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人类抱有同情的理解。而这种理解的一个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文学艺术。文学的发展方向肯定是通向全人类在精神上、情感上日益沟通，使各种不同的人日益融合在现代人类的精神圣殿之中。但这个精神圣殿的最高的尖顶肯定不会是大众化的，而是引领大众的，否则人类精神的发展就停滞了。
由这种眼光来看胡发云的《如焉》，我们就可以给这篇小说做一个大致的定位了。撇开那些外在的与意识形态擦边的因素不谈，该小说显然是立足于作者的“敏感性精神”之上的，在对历史事件和各种关系的叙述过程中，作者完全是用自己的敏感的心在感觉人物的内心情调和思绪。但这种敏感性本身是有思想的，如小说的主人公茹嫣，是作者刻画得最为细腻的一个人物，不是外在的刻画（小说中几乎没有描写她的外表），而完全是对她内心的情感生活的刻画；然而这种刻画中渗透了一个知识妇女在四十年风风雨雨中所坚持下来的那种做人的原则，那种对高层次精神境界的不懈追求，人性的脆弱与坚强在她的性格发展过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又如毛子、达摩和卫老师三个人物，实际上展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三种思想境界（如果不算那种彻底堕落了的、名不副实的“知识分子”如江晓力之流的话）。其中，毛子是处在最低的层次，他从一个“青马”的独立知识分子堕落为一个替所长代写文章以谋取好处的庸人，遭到他的朋友达摩的痛斥，但也有良心未泯的自省；达摩则更高一个层次，他始终坚持了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不向权势和社会腐朽风气低头，是知识分子清高的典型；最高层次是历经生死磨难的卫老师，他也清高孤傲，但更为可贵的是，他对自身以及他所代表的好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自我批判和忏悔精神，而没有达摩那种道德上的盛气凌人。他带有类似于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一种宽容、博大的胸怀及自觉的反省意识，他的可敬正在于这种自我反思，而不在于他在道德上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圣人”气象。他就是《如焉》中的最高尖顶，因为他超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传统人格模式（圣人模式），因而不但为一般民众所不理解，也为一般中国知识分子所不理解。
因此，《如焉》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果要作一个定位的话，从创作手法上可以看作还是属于传统文学的范畴之内，受西方古典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很深；但从思想性上我认为它已经开始向现代文学靠拢，它的方向是指向人心内部的无穷层次的。因此，它带给我们一种崭新的情感体验，使我们感受到人的有限性，以及某种力图使有限提升为无限的渴望。我们为什么不能创作出像《在贝加尔湖草原上》这样具有永恒意义的作品，而只能写出像“伤痕文学”之类用一种有限性取代另一种有限性的作品来？我们的有限的精神财富如果不能提升到无限性的高度，它将随着我们的肉体的消灭而消灭，时过境迁，这种精神财富就会只剩下一个空壳，让后人随意塞进其他有限性的内容，我们的生命就白活了，我们所受的苦难就毫无价值，我们的任何轰轰烈烈的事业就只不过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如烟往事。这就是《如焉》向我们启示出来的新时代的新思想、新感觉，也是我对这篇小说感觉甚好的原因。
注释：
〔1〕（法）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4页。
〔2〕例如，我们只要看看史铁生《务虚笔记》中对“梦想”和“梦境”的区分，对Ｏ与政治家ＷＲ及画家Ｚ、对医生Ｆ和女导演Ｎ、诗人Ｌ和他的恋人、对残疾人Ｃ和Ｘ之间的爱情的不同境界的描写，就可以见出理性的分析对一个作家是多么的重要。古典作品如《红楼梦》中对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晴雯、袭人等各个不同个性的“女儿”之间的恋情的层次不同的刻画也是如此，正是由于曹雪芹把这些人物关系处理得有条不紊，每个人物的性格及其不同爱情的格调才清晰而栩栩如生地凸显出来。当然，这种理性区分所依据的还是细致的情感体验。
