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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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树- 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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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笑死喽!笑死喽!……啥‘地上霜’、‘地上霜’!”她又翻身坐起,脸朝着我,嘴大张大合地,在灯下学我说“霜”字时的口形:“霜——霜——,……” 
  原来,她的语音受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影响,说汉语“霜”字靠舌尖吸气,口只略微一张就行,我说“霜”时要送气,口要张开,连下颚也动弹了。 
  “这个不好,”她说,“念个别的。” 
  我念李白的诗,心情是悒郁的,声调有几分伤感。李白尚能“思故乡”,而我连故乡也没有。人事档案上的那个籍贯,不过是祖籍,我从来没有回去过;妈妈在北京也是客居在别人家里。我体会到,痛苦的不是“思故乡”,而是无故乡可思。此时此刻,我那种无家可归的飘零感和失去了根系的植物似的蔫萎状,却应该用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韩愈的“云横秦岭家何在”来表达才合适。而她嬉皮笑脸的怪模样,即刻把我的满怀愁绪一扫而空,使我破涕为笑。我看出来她是故意这样做的。这就是体贴入微的“柔情”,是什么“披肩”也“覆盖”不住的。我感激地看着她,心头突然跳出来李煜的一句词:“斜倚牙床娇无那,烂嚼红绒,笑向檀郎唾。”但我赶紧勒住了我的心猿意马。 
  因为在雪夜,我想起了卢纶的一首诗: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在我向她一字字、一句句解释的时候,海喜喜砰地推门进来了。油灯光一闪,我眼角扫见他好像把个鼓鼓囊囊的麻袋顺手撂在门背后。由于他总对我怀有隐隐的敌意,我不理他,只顾说下去。她仿佛没瞧见他进来似的,连招呼也不打。海喜喜摆出他惯常的姿势,抱着两肘蹲在地上。我说完了,海喜喜狠狠地朝泥地上啐了一口,说: 
  “熊!还追哩!人要跑,他屁也闻不着!啥‘轻骑’,他开上飞机也不行!”“你懂啥?!”她别过头,眼睛瞪着海喜喜,“你就懂得吃饱了不饿!”她嘲笑海喜喜的话,却使我颇有感触:“吃饱了不饿”这个真理,我花了二十五年时间才知道。弄懂这个真理,要比弄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困难得多,还要付出接近死亡的代价。“嘿嘿!”海喜喜狞笑着,露出像狼一样坚实的、满是粘粘唾液的牙齿,“懂得‘吃饱了不饿’也不简单,只怕有人连这个理也弄球不懂哩!”我有点惊奇地瞥了他一眼。海喜喜的话里似乎含有深意,并且,这个人和我“英雄所见略同”,我对他倒有了“惺惺惜惺惺”的好感。可是,海喜喜又把她惹恼了,她转身抓起扫炕的扫帚疙瘩,呼啦呼啦地在炕上乱扫一通。 
  “去去去!都走都走!我要睡了!”
  
十九



  此后,她还是每天收工时叫我上她家去。如果不去,她会跑到我们“家”来叫。我怕她天天来“家”找我,引起“营业部主任”的怀疑,所以我每天都如约前往。去了,照例是在忸怩中先吃一顿,而且吃得很饱。她有杂七杂八的粮食:面粉、大米、黄米、玉米、高粱、黄豆、豌豆……凡是黄土高原出产的粮食都有,家里就像一个田鼠仓一样。她经常用大米、黄米、黄豆掺在一起焖干饭。这种杂合饭特别香,就是顿顿吃饱饭的人也会觉得它比纯粹的大米饭好吃。这时候,报纸上和广播里,都在大力提倡“粗粮细做”。在劳改农场,我就听过一个炊事员用一斤米做成七斤干饭的“先进事迹”,大喇叭上还说他为此出席了“先代会”,听得我直咽口涎。她从来不做这种实际上在物理学中叫“过饱和溶液”的“干饭”,而是真正的干饭,一粒一粒的,圆润透亮。当然,她焖的稗子米干饭我也吃过。焖稗子米干饭,才显示出来她比那出席“先代会”的炊事员还高超的技术。 
  稗子,自古以来不当做粮食,“五谷”中就没有列入稗子。一九五八年,正在水稻分蘖的时候,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农民、农工全上山开矿砌炉去了。山上炉火熊熊,水稻田里仿佛也被火烧了一般,一滴水也没有。到了秋天,水稻颗粒不收,稗子却如原始森林似的茂盛。比人高一头的株秆密密层层,连蚂蚱都飞不进去,穗头还特别大。这个地区的农业领导人灵机一动:干脆吃稗子!并且允许稗子可以当公粮。应该公允地说,他这一招倒是个救急的办法。于是,稗子堂而皇之地步入了供应粮的行列,还后来居上,坐了第一把交椅。最普通的吃法是把稗子连壳一起磨,这就是我们天天顿顿吃的稗子面。它没有粘性,蒸熟的馍馍不过是靠万有引力聚集在一起的颗粒。讲究一点的,和处理稻谷一样去掉皮,加工成小米般大小的稗子来。稗子米的确如那些砸粪肥的妇女说的,只能馇稀饭,然而,她却史无前例地把这种不见经传的粮食焖成了一粒粒的干饭! 
