭州烟霞洞养病。当时已婚的曹声（名诚英）表妹正在浙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他们同住旅舍，每日里不是泛舟西湖，便去游山赏桂，有时登南高峰看日出，有时赴海宁观钱塘江潮，或品藻诗文，或赏月下棋。胡适沉浸在热烈的恋情之中。三个月很快过去了，曹声要回女师去了，临别前的一个夜晚，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下弦的残月，光色本凄惨；何况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
不久，声与丈夫离了婚，胡适却因顾忌江冬秀及儿女、事业的牵系，不敢再追求这种“神仙生活”了，致令声独居终生，“末路病呻吟，没半点生存活计”
；胡适也只好怀着无限的感伤与哀怨，吟唱“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罢了。
从此以后，胡适虽然仍有感情的丝丝牵系，却大致趋向平静，与江冬秀白首相依40年。在他们俩人40多个春秋的家庭生活中，甜酸苦辣，外人很少知道。但江冬秀自始至终是忠于她的博士丈夫的，因受胡适的感染与鼓励，她曾经努力学习文化，自修到可以读金庸小说，能写半通半不通的书信；管理家务也很有才能，很有魄力，是一位很能干的内助；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没有多少文化，更不懂学术为何物的江冬秀，竟也颇能信任并支持胡适选择的学术道路，对腐浊不堪的政界有相当明白的认识，并不希望胡适做官走上政治的路上去。然而冬秀的文化毕竟太低，在他们的共同生活中总难免这条鸿沟的隔膜。冬秀往往抓住胡适爱惜名誉这个弱点，“遇事不是乞怜，而是大吵大闹，逼得胡适不得不步步退却，迫使他与曹声断绝关系”。也因文化的关系限制，冬秀不信新医术，也欠缺现代医药知识，胡家有病人，非胡适在家“不能有新式的治疗”。教育孩子，冬秀也多采用乡间传统模式，“对儿子总是责备”，“总是骂他”，胡适曾多次劝导她，说：
以后我和你都得改变态度，都应该把儿子看作朋友。他们都大了，不是骂得好的了。你想想看，我这话对不对？
他们两人的不同态度，正是旧式传统的家庭教育与新式民主的家庭教育的根本差别所在，也反映出两人思想、文化以致生活方式上的难以弥合的差距。
这些都是后话。胡适终于没有背弃他的小脚夫人江冬秀，并且互敬互爱，即使表面佯装也罢，内心无爱也罢，毕竟是白首相依，终其一生。在江冬秀一面，也许是“幸运”的，然而在她“大吵大闹”之中却也透露出多多少少的不平与怨恨；
而对于胡适，则更是甜酸苦辣，充满矛盾、挣扎、容忍、迁就，以及满腹难言的隐痛与辛酸。这一对“五四”时代新旧思想文化和新旧道德冲突下的畸形婚配，究竟应如何评价，笔者在此如何能够简单作答呢？
① 江冬秀，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庚寅）农历十一月初八日生。安徽省旌德县江村人。据石原皋《闲话胡适》中说：“江村是旌德县的巨族，为全县之霸，她也是名门女儿。父名世贤，早逝。母吕氏，名贤英，亦系出名门，是旌德庙首吕探花的后裔。吕朝瑞探花是冬秀的曾外祖父，吕佩芳翰林是她的外祖父。江冬秀的舅母是胡适的姑婆，原来有亲戚关系。”（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一版，第45页）婚后生有二男一女。长子祖望，现在美国；次子思杜，留在大陆，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自杀，1980年平反；女素斐，早殇。1949年胡适逃亡美国后，江冬秀随后于1950年6月到纽约。1961年10月回到台湾省。1975年8月22日去世。终年86岁。与胡适合葬于台北南港旧庄墓园。
② 《藏晖室札记》卷九“五八 第九号家书”（1915年5月19日）云：
第三号信内所言冬秀之教育各节，乃儿一时感触而发之言，并无责备冬秀之意，尤不敢归咎吾母。儿对儿之婚事并无一毫怨望之意。盖儿深知吾母为儿婚姻一事，实已竭尽心力，为儿谋美满之家庭幸福；儿若犹存怨望之心，则真成不识事势，不明人情，不分好歹之妄人矣。……以上各节，以母书中有“时势使然，惟望尔曲谅此中苦心而已”，故书近年来阅历所得之言，以释吾母之疑虑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第647～648页）
可见第三号家书中必流露有不满意情绪，才引起胡母的疑虑，以致胡适又要在九号家书中加以解释。第三号家书不见于《藏晖室札记》。
③ 《藏晖室札记》卷十六“一八 读致韦女士旧函”（1917年5月4日）云：“昨在韦女士处见吾两三年来寄彼之书一大束，借回重检读之，乃如读小说书，竟不肯放手。此中大率皆1915与1916两年之书为多，而尤以1915年之书为最要。吾此两年中之思想感情之变迁多具于此百余书中，他处决不能得此真我之真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