〔3〕参看本人与易中天合著：《黄与蓝的交响》第五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4〕《如焉》所造成的轰动效应就有这种情况，胡发云的本意并不是要靠打什么“擦边球”来引起读者的关注，尽管这种关注给杂志社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他深知这只是暂时的，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所触及的中国人性的深层问题，例如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建构问题，我在讨论会的发言中对此作了重点强调。
〔5〕正如萨特所言：“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写作，这是为了召唤读者以便读者把我借助语言着手进行的揭示转化为客观存在。……因此作家向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让它来协同产生作品。”见萨特：《为什么写作？》，载《萨特研究》，柳鸣九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6〕这就是一般人在读卡夫卡或残雪的作品时所直接感到的。其原因当然除了精神上、思想上的准备不足之外，传统文艺理论教条的束缚也使他们在阅读时带上一种先入之见，使他们误入歧途。所以倒是一些没有受过正规文艺理论教育的年轻人比较容易进入这类作品的氛围，其中有的甚至是理工科出身的大学生，只要他们真正具有文学气质或“敏感性精神”。
〔7〕包括：《灵魂的城堡》（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解读博尔赫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地狱的独行者》（三联书店，2003年）、《艺术复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永生的操练》（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等。
传奇年代的“终结”
？ 景凯旋
一
当代文学提出的问题始终是，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文学的本质又是什么？正是在这点上，我们有理由怀疑新时期以来小说的价值，倒不是因为它们太过于贴近政治，而是因为它们远没有写出生活的真相。
新时期文学肇始于1977年，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轫作，但标志却是1978年卢新华的《伤痕》。今天看来，它实际上只是一个粗浅的感伤故事，缺乏细密的生活质地。然而就是这种描写政治歧视的主题，引发了全社会的同情，导致“伤痕文学”问世，如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陈建功的《飘逝的花头巾》、韩少功的《月兰》、郑义的《枫》、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这些作品大都是揭露文革中造反派的残忍和群众的愚昧，目的在拨乱反正惩恶扬善。时代是沉重的又是慷慨的，它把过往一切年代的传奇要素都提供给了人们：坏人当道，好人落难，悲欢离合，善战胜恶。
后来，“伤痕文学”显露出来的底子实在太薄，作家们大都是初登文坛的新手，多年的文学教条和封闭隔绝，造成他们的作品激情有余而底蕴不足。情节多半是概念化的，缺少性格的刻画、细节的描写和心灵经验的重构。几年以后，一位作者回忆当初编辑对其作品的删改，仍然感到懊悔：“我对那个时代特别憎恨，但我却用笔赞扬了它。”〔1〕这番话倒是有力地印证了福柯的说法：在权力的操作下？熏言说主体并非话语的依据，而是被话语所塑造的对象。
一些青年作者，如王安忆、徐乃建、史铁生、孔捷生、陈村、梁晓声等，则着力描写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知青生活。这些人成为作家大都在返回城市之后，一当他们发现自己既不属于农村又不属于城市，遂产生了强烈的怀旧之情（如史铁生《我遥远的清平湾》）。青春、爱情和革命的迷惘，借着上山下乡的经验，获得了一种时代的成长美学。而一些作者则试图表现知青的理想主义，成为九十年代“青春无悔”的先声。张承志《北方的河》被誉为表现了一代人的精神历程，作品里没有什么情节，只有一种激情，那个黄土高原上徒步行走的主人公，毋宁说是陷入了文革中那种对大地的着魔状态，在满篇“母亲”和“青春”的召唤下，“张开双臂朝着莽莽的巨川奔去”。然而，在许多读者眼里，这样的激情是不真实的。作者越是豪情满怀，就越是看不清周围的世界和自我，越是成为红卫兵历史的空洞而虚妄的回声。