  我的忸怩,不是装出来的,我是真正为她心疼,为自己白吃白喝感到羞愧。可是,我又非常想去。她家里,总有一种朦胧的幸福、愉快、舒适、自由在吸引我。我几次跟她说,我不吃粮食,给我熬一碗土豆白菜就可以了。她却说: 
  “咋不咋!你把心放在肚子里,我有粮食,要不人家咋说我开‘美国饭店’呢?你没见,尔舍不是长得很壮实么?” 
  是的,尔舍的确长得很壮实,很有精神,天真可爱。她不像营养不良或老吃不饱的孩子,见了别人吃东西就眼馋。我吃的时候,要是她没有睡,也一个人在炕上乖乖地玩,用海喜喜给她捏的小土灶、小土碗“过家家”。两岁多的孩子不会装模作样,更不会客气,她对别人吃东西不感兴趣,就是她吃饱了的明证。我只好“把心款款地放在肚子里”了。 
  日子长了,从农工那里,我也知道了说马缨花开着“美国饭店”是什么意思。这个概念很不准确,不能照它的字面去解释。那必须先熟悉了这里的农工们对世界的理解程度,才能够透过字面洞悉到它微妙的内容。“美国饭店”,并不是指她那儿卖饭,谁都可以去吃,而是指哪个男人都可以去串门子,闲聊解闷,准确一点说应该叫“茶馆”。其所以和“饭”字联系起来,是暗示着马缨花通过给人提供这种方便而捞取到定量外的粮食。妙就妙在“饭店”之前冠以“美国”两个字。在农工们看来,美国是个荒唐的、污七八糟的、充斥着男女暧昧之情的地方,却又是个富裕的、不愁吃不愁穿的国家。把这个国家加在马缨花头上,是完全没有恶意的,至多不过是种嘲笑而已。谢队长对她的态度就很典型。有一次,我们大车回到马号前面装肥,正碰上马缨花和谢队长在对骂。 
  “你说我开着‘美国饭店’,那你也来呀!”马缨花站在肥堆上,拄着铁锹憨笑着。“球!”谢队长一边翻肥一边骂,“你当我稀罕你那达……”“嘻嘻!”马缨花指着他,“只怕你馋得口水流了出来,把毛胡子都打湿了哩!”这时,谢队长恰好骂得唾沫四溅,胡子上也沾着口涎。周围的男女农工看着谢队长,哈哈大笑了起来。 
  马缨花占了上风,谢队长大扫了面子。但我知道,谢队长没到她家去过,并且,只要马缨花和一帮妇女一起干活,谢队长总要派个强壮的男劳力去帮助她们;对她,谢队长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批评过,更谈不上“报复”了。 
  一个没有丈夫、又带着一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孩子的单身妇女,现在家里还有男人进进出出,在农村是最容易招人非议的了。但农工们似乎认为只有马缨花可以这样做。我渐渐地理解了,她能取得农工们的好感,绝不是凭她的姿色或采取了什么方法;只有对人人都抱有善意和同情心的人,才能自然地取得人人对她的善意和同情。真诚和善良,有时能把违反习俗的事也变得极有魅力,变得具有光彩。 
  从农工们的话里,我还知道,近几个月来,好像海喜喜已经“独占了花魁”,别的人很少去了。“美国饭店”成了一个历史的概念,一个巴比伦。可是我坚信自己的直觉,海喜喜并没有占有她,更谈不上什么“独”。他还有个情敌——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是那个瘸子保管员。有一次,我去她家,瘸子保管员跷着二郎腿坐在我常坐的那个土坯凳子上,她背对着他在炕前擀面。见我进来,瘸子保管员好像有点无趣地走了,临走时,操起土台上的一个空面袋揣进怀里,看样子他是带着一点什么东西来的。还有一次,在我吃完饭和她聊天的时候,外面响起了一轻一重的脚步声,马缨花急忙跳下炕,抓起顶门杠把门顶上。瘸子在外面叫门,她却喊叫道:“睡啦,都睡下啦!”搞得我十分尴尬,屏声静气,心跳不止。一会儿,保管员一轻一重的脚步声远了,她才朝我调皮地一笑,叫我接着讲故事,并不提那瘸子跑来干什么。 
