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不为一部分人所谅解，但校长不但不加限制，且予以保障。”
“中国化”是燕京始终如一的办学目标，但并不排斥“国际化”。校园里不是宗教的而是世界主义的氛围，与世界许多大学有交换教师、学生的制度，尊重不同的文化，各取所长，融会中西，形成了司徒所说的“燕大精神”。燕京实行了男女同校授课，每个学生都能体会到当年燕京求学生活的温馨气息：燕京大学的校园曾经是那么的美，黄沙地曾经遍种花生。当秋天开学时，花生熟了，一些女生会挖些花生，用洗脸盆盛来煮熟，围成一团，快乐地剥花生吃。那种说不出的余香数十年后都还残留在某些女生的齿颊。
从学科的建立与健全，无不显示了司徒主持下的燕京传承与创新的能力。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就是1922年在这里诞生的，培养了一代社会学专业人才。新闻系也令举国瞩目，1945年9月在密苏里号军舰日本投降仪式现场的三个中国记者，朱启平、黎秀石、曾恩波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朱启平那篇通讯《落日》已成了传世之作。司徒曾说：“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我们不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
当1937年日寇入境，北平沦陷，选择留下的燕京成了北中国的自由“孤岛”，成为华北地下抗日运动的坚强堡垒。即使有张东荪、陆志韦、夏仁德、林迈可这些教授，如果没有司徒在背后的有力支持，燕园这个堡垒也不可能支撑四年之久，他们为抗日后方输送人才和急需的战时物资。日本宪兵要进校园搜查，被他以美国“治外法权”的理由断然拒绝；燕京学生在校外被捕，他总是伸手救助，决不坐视。一句话决不向日本的刺刀屈服。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包括他和洪业、张东荪等教授，还有学生三十多人被捕。在身陷囚牢的三年八个月中，他也没有低下过高贵的头颅，显示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凛然风骨，他因此而赢得了中国和世界的普遍敬重，声望如日中天。
“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司徒和几个同事将《圣经》中的这两句话熔铸在一起，确立为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他认识到学生毕竟是学校的主体。这一校训影响极深远，成为衡量每一个学生的尺度，造就了几代学子。
大约六七年前，两位相见恨晚的老人一开始书信往来，交流思想，就谈及了各自母校的校训。1998年3月4日，1940年考入燕京的李慎之先生写信说：“你引哈佛大学的校训中有‘真’，我的母校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我以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训。”1938年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师从王淦昌、束星北等，长期研究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史，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许良英先生对概念、逻辑尤其敏感，他在3月6日的回信中说：“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前半句我能理解，后半句我不理解，‘自由’与‘服务’有什么关系呢？望解释一下。我的母校浙江大学（我是1942年毕业，当时在贵州）的校训也与真理有关。只有两个字：‘求是’。”3月11日李慎之回信：“‘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是相连贯的。你明白必须有自由才能得真理，但是得了真理不（仅）是要服务于人类，比如科学家宣扬真理，也是一种服务的方式。”
这些校训所蕴涵的精神已熔铸在学生的生命中。即使相隔多少年后，燕大学子唱起燕京的校歌：“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仍然禁不住会哽咽。这就是一所成功大学的精神魅力，是教育播下的种子。