当一批年龄在五十上下的右派作家重返文坛，小说的创作似乎又进了一步。这些作家大都曾经磨难，如今重执牛耳，痛定思痛，在描写文革的劫难外，还写到历次的政治运动，形成从历史纵深去探讨文革悲剧的“反思文学”，如王蒙《布礼》、《蝴蝶》，张贤亮《牧马人》，陆文夫《井》，张弦《记忆》，方之《内奸》，高晓生《陈焕生上城》，鲁彦周《天云山传奇》等。个别作品甚至还触及劳改营的生活，展示出这个社会最严酷的一面。然而，缺乏自我意识恰恰是“反思文学”的特征，比起“伤痕文学”的平民化，这些作家的公共角色意识更强，常常已经走到真实的面前，却又掉头往回走。丛维熙被称为“大墙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一部作品中的右派主人公因为所爱的女人曾试图偷越国境，被他看成是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贞，与之毅然分手。作者编造这样的情节，是想让他的落难主人公成为政治正确的英雄，通过一种“贞操”的男权话语，表现出对权力的感恩。张贤亮的《绿化树》中，劳改犯人的饥饿感觉写得十分真实，但让人困惑的是，主人公最后竟通过学习《资本论》，尤其是通过一个村妇圣洁的爱情，不但使他的食和欲得到满足，更使他经历了一番灵魂改造，从此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有这么一段苦难的经历，作者本可从中发掘出很有力度的主题，但他却把它写成了一部充满诗意的现代传奇，历经磨难的才子最终获得佳人的青睐，落了个政治和爱情二美双收的结局。作者要把几十年的苦难合理化、崇高化，至少是犯了一个“时代错误”。
王蒙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多是右派或高干，对他来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布礼”永远是纯洁的，后来的受难都是为了祖国和人民，并借人物的话？熏发明了“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母亲”（《布礼》）的理论。在《蝴蝶》中，一个颇有良知的高级干部，经历了文革的被迫害之后，幡然醒悟到自己也曾是一个迫害者，倒不是由于轮回果报，而是由于权力者忘记了人民。根据王友琴的一篇文章，《蝴蝶》中那个高干的前妻海云，其原型是北京某中学的一个教师，被打成右派后被迫离婚，后在文革中受尽折磨上吊自杀。小说没有描写原型被迫害的真实细节，对她的死也是一笔带过。事实上，作者未能讲述死者的故事，我们所听到的也不是她要讲述的故事。错过了这样一个用加缪的话来说“承受历史”的人物，而着眼在“创造历史”的老干部身上，也就失去了真实生活中的悲剧要素——不可理喻的灾难，变成一部反官僚主义的作品。就这个主题而言，它甚至还不如作者早期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后者至少还有一种压抑的情绪，而不是这种在内心里完成的光明结局。
在此之前，在大学校园和一些文学小圈子里，已经出现了一些民间刊物。这其中，《今天》的成就和影响尤为显著。为它撰稿的是一些青年诗人，像北岛的《回答》、《一切》，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都曾传诵一时，代表了迷惘一代的情绪。他们不再相信过去的一切，而要去追求未来的某种东西。《今天》也发表小说，这些作品不再从社会的角度，而是从个人的角度去描写社会，尤其喜欢通过残疾和死亡之类不寻常的题材去寻求个人价值。他们与上述作家的不同，在于从集体浪漫主义转向个人浪漫主义。舒婷的《教堂里的琴声》，写一个酷爱音乐的老音乐家，在那个年代靠偷偷弹钢琴维持着生存意志。史铁生的《没有太阳的角落》，则是写三个残疾青年同时爱上了一个可爱的女孩，一种无望的爱，充满温情和善良。尽管他们对个人价值的肯定已经脱离了主流意识形态，但从现代人的眼光看，感伤、唯美和夸张的抒情，原本就是一种浪漫的迷思。他们所缺乏的，仍然是那种写出事物本来面目的能力。
二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随着理论界文化热的兴起，“寻根文学”开始把目光投向传统文化，想要从中发现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某些联系，同时也拉开与直接现实的距离。然而，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