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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永泽还是我都未能使她幸免。当初美她——如同我的许多熟人那样——来到人生的某一阶梯的时候，就像突然想起似的自行中断了生命。她在永泽去德国两年后和一个男子结了婚，又过了两年便用剃刀割断了手腕动脉。
向我告知她的死的自然是永泽。他从波恩给我写来信，信上说：“由于初美的死，某种东西消失了，这委实是令人不胜悲哀和难过的事，甚至对我来说。”我把这封信撕得粉碎，此后再未给他写过信。
※
我们走进小酒吧，各自喝了几杯。我也罢初美也罢几乎都没开口。两人就像处于倦怠期的夫妻，默默对饮，嚼着花生米。这工夫，店里人多起来，我们便准备离开，出去稍事散步。初美说要自己付款，我说是我邀的，抢先付了。
出到外边，晚间的空气有些彻骨生寒。初美披上一件灰色羊毛衫，仍旧一声不响地在我身旁走着。也没有什么目的地，我只是双手插进裤袋，在这夜晚的街头缓缓移动脚步。我不由想道：这简直同直子并行时一模一样。
“渡边君，知道这一带可有打桌球的地方？”初美突如其来地说。
“桌球？”我吃了一惊，“你会打桌球？”
“嗯，还相当不错哩。你怎么样？”
“四个球的，打是能打，就是打不大好。”
“那就去吧。”
我们在附近找到一间桌球室，走了进去。这是一家位于胡同尽头的小店。初美一身漂亮的连衣裙，我则是海军蓝便上装和便式领带——我俩的这副打扮在桌球室里极为显眼，初美却不甚在意，挑了支球杆，握住中间，用擦粉“嚓嚓”擦了几下杆头。随即从挎包里取出发卡，别在额旁，以免头发影响击球。
我们玩了两局四个球的。初美果然如同她自己说的，球技相当娴熟。我因为缠着厚厚的绷带，击球总有些不够灵便，结果两局都她赢了。
“打得不错嘛！”我甘拜下风。
“人不可貌相，是吧？”初美一边认真测量球的位置，一边嫣然笑道。
“到底在哪里练出来的？”
“我爷爷从前专门喜欢玩这个，自家就有球台。小时候每次去那里，都和哥哥两人捅来捅去。稍大一些后，爷爷就教给正规的击球方法。是个好人呐，又时髦又潇洒，已经死了。他最得意的，就是说自己过去在纽约见过迪亚娜。达宾。”
她接连赢了三回，第四回输了。我好不容易捞回一回，随后便打了几个乖球。
“都怪绷带。”初美安慰道。
“好久没打的关系，两年零五个月没打了。”
“怎么记得那么清楚？”
“一个朋友就是和我打桌球那天夜里死的，所以记得很确切。”
“那以后就不再打了？”
“不，倒也不全是为这个，”我沉吟一下答道，“只是不知为什么，从那以后就失去了打桌球的机会——就这么回事。”
“朋友怎么死的？”
“交通事故。”
她又击了几球。她察看球路时的眼神分外专注，击球时的用力也均匀无误。她把梳理得恰到好处的秀发一转挽到脑后，光亮亮地闪出金耳环，一双船形鞋准确地站定位置，修长的纤纤玉指按住球台毡垫，而后将球一击而出——看到她这副神情举止，令人觉得在这不无脏污之感的桌球室里，惟独她所在的位置俨然成了华贵的社交场所的一角。和她单独在一起还是初次，但对我来说实在是难得的可贵的享受。只消和她在一起，我就恍惚觉得自己的人生被拽上了更高一级阶梯。三局结束的时候——当然她是三连胜——我手上的伤口开始隐隐作痛，我们便到此为止。
“原谅我，本不该拉你打什么桌球。”初美十分歉然。
“没关系，不是大不了的伤，再说又开心得很。”
临走时，一位桌球室主人模样的瘦瘦的中年妇女对初美说：“小姐，训练有素啊！”初美妩媚地一笑，道了声“谢谢”，随即付了账。
“痛？”出门后初美问道。
“不怎么痛的。”我说。
“伤口裂开了吧？”
“不要紧。或许。”
“肯定的。到我那儿去，看看伤口，给你换条绷带。”初美说，“我那里绷带和消毒药都是现成的。不远就是。”
我说不怕，用不着那么担心。但她坚持说一定要看看伤口裂开没有。
“或者说讨厌和我在一起？恨不得马上返回自己宿舍不成？”初美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道。