1947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南京举行远东区基本教育会议，时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举行露天酒会招待各国代表，见到从杭州来的阮毅成（时任浙江省民政厅长，以中国代表团顾问身份出席），他说：“我双亲的坟，均葬在杭州，不久要去扫墓，请先代我查看一下现状，如需要修理，我会负担费用。”不久，他到杭州扫墓，当地政要及社会各界给予了空前的欢迎，有数十个社会团体、学校派代表到机场迎接、献花、赠致敬书。他先到西湖九里松扫墓凭吊、献花圈，看守坟场的老人告诉他，自己已看了十几年的坟场。杭州沦陷时，日本人曾在这里养马，地上有些小洞，就是马蹄的痕迹。
接着，他到耶稣堂弄的故居看了看，附近小学的数百名学生手持彩旗欢呼，昔日的朋友邻居聚在门口相迎。年愈古稀的他走进他诞生的那个老屋，在熟悉的院子里和当年的同伴笑叙儿时的情景。这是他最后一次重回故居，这个幼时觉得很大的院子此时却感到又陌生又熟悉，“在我成年后再回到那里，想起童年时代所记得的宽敞而又充满神秘的庭院时，那儿似乎显得狭小而又不起眼了”。然后，他又到“湖山堂”做了礼拜。
在杭州各界于大华饭店举行盛大的欢迎聚餐会上，他激动地指着周围的标语说，称杭州是他的第二故乡写得最恰当，回忆幼时在杭州西湖各处“耍子”（游玩），龙井、虎跑、天竺、灵隐都去，爬南北高峰、城隍山、玉皇山。这次重回杭州，看到西湖和钱江大桥，倍感愉快。他在杭州生养长大，来杭即是回家乡。杭州的丝、茶、绸缎、扇子、剪刀等都驰名中外，希望朝着工业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其他事业也力求发达。
他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时不时夹几句杭州话。杭州各民众团体、特别是商会送了他很多土特产。之江大学、燕京大学的校友邀请他坐船游览西湖，他遥指着雷峰塔的方向说，自己儿时“耍子”过的雷峰塔，可惜现在已看不到“雷峰夕照”了。最后一幕是授予司徒雷登为“杭州市荣誉市民”的仪式，在基督教青年会，杭州市长周象贤将证书及一把纯金制作的市钥匙郑重地交给他。他说，自己是个普通的杭州佬，给他“荣誉市民”称号，感觉格外的光荣高兴。明天就要返回南京，乘此机会向乡亲们告别。此行令他十分感慨，他在回忆录中说：
值此时势艰难之际，杭州市长邀请我到我的出生地杭州市作了访问。那是一段饶有兴味和令人愉快的经历，我受到了官方的接待。他们按惯例设宴招待了我。更有甚者，政府、市民和教育机构，以及许多老朋友都给我以热忱的欢迎。我并不把这些看作是对我个人的恭维，而是把它们看作是对美国人民的深厚真挚的情谊。我相信，这种友谊不会因中美官方关系之间有一段误解和疏远而遭到破坏。访问结束时，杭州市长授予我以该市荣誉市民称号，使我深为感动。
当1949年来临时，国民党败局已定，身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我早就打算在四月初到杭州去过清明节”，但在启程前一两天，国共之间的和平谈判到了破裂的边缘，共产党人向李宗仁提出了类似最后通牒的要求，五天内得不到肯定的答复，就将打过长江。局势急转直下，司徒中断了杭州之行，从此与他的出生的城市竟成永别。８月，司徒最后告别了他热爱的中国。1962年谢世前，他完成了《对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其中多处深情地回忆起了他在杭州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当然他更忘不了亲手缔造的燕京大学，那是他“实现了的梦想”。
美学经典重读的“知性”
？ 厉 梅《西方美学经典文本导读》是一部对“正在重读”的经典作品的阅读记录。施莱格尔说过：“一部古典作品必定永远不能被完全理解。但是，那些受其熏陶并正在教导它们的人却必定总想从它们中学会更多的东西。”可以说新的理论家的创见都是生发于经典文本之内的，任何一种发展都离不开过去已有的成果，只有站到巨人的肩上才能有更为阔大辽远而又精微的视野。例如解构主义的保罗·德曼通过对洛克、康德、卢梭等人著作的细读，发展出自己的一套修辞论批评理论；“从天而降的第欧根尼”齐泽克、拉康的关于精神分析一些论述，也是从康德、黑格尔的经典文本中起步的。
