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晚六时，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六人来六国饭店看望南京和谈代表，并设便宴款待代表团全体人员。饭后双方代表即开始商谈。商谈采取分头、个别对话的方式。周恩来、林伯渠和张治中、邵力子对谈。
第四部分七、北平和谈：与周恩来的争吵
这次交谈，据我事后从张、邵口中所知，谈及三方面的问题。
周恩来一开始就以极其严肃的态度质问张治中：“你为什么离南京前到溪口去见蒋介石？”这样突如其来的质问，使张治中蓦然一惊，正想加以解释，周接着说：“你这种做法，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起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蒋介石的所谓下野是假的，他还在幕后操纵控制！”张治中急忙反复解释：“我不能不去溪口。是我自己要去的。既不是蒋叫我去，也不是李宗仁要我去。我所以要去，一则想到蒋虽然下野，实力还是掌握在手上，我们虽然接受以毛主席所提八条作为和谈基础，但蒋究竟同意到何等程度，我不能不摸个底，才好进行商谈。二则蒋虽然不当总统，但还是国民党的总裁，我们六个代表中除章行老（章士钊字行严）外，其余都是国民党员，也有义务去看望他。也不好全都去，我是首席代表，只好我去。三则近来京沪间一些人纷纷发表言论，提到很多主张，给和谈制造障碍，我去溪口并且在回南京后马上发表新闻，对这些人起到威慑的作用。蒋既然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一切交由李宗仁主持，这些人就不敢反对了。”张的反复解释和补充，没能使周恩来满意。周最后说：“不管你怎样说，只能说明蒋介石还在发纵指示，说明你们不是真要和平，这种由蒋介石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张感到反复解释无效，也就动了一点感情，引起双方的争执。以后在另两次不同的场合下，周还一再提出责难。张在解放后写回忆录时还对笔者说，中共对我去溪口反应如此激烈，实非始料所及，这件事对和谈的情绪是实在有影响的。我认为，这段经过反映了周恩来严肃的原则性，中共代表不到机场迎接和六国饭店张贴的标语，是绝非偶然的。
其次，谈到和平问题。周恩来问：“我们的广播你们听到了，你们带来了为实施八项条件所必需的材料吗？对和谈有何具体的意见？”张治中答：“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听你方的——当然这是以八项条件为基础。”周说：“这是前提，是没有疑义的。我们设想，采取今天这样个别对话的方式，充分听取你们的意见，如果可能，经过三四天的商谈后，然后在五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让双方讨论。当然，你们也已意识到形势发展得很快，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国际上除美帝及其追随者外，也都希望中国出现和平，这是不能再拖延的。”
然后双方谈到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主要是张治中谈了他一贯的看法。而周、林、邵未作表示。张的话大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轴心国失败了，同盟国也感到精疲力竭，各国政府都希望有个比较长期的和平，以便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全世界人民更是厌恶战争，渴望过和平的日子，中国也不例外。和平，是世界大势所趋，对中国人来说，和平统一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这次到北平来，就是抱着一片真诚来争取国家和平统一的。不过，国家和平统一之后，最重要的是有正确的外交政策。我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是长期以来奉行一条一面倒亲美的错误外交政策。我主张，我们今后要实行美苏并重的外交政策。就是说，亲美也亲苏，不反苏也不反美，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以亲美又亲苏的美苏并重来消除美苏的对立，促进美苏的合作，使中国成为美苏关系的桥梁。这对中国有利，对美苏有利，对世界和平也有利。别的不说，就单从军事观点来说，如果在美苏对立中，中国不能保持善意的中立，联合美国对抗苏联，则美国为了支援中国，必须调动大量的海陆空军横渡太平洋到中国大陆，这样，中国就成为美国的负担。反过来说，如果中国联合苏联来对美作战，苏联为了支援中国，也必须出动大量的军队越过遥远的西伯利亚来援助中国，不但是苏联的负担，而且使苏联陷于东西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所以中国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我们应该好好运用的。但是，归根到底，还是首先要谋取中国的和平统一，国家不和平统一，是谈不到实行这个外交政策的。
第四部分七、北平和谈：会晤毛泽东
从同月2日至7日，双方代表继续个别对话交换意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主席在香山分别会见了国民党的六位代表和秘书长，第一天，张治中；第二天，邵力子与章士钊；第三天，黄绍与刘斐；第四天，李蒸与卢郁文。事后张治中曾两次向我谈到他会见毛主席的情形。
毛泽东一见到张治中，就满面笑容地同他握手说：“谢谢你1945年到重庆时的热情接待。”然后问到张的身体和家人可好。张治中告诉我，那天谈的话很多，他根据“和谈腹案”以及在溪口同蒋介石谈话的内容谈了一些意见，涉及以下几点：
1关于战犯问题，张一再说蒋介石已经下台，一切交由李宗仁主持，并且明确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故乡，终身不担任国家职务，为了便于和谈进行，希望战犯问题不要写入和平协定条文。毛泽东表示可予考虑宽大处理。
2关于组建联合政府问题，张提到重庆政协的政治民主化原则及当时达成协议的具体方案，如按此办理，国民政府当将权力移交给新政府。毛泽东表示：“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要两三个月都说不定。在这段时间，南京政府应当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不要大家都跑了。”
3关于今后建设问题，张表示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没能遵循孙中山先生遗教进行建设，我们愧对国家人民。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样做，责任是重大的。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的，大家合作做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开展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人民稳定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