  我和她接触的时间长了,越来越感到她并不是农工们印象中的那种跟谁都有暧昧关系的女人;她天真、坦荡、调皮、开朗……然而,我又感到她身上还有什么地方我并没有认识。

                                                         
二十



  对海喜喜,她倒从来没有顶过门。海喜喜总是像主人似的大模大样推门进来,见我也在这里,而且把唯一的座位占了,就阴沉着脸往地上一蹲。 
  我们几乎天天在马缨花家见面。他要卸套、饮马、铡草、喂马,间或还要拾掇套具,所以来得比我晚得多。等他进门,我已经吃完了。但不知怎么,我见了他总觉得自己比他矮一大截,还有一种偷了东西装在口袋里,没出门就被别人撞见了似的心虚。虽然我们两人都不动声色,但仿佛他明白、我也明白:我刚刚做了件不光彩的事。这种感觉给我很大的压力。他一推门,我就会抑制不住地脸红起来,说话的兴味也跑得无影无踪。那马缨花还没来得及收拾的碗筷,也好像成了我的罪证,让我惶惶不安。 
  马缨花不像别的女农工,爱背地说人长短。她喜欢和现实生活完全无关的幻想,喜欢听神话和童话。在饭后到夜晚这段时间,她真有点超凡脱俗的味道,和她跟那帮妇女嘻嘻哈哈笑骂时判若两人。她缠看我给她讲故事。而我充当这种“说书人”,似乎也成了付给她饭食的报偿。马缨花会和我的故事一起幻想。幻想是人的本能,每个人都会幻想,都有自己的幻想。难能可贵的不是会幻想,有幻想,而是善于接受和理解别人的幻想。马缨花对《丑小鸭》、对《灰姑娘》、对《海的女儿》、对《青凤》、对《聂小倩》等等都非常神往。她认不了几个字,心灵却能够和外国的与古代的幻想相呼应。我没有讲故事的才能,不注意描述细节,情节也是挂三漏四,只能讲个梗概。但马缨花凭她的想象却能补充出来,她向我提出疑问并谈出她的想法,往往和安徒生与蒲松龄相合,什么海的颜色变化和喧嚣啦——她从未见过大海,海里的歌声会迷住航行的水手啦,小老鼠怎样变成骏马啦……好像她原来看过他们的书一样。这常常使我惊奇。 
  但海喜喜则不然,他总要和我唱反调,挑我故事的毛病。他像狼似的蹲在地上,像狐狸一样支起耳朵,在我讲得有点颠三倒四或是语句结巴的时候——因为有他在场,我的记忆常常会突然中断,他就仿佛听到小动物在林间响动似的,兴奋地舔舔嘴唇。讲完了,他就用物理的现实来击碎心灵的种种幻想,像一头大象跑进凡尔赛宫横冲直撞。 
  “熊!野鸭子给你孵天鹅蛋哩!”他鄙夷地说。他说话从来不看我,而是仰面看着马缨花。好像我的故事不过是广播喇叭里的声音,我的话他听见了,而人实际上并不在这房里。“野鸭子可灵性了。天鹅蛋比野鸭蛋大好几圈咧!鸭窝窝里要有个天鹅蛋,你看它趴不趴?!它早他妈飞跑了!……” 
  “球!用金子打马车哩!”听完了《灰姑娘》,他发表这样的评论,“谁要用金子打马车,那就倒了八辈子灶了!这事儿唬不住我,用金子打的马车,啥牲口能拉动?!嗯?啥牲口能拉动?!那么一点点金子,”他用两根手指头比画着,“就有百十斤重咧!”对《海的女儿》,他的评论更加荒唐了。他忿忿地说:“人能长鱼尾巴哩!人长了鱼尾巴,那玩意儿长在哪达?那能分得出公母来?那咋生娃娃?熊!尽他妈胡卷舌头!” 
  他骂我“胡卷舌头”,我隐忍住了。因为在他眼里根本没有我,我也只好眼睛里没有他,不跟他辩论,何况他的体重比我大将近一倍。马缨花在我说完以后,常沉浸在自己的想象里,像吃着橄榄一样有滋有味地咂着嘴:“啧!啧!”并不理会他说了些什么。但他的蛮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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