李衍柱先生的重读不仅仅把美学大师的著作给大家顺了一遍，还充满自己的思考和辨析，对我们以前作为一些常识固定下来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以美学文本本身作为举证对它们做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见微知著，可从此例。李先生通过重读康德认为，我们应该以认识的三段论代替认识的两段论，即认识包括感性——知性——理性三个不同的阶段，并强调知性的原始意义：“知性是人的一种主动下判断的能力，它重视事物的固定的特征和多种特性间的区别，凭借理智的区别作用对具体的对象持分离的观点。它把我们知觉中的多样的具体内容进行分解，辨析其种种特征，把那些原来结合在一起的特性拆散开来……”对知性这个概念的界定为我们的研究开了一道方便之门，它提供了一个稳固的基点，使后来者可以言之有据。李先生还具体评价了知性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它虽然和理性比较有其局限性和片面性，但是，是认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对于区别事物的质料、力量和类别是必需的，在艺术创作中，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人物性格的确定性。它的可贵之处在于，这番重读不仅在于还概念一个本原面目，而且关注其应用，使其在应用的过程中得到验证和凸现它的价值。康德虽然提出了知性的概念，但他在审美判断中运用的知性分析方法具有片面性，黑格尔在《美学》中，则出色的运用了知性分析法，“他将感性——知性——理性，作为认识艺术美的不同类型和形式、不同的具体表现方式以及艺术美的基本法则和规律过程中的三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如果在美和艺术美的研究中完全离开知性的分析，就无法严格区别出在性质上不同的美的范畴和艺术美的形式”。李先生并以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为例，指出了正是由于自觉地运用了知性分析方法，通过对《文心雕龙》中的具体术语、概念、范畴做了精到的考证和辨析，为对《文心雕龙》的创作论进行宏观的、科学的整体把握奠定了基础。独到的分析和宽阔的视野，还原概念本义，打通经典与现代的关联，彼此互照互识，由此，这本书可以一窥当代文化研究的门径。
（李衍柱：《西方美学经典文本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心里不悦嘴里不敢说”
——读张士敏《我参与修改样板戏〈海港〉始末》
？ 葛栋玉
人生在世，可能总有敢怒不敢言的情形。在张士敏《我参与修改样板戏〈海港〉始末》（见《书屋》2006年第8期）一文中说，学习创作多年，从没有感觉写“样板戏”是如此的费时和艰难。文革初期的那一阵子，天天“泡在上海京剧团里”，“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改了又改。每个戏都花好几年，心里不悦嘴里不敢说……”
张先生写《海港》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毛头小子，正是学文化、喜娱乐的好年纪。可那时不光三国、水浒、西游记在书店里买不到，就是扑克、象棋这些东西在商场里也见不到了，原先柜台上陈列摆设这些物件的地方，全叫“毛选”、“红宝书”给占据了。十五岁参加工作后，厂里一次又一次地给发电影票，叫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去看“样板戏”电影，光看了还不行，还得写观后感交给团支部。只有多看、多写、多交思想体会，才算得上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我们不想多看，还不能不看，纵然有情绪也是“心里不悦嘴里不敢说”。
读了张先生的回忆录，方才醒悟到那个年月“样板戏”的作者与观众是一样的遭罪。作为看戏的，艺术欣赏的自由被强制当属不幸；作为编戏的，艺术创作的自由被强制更属不幸！“创作需要的灵感、诗意和激情，在此完全不存在，像木匠打家具，完全根据老板和客户的意见行事，你说长我锯短一些，你说毛糙我刨刨光，就这样磨呀刨呀”的制造着“样板”，“其酸甜苦辣难以言说”。
不错，三十多年前的非常岁月，大家都是“心里不悦嘴里不敢说”的！可三十多年后的昌明时代，我最想问一问张先生的是：当您的文章，给他人造成人格上的轻侮、伤害、不尊重的时候，您的心里会作何感想呢？
且看这一段描述：“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