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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里，胡适便提倡文学要“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认为这样的文学才能成为“真正文学”。在这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他进一步主张文学要描写“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应该“在文学上占一位置”。他又强调作家们要“注重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认为“不能作实地的观察，便不能做文学家；全没有个人的经验，也不能做文学家”。⑨胡适这种注重描写下层民众的民主主义观点和注重生活实践的观点，是传统庙堂文学所不可能梦见的，完全崭新的现代文学新观念。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文学观念的革新（2）
这年6月，《新青年》要出“易卜生专号”。胡适是最喜爱易卜生的，他与罗家伦合译了剧本《娜拉》（ADoll’sHouse，今译《玩偶之家》），又专门写了《易卜生主义》一篇大论文。文章开宗明义，说“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他就是借介绍易卜生，来向中国读者介绍和提倡写实主义。
他指出：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⑩
胡适要求作家睁开眼睛来看世界，正视社会生活的“真实现状”，“肯说老实话”，真实地表现社会生活，强调一个“真实”，这正是写实主义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特点。他一一介绍易卜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剧，认为这才是“真文学”。只有这样的真文学，像易卜生那样“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才能“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正因为如此，这种“真文学”表面上看去，像是消极的，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健康的，积极的。譬如医生诊了病，开了一个脉案，把病状详细写出，这难道是消极破坏的吗？
这年9月，《新青年》又讨论戏剧改良问题，胡适写了《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其中也曾着重从写实主义的角度，来鼓吹“悲剧观念”，抨击旧文学中那种粉饰现实的说谎文学，特别反对旧戏曲旧小说中的“团圆迷信”。他指出：
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做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工的颠倒惨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
“说谎的文学”，与鲁迅所指出的“瞒和骗的文学”何其相似，精神也完全一致，而对旧文学弊病的揭露又是何等中肯，何等深刻！胡适认为，这种团圆快乐的说谎文学，至多只能使人觉得一种满意，却不能使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起人们根本上的思量反省。只有悲剧的作品，像《石头记》那样，真实地写出林黛玉与贾宝玉的悲剧，“方才可以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使人对于人生问题和家族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对于《红楼梦》“老老实实的描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对于高鹗续书“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五四”文学革命期间，胡适所提倡的“活的文学”——工具用白话文，“真的文学”——创作方法采用写实主义，再加上周作人所倡“人的文学”——内容上以人道主义为本，这三个口号，便基本上概括了“五四”文学的新思潮，新观念。我国的新文学，便正是在这三个口号为代表的新思潮、新观念指导和影响之下，孕育，发生，发展，壮大，从而开创了一个文学现代化的新时代。
① 《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一，第22～23页。
② 李贽（1527—1602），号卓吾，泉州晋江（今属福建省）人，为明代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公开以“异端”自居，大胆抨击封建传统教条与假道学，终被统治者迫害入狱而死。在文学方面，倡“童心说”，反对剽窃摹拟，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曾评点《水浒传》（有人疑为后人伪托）、《西厢记》、《幽闺记》、《浣纱记》等。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省）人，明代文学家。他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时称公安三袁，而以宏道享名最盛。他一生力排前后七子的复古摹拟文风，强调抒写“性灵”。其思想受李贽的影响，重视小说戏曲和民歌在文学上的地位，在《狂言》里的《读书》诗中，曾把《离骚》、《庄子》、《西厢》、《水浒》及李贽的《焚书》并列。在《听朱生说水浒传》诗中又说：“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把《水浒传》摆在“六经”和正史之上了。
金圣叹（1608—1661），名人瑞，原姓张，名采，吴县（今属江苏省）人，明末清初文学评点批评家。清顺治十八年，因哭庙案被杀。他曾以《离骚》、《南华经》（《庄子》）、《史记》、杜工部诗、《水浒》、《西厢记》为世间六才子书（《辛丑记闻》），并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和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作了批点和删改。他批改《水浒传》大约成于崇祯末年，正当张献忠、李自成起义军大破明王朝官军，明王朝风雨飘摇，即将倾覆的历史时刻，金氏却把71回以后全部删去，并增入卢俊义梦见梁山泊头领全部被捕杀为结束。批语在艺术上颇有卓到见解，但也表现出反对农民起义的立场。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文学观念的革新（3）
