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章，给他人造成人格上的轻侮、伤害、不尊重的时候，您的心里会作何感想呢？
且看这一段描述：“于会泳是山东人，和江青同乡。此人虽说是音乐家却缺少音乐家的风度和气质，一张大黑脸上长满疙疙瘩瘩，像个拉板车的，人们背后喊他于大麻子。这个于大麻子眼里不仅没有徐老三，连张老大也未必放在心上，他直通江青。”
瞧瞧这些称呼人的用语吧：“张老大”、“徐老三”、“于大麻子”……
这究竟是在称呼当时的政府官员呢？还是在称呼黑社会里的成员呢？除此之外，文章中还以“头头”、“军师”、“狗头军师”、“哼哈二将”之类明显带有嘲弄、讥讽、甚至谩骂色彩的言词来称述张春桥、李丽芳、徐景贤、绳树珊等文革中的政府官员——用这样的口气说话写文章，合适不合适呢？当年胡适曾告诫文人们“吾辈不当乱骂人，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我们对世事议论风生，其目的只能限于廓清观念上的是非对错，恐怕不应该对当事者构成人格上的诋訾吧？
张先生的文章说，“张春桥是‘四人帮’的核心人物、狗头军师，”这“狗头军师”的称呼当然不是您的创造，郭沫若的《水调歌头》里便有：“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的诗句。问题在于郭沫若的大作写于三十年前，您张士敏的文章写于三十年后，文革期间那种气势汹汹、口诛笔伐、随意叫骂的文风，是不是也应随着文革的结束而结束呢？如果只是继承了郭沫若的“狗头军师”倒也罢了，您还称呼张春桥为“张老大”，这又是从何说起？从哪个角度、哪个排行，张春桥能算得上“老大”呢？如果张春桥看到这样的定性，他会不会觉得很冤枉呢？
张先生的文章还说，于会泳“是音乐家却缺少音乐家的风度和气质”——这见仁见智的问题，你说的也许对吧，但特意强调人家“一张大黑脸上长满疙疙瘩瘩”——这是啥意思呢？还说人家“像个拉板车的”——这“拉板车的”又怎么啦？您的文章里，高喊“于大麻子”的地方一共有六七处，难道不可以将这六七个“于大麻子”换成六七个“于会泳”的名字来说事情吗？
历史，无非就是一些事件的组合体。无论是谁，一生所做的事情，不可能都是尽善的，也不可能都是尽错的。悔不当初的痛苦人人皆有，但岁月不能倒退重新来一次！评论往事，我们应该用一种真诚的态度就事说事，议是论非，绝不应该对当事人进行人格上的侵凌！侮辱性的言词，在伤害了对方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伤害了人文环境。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开口言语都带刺的话，这个地球上还能叫人居住吗？
张先生的文章还说，1967年4月，上海的大街小巷贴满了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和大字报，您骑自行车上班时只不过停下来稍微看了一会儿，就被人写成“内参”密告上去说，“停下剧本创作，上街看大字报”，“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思想动摇”。遭此猜忌，您深沉地喟叹：“这多卑鄙、多可怕啊！”——可今天您这种称呼人的模式一旦蔚然成风，是不是更可怕呢？诚如张先生所言“于会泳服毒自杀”了，如果健在，看到您一口一个“于大麻子”的喊他；如果张春桥梦醒，听到您一口一个“张老大”的叫他；真不知道要做何感想？有鉴于自己在文革中所做的那些事情，只怕他们看了您的文章之后，也同三十年前的张士敏一样，真真是“心里不悦嘴里不敢说”啊！曾有报道，一位德国士官挨了外交顾问的酒后谩骂，认为骂得无理，立即上告申诉部门，结果迫使这名施罗德总理的顾问辞了职。此事关乎维权意识、人格尊严和政治文明。可见在一个法制的国度里，保证每一个国民不受窘、不受侮辱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人权。
当年，张士敏先生对“心里不悦嘴里不敢说”可是深恶痛绝的，难道今天不乐意此等情形早日寿终正寝吗？
空城计
空 城 计
？ 高马得 画 许宏泉
文
小时听大人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村里老谋深算者常被称为“三国子”。
“三国”中足智多谋者当属那位孔明先生诸葛亮。
戏台上，《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是连台本戏，所谓“失、空、斩”，从头至尾，尽是为突出诸葛亮的英明与智慧。
三折戏中惟《空城计》常以单出上演。
诸葛亮的智慧说白了就是善于用计，此人一生活在计谋与诡诈的设施之中。如容闳称：“中国人用计用策，观演戏自知。计策者，皆欺骗之事。此为中国社会相争之大病。”
吴藕汀《戏文内外》中对诸葛亮有独到见解，虽属一家之言，却能入木三分。
用计本来是最不足道的手段。这出戏可以称为三条计。一为“借刀计”陷害了小马谡，不屑街亭。二为“空城计”吓退了司马懿，保住自身。三为“苦肉计”满足了诸葛亮，后顾无忧。虽然诡计多端，可是天不容人，白费心思。
无 题
？ 周翼南 画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