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顿真正的饭！我多少年没有吃过了啊！多少年？……“给，吃完再盛。”她首先给我盛了一大碗土豆熬白菜，又塞给我一个大白面馍馍，“馍馍你今天先吃两个，还给你留着哩。你来，我馏一馏给你吃。”
海喜喜铁青着脸蹲在锅台旁边，毫不掩饰妒意地盯着她端菜拿馍的两只手。我不理睬海喜喜。今天我吃这顿饭是名正言顺的。这是这儿老乡家的规矩：替谁家打炕盖房，就要在谁家吃饭。我心安理得地拿起馍馍。今天的馍馍是发面的，比昨天的更白。我转来转去看了看，再没有昨天那样的指纹印了。
可是，即使有昨天那样的指纹印，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如果不是昨天，而是今天的馍馍上有那样的指纹印，我又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人哪，你是多么容易受情势的摆布，多么容易忘记过去呀！在她家吃完饭，回到“家”，又从伙房打了一份稗子面馍馍，也吃了下去。我才知道什么是“饱”！“饱”，不是“胀”！
我躺在马灯下的草铺上，乜斜着睡眼，沉醉在饱的舒适感里，晕头晕脑地计算我今天吃了多少东西，但算了半天也没算出来。因为饱，我可以想食物以外的事情了。我想到她和海喜喜。他们并非夫妻是明显的了，而交情似乎又不寻常。可是我的直觉告诉我，海喜喜又没有占有她。如果海喜喜对她已经实现了法律外的占有，他是不会像一条狗似的顺从她，领教她那有时几乎是刻薄的嘲笑的。这两个人真微妙得耐人寻味，尤其是她，那么善良又那么泼辣……
再说海喜喜，这个体力劳动者也有值得我羡慕的地方。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即使他干端坯递泥这样的简单劳动，我马上知道他非常有眼色；泥炕面的时候，他的步骤也和我一样合乎劳动运筹学的原理，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干完泥活以后，自己的身、手却很干净，几乎纤尘不染。在农村，是很讲究这点的。比如说，有的姑娘媳妇和面，和一斤面会有二两沾在手上、盆上、案板上。而受人称赞的姑娘媳妇就讲究“三光”；和完了面，手光，盆光，案板光。劳动也是这样。干净、利落、迅速，是体力劳动的最高标准，正如文学中智慧的最高表现是简洁一样。这不是光靠经验能达到的。没有干过农业劳动的人，以为那只要有力气就行，熟能生巧嘛。其实不然，我见过劳动了一辈子的老农，干起活来仍是拖拖沓沓——当地人叫“猫拉稀屎”，和写了一辈子文章的人还是行文□唆相同。
简单的体力劳动，也可以表现出一个人的智慧、个性、气质与风格……我慢慢地睡着了。在梦里，我真的变成了招贴画《你为祖国贡献了什么？》上的标准体力劳动者，但奇怪的是，我的面孔却非常像海喜喜！
十八
开始出工了，但雪并没有化。
我非常喜欢雪。我一生第一次看见雪是在重庆。那天，保姆给我穿好衣裳，我一下床，撩开窗帘，眼前就扑来耀眼的银白色的光。山坡下，昨天还很丑陋的平房，疏疏落落的小竹林，都美丽得和刚刚的梦一样；整个洁净的世界，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唤起了一股冥想的柔情。就在那一刹那，心灵和大自然无间的交汇，纯净的心灵对于纯净的大自然的感应，使我莫名地掉下泪来，使我对大自然产生了难以言传的庄重的虔敬。可以说，是雪让我过早地成熟了，以后成了一个诗人，再以后……