“哪里。”
“那就别客气，去一趟就是。走路很快就到。”
从涩谷到惠比寺初美住的公寓，走路花了１５分钟。公寓虽说算不上豪华，但也相当气派，既有小型楼厅，又有电梯。一室一厅的房子，厨房有张餐桌，初美叫我在桌旁坐下，她去隔壁换衣服。出来时，身穿一件有“普林斯顿大学城”字样的带风帽的上衣和一条棉布裤，金耳环也不见了。不知她从哪里拿出一个急救箱，放在桌上，解开绷带，确认伤口并未裂开后，大致消了消毒，用新绷带重新缠好。这一切做得非常利落。
“你怎么无论什么事都做得这么漂亮呢？”我问。
“以前在志愿服务队里做过，学过护士工作，就记住了。”初美说。
缠完绷带，她从冰箱里取出两罐啤酒，她喝了半罐，我喝了一罐半。接着，初美拿出俱乐部课余活动小组里低年级女生们的照片让我看，果真有几个蛮可爱。
“要是想交女朋友，随时到我这儿来，我马上介绍。”
“遵命。”
“不过渡边君，在你眼里我怕像个老媒婆吧？乖乖告诉我。”
“有点儿。”我笑着老实回答。初美也笑了，她是个脸上非常适合挂笑容的人。
“渡边君，你是怎么看的，我和永泽的关系？”
“怎么看？指什么？”
“我该怎么办呢，往后？”
“我说什么都为时已晚吧。”我边喝冰凉冰凉的啤酒边说。
“可以的，尽管说，怎么想怎么说。”
“假如我是你，就和他各奔东西，找一个头脑更为地道的人去幸福地生活。无论怎么善意地看，和那个人相处都不能有幸福可言。自己幸福也罢，使别人幸福也罢，他并不把这个放在心上。和他在一起，神经非出问题不可。依我看，你和他交往３年之久已经是一种奇迹。诚然，我也不是不喜欢他，他这人风趣，长处很多，本事大，又坚强，我这样的角色根本望尘莫及。问题是，他考虑事物的方式和生活态度不够地道。同他交谈起来，时常觉得自己总在同一地方来回兜圈子。他以同一程序不断勇往直前，而自己却总是原地徘徊，并且空虚得很。一句话，就是人生观本身不同。我说的你明白吗？”
“一清二楚。”说罢，初美又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
“再说，他进了外务省，在国内进修一年，之后就要出国吧？你怎么办？一直等待下去？那个人，根本就没心思同谁结婚。”
“这我也清楚。”
“那好，我再没有任何该说的了。”
“唔。”
我往杯里倒进啤酒，慢慢喝着。
“刚才同你打桌球时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我说，“就是，我无兄无弟，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人，因此从未感到过寂寞或希望有兄弟姐妹，一个人心满意足。但刚才同你打桌球的时候，我猛然想到如果有你这样一位姐姐该有多好——一位又时髦又高雅、适合穿深蓝色连衣裙和戴金耳环、会打桌球的姐姐。”
初美满脸欣喜的笑容，看着我说：“至少这一年来我所听到的各种话里，你刚才这句最让我高兴，真的。”
“所以，作为我也但愿你获得幸福。”我脸上有点发热地说，“不过也真是不可思议，你看起来同任何人都能处得快乐，为什么偏偏看上永泽那样的人了呢？”
“大概是命中注定吧，我自己也不知所以然。要是让永泽来说，恐怕就成了我的责任，与他毫不相干。”
“想必。”我表示赞同。
“可是渡边君，我并不是脑袋好使的女人，总的说来，有些迂腐和古板。什么人生观啦责任啦，怎么都无所谓。结了婚，每晚给心上人抱在怀里，生儿育女，就足够了，别无他求。我所追求的只是这个。”
“他所追求的却截然不同。”
“但人是会变的，对不？”
“你是说，到社会上几经风雨，几遭挫折，然后成熟起来？……”
“嗯。加上长时间同我天南地北，说不定对我的感情也因而发生变化，是吧？”