③《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192～193页。
④同注①，第21页。
⑤参看《藏晖室札记》卷十三“二三 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1916年7月6日追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第939～944页；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二），《胡适文存》卷一，第73～77页。
⑥陈独秀所说的“十八妖魔”，“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的归（有光）方（苞）刘（大）姚（鼐）是也”（见《文学革命论》）。
⑦钱玄同1917年7月2日致胡适信，载《新青年》第3卷第6号。
⑧《建设的文学革命》，见《胡适文存》卷一，第71～72页。
⑨同注⑧，第88～89页。
⑩《胡适文存》卷四，第14～15页。
《胡适文存》卷一，第207～208页。
参看鲁迅的《论睁了眼看》。此文作于1925年7月，原载《语丝》周刊第38期，同年8月3日出版，后收入论文集《坟》。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第237～242页。
参看《红楼梦考证》，《胡适文存》卷三，第231～245页。
关于胡适对《红楼梦》的评价，他自己晚年说过一些出出进进的话，贬低甚至否定《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见《关于“红楼梦”的四封信》，载台北《作品》第2卷第2期，1961年2月1日出版）；他人更难免见仁见智，而前些年多数倾向于否定胡适的见解。这问题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明白，我们留在下一章里再专门讨论。
“人的文学”，周作人在所作《人的文学》一文中说：“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纪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载《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出版）胡适前此也宣传过人道主义、个性解放，但“人的文学”口号则是周作人提出的。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最先“尝试”白话新诗（1）
胡适与文学革命的其他一些倡导者一样，不仅在理论上提倡新文学，而且也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努力做新文学的拓荒者。他作过广泛的大胆试验，而最先尝试的是白话诗。
当《新青年》最先号召文学革命的时候，它所载的文章却全是文言的。陈独秀、李大钊的议论文字，苏曼殊的创作小说，陈嘏刘半农的翻译作品，都是文言。连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虽然较为通俗，但也还都是文言。只有胡适的翻译小说和诗是白话，是《新青年》上最早发表的白话文字。①
胡适尝试做白话诗，还是在美国留学，与朋友们争论文学革命的时候，就开始了。有一次，他提出“诗国革命”的要点，说是“要须作诗如作文”。保守的梅光迪听了，大不以为然。又有一次，胡适批评任叔永的诗，说他用的“言”字和“载”字，都是三千年前的死字。任很不服气，梅也出来打抱不平，反对胡适用白话做诗的主张。于是，胡适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做一首白话的游戏诗回答他们。这诗有一千多字，我们且录中间的几句，见识见识：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
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②这是胡适第一次试验用白话做的韵文，实在不能算作“诗”！故任叔永说他的试验“乃完全失败”；梅光迪则大加讥笑，说“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两人的批评诚然有理，胡适自己也承认这只不过是“打油诗”，“游戏”而已。但他们忽视了一点，即胡适尝试用白话作诗的勇气。
他们的嘲笑和反对，又更加促使胡适决心用白话来征服诗的堡垒。
但是，谈何容易！要征服诗的堡垒，用白话作诗，比小说戏曲不知要难多少倍！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诗国。旧诗在古典文学领域是最有光彩的一个部门，有过许多诗的黄金时代，有无数脍炙人口的篇什。但它的形式和格律，经过长期的流传和锻炼，已经越来越严格烦琐，成了束缚创造的枷锁镣铐；在一般文人心目中，却又几乎成了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我国的小说、戏曲等一些部门，曾经产生过许多白话作品，虽然被视为“小道”“旁门”，但有的流传很广，声誉甚高；而诗歌领域，不仅白话诗作极少，即有诗人偶尔做几首白话诗，成就也远逊于文言诗。
正因为如此，旧诗虽然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但诗国的领地却仍然似乎神圣不可侵犯。有多少革新者，在旧诗的堡垒面前望而却步。要征服它，谈何容易！
可胡适的决心也很大。从1916年7月起，他便宣言不再作文言诗词，决心试验作白话诗。而且，诗还没有写，将来出白话诗集的名字也预先取好了。那天，胡适读陆游的《剑南诗稿》，读到卷三的最末一首诗，是咏能仁寺石象的，诗云：
江阁欲开千尺象，云龛先定此规模。
斜阳徙倚空三叹；尝试成功自古无。③
放翁这首诗，大约别有所指。但胡适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当然不赞成“尝试成功自古无”的说法。他要反陆游诗而用之，认定“自古成功在尝试”。因此，便借放翁这诗的“尝试”两个字，把自己将来的白话诗集预先定名叫“尝试集”；还写了一首诗咏他的“尝试主义”，题目就叫《尝试篇》。诗前有小序，中说：
天下决没有不尝试而能成功的事，也没有不用尝试就可预料成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