黄土高原的雪绮丽无比。它比南方的雪要显得高贵、雍容、壮阔、恢宏大度；南方的雪使人感到冬天确实来临了，北方的雪却令人想到美丽的春天。雪，才是黄土高原上真正的迎春花。今天我跟大车装肥，就是说把我们前几天砸碎的厩肥运到田里去。田野空阔，雪好似打尽了地面上一切多余的东西。丘垅、渠坝、沟沿、高耸的树枝……所有带棱角的地方，都变得异常光洁而圆润，并且长着如天鹅绒般的茸毛，仿佛晴空下的雪原不是寒冷的，而是温暖的，总使我不由得想把自己的脸颊贴在上面。我跟的不是海喜喜的车，赶车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这个老汉沉默得出奇，也慢得出奇。海喜喜的大车一天拉了五趟，他只拉了两趟，而他赶的牲口却要比海喜喜赶的壮。
“傻熊！鞭打快牛。咱们慢慢来吧！”他斜睨着海喜喜耀武扬威地从他车旁超过去，用手掌焐着冻得通红的鼻子这样说。这天，他仅说了这样一句话，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给我作解释。“鞭打快牛”的意思是：能干活、肯出力的人常得不到好报，总是受到埋怨和批评。他这倒也是一条人生哲理。
也好，他这样慢吞吞地赶车，却给了我遐想的时间。坐在他的大车上，如同在梦中轻轻地摇晃。雪，会使我联想到安徒生、普希金、莱蒙托夫……
啊，你，是你造就了普希金！
当你飘落下来，我不能想象你来自那铅灰色的云，
一定有双纤纤的玉手将你摘下，
在那里，满园梨花春荫。
啊！给我一片，给我一片，
让你滋润我的心。啊，你，是你拯救了章永璘。当你伸过手来，我不能想象你生长在荒野的寒村，
你迷人的眸子含有奇异的光焰，
在心底，南国五彩缤纷。
啊！我要记住，我要记住，
你宝石般的指纹。
大车车轮顶在一个小土坎上，没有过去。老汉干脆让车停在那儿，既不前进也不后退，在车辕上歪着脑袋，用手焐着鼻子呆坐着。我很熟悉这种神情。在劳改农场，管这副模样叫“死狗派儿”。“派儿”，不是“派”，以把它和政治上学术上的“派”区分开来。抱着这种态度的人，一切威胁、利诱、说服、动员、批评教育都把他无可奈何，只好随他去。
我随他去了。我在想，为什么我对她用了“迷人”这样的词？对她，我应该用“圣洁”、“崇高”、“神圣”、“仁慈”诸如此类的词才是。肚子吃饱了之后，我发觉有一种非常隐秘的东西在撩动我的心弦，我的心，像雷雨过后沾着水露的光闪闪的蛛网，在檐下微微地颤动。
我无缘无故地脸红了。
她和队上的妇女老弱仍在马号前面翻肥。翻出来的肥污染了白皑皑的雪地，分外扎眼，但却让领导看得很清楚：今天她们干得不错！下午，谢队长见我们大车回来了，高兴地喊了一声：“收工！”农工们像往常一样，零零散散地回各自的家里去。她擦着铁锹，有意在肥堆旁边等我。
“歇一歇到我家来一趟。”
“怎么？有什么事吗？”我跳下老汉的大车，有点不好意思地问。“‘怎——么’，”她笑着学我的话，有滋有味地咂摸着，“‘怎么’，你‘怎——么’打的炕不好烧哩！”
吃完从伙房打来的稗子面馍馍，我才到她家去。现在，我们组里的几个人都各有各的事，他们管不着我，也不注意我。我这样一副尊容，在这样一种时候，谁也不会把玫瑰的颜色和我联想在一起。但走在路上，我还是止不住有些心跳。
当我迈着轻捷的步子走到她窗前，
透过绿纱窗帘，我看到她窈窕的身影，
和覆盖着柔情的披肩。
…………莫名其妙地，我脑海中会跳出不知是哪一部诗剧里的台词。当然，她家没有绿纱窗帘。她的窗户和所有农工家的窗户没有两样，也是用零七碎八的玻璃拼镶上的——我估计在这个队搞基建的时候，农场肯定是用低价购买了一批处理玻璃。同时她也没有什么“披肩”，尽管她也许有不少于玛甘泪或达姬娅娜的柔情。她端坐在炕头上，就着挂在墙上的一盏用药瓶子做的煤油灯补小衣裳。尔舍已经睡着了，盖着一床退了色的小被子。“炕怎么不好烧？”我推门进来，问她。但我似乎也明白不是炕不好烧。“‘怎——么——’，”她又笑着学我，声音夸张地拖得很长，“怎——么——，你怎——么——现时才来？”说完，她被自己学的口音逗得哈哈笑了。油灯照着她紧密细小的牙齿，她下齿中的一颗，稍微被挤出了一点。然而这并不损坏她的美，就和蒙娜丽莎的斜视一样，倒构成了她美的一个特点。她的笑声，把尔舍惊动了一下。她当即忍住笑，跳下炕，从锅里端出一碗土豆熬白菜，还有两个馏好的白面馍馍。