“那是就普通人而言。”我说，“若是普通人，或许会那样。但那个人另当别论。那人的意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坚强，而且每天每日都在不断加强，越是遭受打击越是自强不息。他甚至宁肯生吞蛞蝓也不在人前认输。对这样的人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不过渡边君，现在的我惟有等待而已。”初美在桌面上支颐说道。
“喜欢永泽喜欢到那个程度？”
“喜欢。”她当即回答。
“也罢也罢。”我叹息一声，喝干杯底的啤酒。“能如此执着地爱上一个人，这本身恐怕就是件了不起的事。”
“我不过是迂腐古板罢了。”初美说，“再喝点啤酒？”
“不，可以了，该回去了。又包扎又招待，谢谢了！”
我立起身，在门口穿鞋。这当儿电话铃响了，切美看看我看看电话，又看看我。我道声“晚安”，开门走出。门悄然合上时，我瞥见初美正拿起听筒——那是我见到她的最后情景。
回到宿舍，已经１１点半了。我径直去永泽房间敲门。敲了十多下，才想起今天是星期六。星期六晚间永泽以去亲戚家为由，每次都被允许在外面过夜。
我折回自己房间，解下领带，把上衣裤子挂在衣架上，换上睡衣，刷牙漱口。随即想起：得得，明天又是星期天。我觉得简直就像每隔四天就来一个星期天。再过两个星期天，我将满２０岁。我歪倒在床上，望着墙上的挂历，不觉黯然神伤。
※
星期天上午，我仍像以往那样伏在桌上给直子与信、我写了封长信，边写边用大杯子喝咖啡，边听迈尔斯。戴维斯的唱片。窗外细雨霏霏，室内如同水旅馆似的凉意浸人。刚从衣箱里掏出的厚毛衣上还残留着樟脑气味。窗玻璃上方，一只圆鼓鼓的苍蝇附在那里纹丝不动。由于无风，太阳旗俨然元老院议员长袍的下摆，垂头丧气地裹在旗杆上一动不动。一匹有气无力的褐毛瘦狗不知从哪里跑进院子，团团围着花坛粗声大气逐个嗅着花瓣。狗为什么在雨天里非要来回嗅着花瓣气味不可呢？我全然捉摸不透。
我伏案疾书。每当提笔的右手开始作痛，便茫然地打量着院子里这番光景。
我首先写了在唱片店打工时把手割了一道深口，写了我同永泽、初美三人祝贺永泽通过外交官考试的情形，告诉直子那是怎样一家饭店，点的什么样的菜，还告诉她尽管菜肴非比一般，但席间气氛却有些尴尬等等。
写到同初美去桌球室时，我想起了木月，一时有些踌躇，但终归还是写了，我觉得是应该写的。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木月死的那天他击最后一个球的情景。那其实是个需要反弹的相当难的球，我没想到他竟然一举成功。然而大概是一种巧合吧，那一击居然百分之百地准确无误，白球与红球在绿色的毡垫上悄无声息地轻轻撞合，结果成了他得的最后一分。那动人的一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那以后的近两年半时间里，我未曾打过桌球。
但是，在同初美打桌球的那个晚间，直到第一局打完也一点没有想起木月。对我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自从木月死后，我一直以为每逢打桌球必然想起他。不料直到打完第一局而在店内自动售货机买百事可乐时，都全然未能想起。至于为什么在那里才想起木月，是由于我和他常去的那家桌球室也同样有一台百事可乐自动售货机，我们常常用买可乐的钱来打赌玩。
打桌球时居然未想起木月，这使我感到似乎做了一件对不起他的事。当时我觉得自己已将他彻底忘在脑后。然而夜里返回宿舍，我开始这样想道：那以后已经过去了两年半，而他依然１７岁。但这并不意味他在我的记忆中已渐趋淡薄，他的死带来的东西依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有的反而比当时还要鲜明。我即将满２０岁，我同木月在１６岁和１７岁那两年里所共有的东西的某部分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无论怎样长吁短叹，都已无法挽回——我无法表达得更为确切，但我觉得对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