末了，毛泽东问张治中对今后建国有何意见。张详细地阐述了他的关于外交政策上的美苏并重主张。其内容除了上述和周恩来所谈之外，还作了以下补充，大意是：
（1）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政权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亲美派反动集团。他们的一面倒亲美、死硬反苏的错误外交政策，是一个致命的赌注，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不仅危及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且影响到远东的和平。因此，我坚决反对一面倒亲美，主张美苏并重，就是亲美也亲苏，不反苏也不反美，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概括地说，就是国共合作，美苏协调。实现国共团结以促进美苏协调，通过美苏协调以促成国共合作。中国在东方处在很好的地位，我们要善于利用这种地位来促进美苏在远东的合作关系，来保证远东和平，促进世界和平。
（2）中国太大了，在未来国家建设中，光靠苏联不够，还得从美英等国去争取援助。光靠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行。
（3）现在世界交通日益发达，各国人民贸易往来，有无相通，是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国家做生意，而不能像满清时代那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张治中这种外交上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不愿因中国关系使美苏关系复杂，拖美苏下水；并通过中国的缓冲，使美苏关系缓和，以促进远东和平以至世界和平的主张，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外交主张。他主张外交上美苏并重，而不是政治上美苏并重。政治上美苏并重是一种中间路线，外交上美苏并重是一种策略，是为了达到政治上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策略，这中间是有显著区别的。
第四部分七、北平和谈：李宗仁与毛泽东的电报往来
从4月1日至12日，是双方代表不断对话商谈的阶段，在这段时间里，还有三件比较重要的事。
第一件是李宗仁和毛泽东来往电报。李电4月8日发出，经张治中转送毛泽东，主要用意三点：（1）表示谦和的诚意，自称“排除万难，决心谋和”，“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2）关于战犯问题，“宗仁凛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原秉己饥己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为所谓战犯也者，虽有汤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一句话，希望取消八项和谈条件中的第一条。（3）针对八项条件的二至八条说：“至立国大计，愿遵先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为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自可迎刃而解。”一句话，如果国共合作，遵守孙中山遗教，一切问题都可不提。
毛泽东的复电，主要内容也是三项：（1）强调八项条件，“双方既然同意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原则以求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这是原则性。（2）是灵活性，“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以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3）建议“早日成立和平协定”。
从上述电文看，内容针锋相对，距离甚远，但并未关闭谈判大门。
第二件是国民党反动派继续为和平设置障碍。何应钦转来国民党中常会三次会议的要求：“（1）双方军队立即停战，各守原防，静候整编；（2）国民党的外交政策符合独立自主、促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的原则，不能改变。（3）中共应停止暴力行为，尊重人民的自由权利，生命财产。（4）政府之组织及其构成，应以能实行上述要求为条件。”从上述电文看，可以看出反动派昏聩无知，垂死挣扎，李宗仁、何应钦亦无力决定和谈条件。
第三件是张治中到北平后，综合各方情况，认为李宗仁虽别有用心，但确有求和之意，而蒋介石在溪口幕后操纵，则即使和平达成协议，李亦无法采取行动。蒋留在国内，终属和平的最大障碍，因此反复琢磨之后，给蒋去信，详细分析蒋介石出国的利弊，劝他下大决心，早日成行，勿作和谈的障碍。信由屈武带南京托由吴忠信转呈，蒋介石未予置理。
从4月1日至12日，从双方代表商谈中，从各方面的接触中，从无休无止的秧歌队伍中，从报刊传来的国内形势中，我们受到熏陶和启发，思想感情逐渐由触动而走到质的变化。解放区和国统区的鲜明对照，说明了人心的向背，指出了时代的趋向，对新事物和人，由陌生、好奇而感到可爱可亲，是代表团成员的一致变化。
第四部分七、北平和谈：和谈正式会议
到同月12日，双方商谈已基本结束，中共方面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给张治中，并言明即日晚召开双方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张立即召集全体代表、顾问、秘书开会研究。大家的思想感情虽然已有初度变化，但到底未经彻底改造，所以当大家看到听到这个草案后，其第一概念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不但从具体条件看，和南京方面所希望的“划江而治”、“平等的和平”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而且从全文的措辞和语气看，充满了“降书”、“罪状”的斥责，南京政府怎么可能接受。
不过，事已至此，国民党方面的全体代表不得不逐条逐款加以研究，提出一些修正意见，准备送给中共代表团。一种强烈的紧迫感沉重地压在大家的心头，时间似箭般飞逝，我们怀着沉重、失望和苦闷的复杂心情在晚上九时前到达会场。
这是一栋高大、宽敞、华贵而又幽静的封建遗物——中南海勤政殿。大厅中间横放着一长排条桌，两端是双方首席代表的座位，两旁则分坐双方代表。长桌两端的后侧还各有三张小条桌，是双方列席和记录人员的座位，布置简朴，但气氛异常严肃。
会议没有固定的程序，在双方首席代表同意会议可以开始后，首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了详细的说明，主要是：
首先，明确战争的责任在南京政府。南京政府自执政以来，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