我也笑了，腼腆地搔搔后脑勺，轻声地说：“现在粮食这样困难，我怎么好老吃你的？你还是留给尔舍吃吧。”
“怎——么——”她又忍不住噗哧地一笑。我在她面前不自觉地老说出“怎么”来。的确，对于她，我好似总不能理解。“你不要废话！”她说，“你把心款款地放在肚子里面。人家不是说我开着‘美国饭店’么？”
她对我的施舍表现得很自然，对我的怜悯并不使我难堪，而是带着一种孩童式的调皮和女人特有的任性。我也不好问她粮食是从哪儿来的。在这样的时候问这种话无异于盘诘人家。还能从哪儿来呢？大家心照不宣罢了。家家都是如此，唯有我们几个单身农工没有这样的条件。单身农工都在集体伙房吃饭，没有灶具，没有瓜菜调剂，没有……有的却是相互盯着的眼睛。我吃着饭，和她聊天。她说她家是从青海过来的，只有个哥哥，现在在县里一家农具厂当铸工，娶了个本地女子。她跟那女子合不来，就到这农场来当农工，已经有两三年了。但她显然不愿提这些事，却饶有兴味地用热烈的语气回忆她的童年。她说她老家的女子都会绣花，连袜底上都要绣上花朵，等发了工资，她也要给我买双袜子绣上花送给我。我连连说不必了，袜底上绣上花，给谁看呢？她用审视的眼光上下看了看我，不言语了。我怀疑她是在猜测我身上究竟最需要什么。后来，她又说起她母亲。她母亲年轻的时候是老家有名的民歌手——当然她用的不是“民歌手”这个词，曾赶过河州的什么“太子山花儿会”，人称“赛牡丹”。说着说着，她幽幽地唱起来了。园子里长的是绿韭菜，
不要割，你叫它绿绿地长着。哥是阳沟（嘛）妹是水，
不要断，你叫它清清地淌着。
“咋样？”唱完，她问我，她眼睛里熠熠地散射出愉快的光芒。
我已经吃完了，默默地坐在土坯凳子上听着。她轻悠悠的歌声，土房里温馨的宁静，尔舍沉睡的小鼾，油灯昏黄而柔和的光影，饭饱后的舒适，使我像进入梦中那样，有种酩酊的感觉。现实世界在我眼前都恍惚了，模糊了，幻化成七彩的彩虹。心仿佛一团被松开的海绵，一下子又恢复了原样，并贪婪地吮吸着清新的朝露。她唱的仍是“河湟花儿”。上行乐句常大幅度地急骤上升，反复作四度跳跃，形成２５６１·２·５的旋律线；下行乐句由高八度的５·又急骤下降，形成５·２·１·６５的旋律线。即使她唱的声音很轻，也带着高亢悠远的格调，表现出她所属的那个民族爽朗豪壮的性格和对爱情的雄奇热火的追求。从来没有一支歌曲，甚至是大型交响乐能如此直接地渗透进我的心，像注入填充剂一样，使我的个性坚挺起来。
“你不是唱诗歌的么？你也唱个我听听。”她带着好奇的微笑要求我，像孩子似的：我唱一个，你也要唱一个！
我跟她说，我不是“唱诗歌”的，而是“写诗”的。可是，我怎么也不能让她明白什么是文学概论对“诗”的释义。在解释的过程中，我开始怀疑自己其实也不明白什么是“诗”。人民的创造一旦进入学院的殿堂，就会失去它纯真的朴拙，要想反璞归真，语言是无能为力的。我开始理解，诗人和作家为什么光到群众中去还是不够的，他必须要和群众共命运，同感情。最后，我只好说，“诗”就是歌词儿；我写出的东西，她可以唱，但我并不会唱，只会念。
“那么你念个我听听。”她说，并摆出一副准备认真倾听的神情。
我轻轻地咳了一声，却不知念什么好。念什么？我蓦然发觉我过去发表的作品只能说是打油诗，都不适于带着感情来朗诵；有的可以说是感情充沛的诗，虽然是写给群众看的，但如果念出来，她肯定会莫名其妙。并且，我也不会朗诵。诗人不会朗诵，至多只能算半个诗人，甚至连半个也算不上。我惭愧地认识到我过去的不可一世的浅薄。半晌，我选了李白一首最通俗易懂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她坐在炕上，似乎也为之所动，但旋即嘻嘻地笑了起来，接着又笑得前仰后合，倒在炕上。
“哎哟！笑死喽！笑死喽！……啥‘地上霜’、‘地上霜’！”她又翻身坐起，脸朝着我，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