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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举行军事三人小组会议，研讨国共双方军队的整编问题，张治中与周恩来再次携手，签订了《整军方案》。
第五部分十、张治中与周恩来：生死亦可托
张治中从大革命时代起，对周恩来就深深地怀着敬意，周对张也很尊重。即使在国共和谈中，彼此站在对立的立场上，有时争辩得十分激烈，也还是互相尊重。张治中认为周恩来的工作方法和作风是很值得学习的，所以他在湖南、新疆省主席任内，都注重深入基层，实地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然后决定大政方针。
1949年4月21日，由于南京政府顽固地拒绝了双方代表团所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人民解放军迅速渡江。张治中认为自己是首席代表，理应回去复命，周恩来诚挚地对张说：随着形势的转变，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你们回到上海或广州，特务分子是会干不利于你们的事的，还是留下来吧。最后，周语重心长地说：西安事变时我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按：指张学良），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情真意挚，态度温和而又坚定，张治中深受感动。两天后，周恩来指挥上海地下党把张的家属由上海接来了，张于是决意留下来。
张治中留在北平后，心情十分苦闷，思想斗争很激烈。他的主要想法是：我是个国民党员，现在站到共产党方面来了，人家会不会说我是投机呢？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党魁，而我是他的亲信、重要干部，现在站到共产党方面来，人家会不会说我是党员背叛了领袖呢？张治中曾经读过十年线装书，旧伦理观念牢牢地束缚着他。毛主席、朱老总、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等都来看他，劝他，帮助他解脱思想上的包袱。最后，周恩来和他谈心时坦诚地说：我看，你这个人还是封建。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着想呢？这是一针见血的话，尖锐中见亲切，责备中见真情。这使张治中衷心感激，毕生难忘。
1950年，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中共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张治中极力拥护，写了几千言的书面意见送给周恩来看，中有“接受美帝的疯狂挑战，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在所不惜”等句。周看后对张说：你这个将军这么激烈呀！别人可以这样说，你就不行，你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说这话在国际上会有影响的，会发生误会的。
以道义相砥砺，在关键时刻进忠言，这是诤友。周、张交往中，彼此都是以诤友相待的。
周对张如此，张对周也是一样。
张治中到北平不久，就对周恩来提出过关于外交方针方面的重要意见。他主张通过中国的缓冲，促进远东和世界和平；主张同各国发展贸易往来，他指出：各国人民贸易往来、有无相通是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的国家做生意，尤其要同工业发达的国家做生意，而不能同清廷一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这些意见，都是有一定见地的。此外许多年，张治中每次外出参观视察，都要把自己的意见写成书面建议，供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参考。他有不少独特的见解，在国号、国旗、国徽的选择上，在抗美援朝问题上，在视察制度的建立上，在1954年制定的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应否是国家元首的问题上，在大力支援老根据地建设的建议方面，等等，都显出他的独立思考，不盲从别人。他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均受到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重视，好些被采纳。
建国以后，张治中的社会活动频繁而紧张，周恩来更是日理万机，废寝忘食。两人除了公务上的接触外，从1954年起，张治中每年必邀请周恩来欢聚一次，周从不拒却。“文化大革命”前的一次是在颐和园的介寿堂，张还邀约了陈赓、郑洞国、杜聿明、宋希濂等二十多位黄埔学生作陪，师生共叙往事，展望将来，气氛十分融洽。
第五部分十、张治中与周恩来：拳拳之情
周恩来知道张治中有神经性腿痛症，甚以为苦，因此每次从国外归来，常带一些珍贵药品送给张。仅仅在1961年，就先后给张送去过虎骨胶、燕窝等物，邓颖超大姐还亲函致候。
1960年，周、张同机飞广州。在闲谈中，张忽然想起：1925年，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是在广州“太平餐室”举行仪式，便笑着对周说：你们结婚三十五年了，应该在“太平餐室”请我们吃餐饭，纪念纪念。周听后会心地笑了，后来，周真的请张到老地点聚会了一次。
“文化大革命”当中，张治中受到严重冲击，当时周恩来处境也很困难，但他得知张的情况后，马上派人把张保护起来，并且在红卫兵集会上解释说：张治中是我们党的朋友，他曾经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亲自接送毛主席，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江青在旁假惺惺地说：我们对张治中不为已甚，三到延安嘛！甚么“不为已甚”？！后来在康生、江青等人开列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黑名单中，“张治中”三字赫然纸上。康生还造谣说：新疆×××等叛徒同张治中勾结，隐瞒了叛变历史，回延安潜伏下来，是一批定时炸弹。周恩来再次在红卫兵、造反派的集会上指出：张治中释放和护送被新疆盛世才监押的中共人员回延安是应我党的请托，对这批同志中央早就做了结论，没有问题，张治中是做了一件好事。这之后，周恩来还特地派人代表他到保护地301医院看望张治中，备致慰问之意，当了解到张的情况还好时，才放下心来。
由于周恩来的大力保护，张治中的处境稍好些，后来回了家。以后，他因年老体衰，疾病渐多，于1969年4月6日去世。此时正是“四人帮”最嚣张的时候，周恩来仍然为张设立了灵堂，并亲临八宝山主持遗体告别仪式。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周心情沉重地环顾四周，看到我在场，就想起了张治中去世前手头还有一些机密文件，说：这些东西你保管不便，都交给我吧。并特意叮嘱张治中的老伴洪希厚说：你们有什么困难，就找我的联络员告诉我。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第六部分十一、张治中与蒋介石（1）
张治中之所以能多次代表国民党及蒋介石与共产党谈判，除了他对当时社会及国共两党的深刻而独特的认识外，也与他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有关。
张治中与蒋介石都出身于保定军校（编者按：蒋介石肄业于清末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张治中民国五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先后同学。但是张自1916年保定军校毕业后，长期郁郁不得志。开始，他由于自少景仰张骞、班超的为人，请求到边疆去，未得批准，却被派往安徽北洋军阀倪嗣冲部当见习官。1917年7月，孙中山先生率海军南下护法，张治中毅然出走，投奔广州。这是他毕生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关键。此后，由于保定同学的关系，张在滇军、桂军、川军中先后充任连长、营长、师参谋长等职，奔走于粤、闽、川之间七八年，苦头吃得不少，经验也增加好多，但仍然未逢际遇。直到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改组中国国民党，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张治中才时来运转，脱颖而出。
当时张治中正在桂军军官学校担任校长，他对孙中山先生的主张竭诚拥护。蒋介石时任黄埔军校校长，他从保定同学口中知道张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蒋本想邀张到黄埔来，但是党代表廖仲恺考虑到桂军、滇军、湘军等军事教育机构合并到黄埔军校的决策，不能仓促从事，需要有个酝酿准备的过程。廖对张说：“桂军军官学校总得有个人负责，你暂时可不到黄埔军校来。”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仅发表张为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在黄埔军校召开各种军事训练会议时，张积极参加，献计献策，初步得到蒋的赏识。
1924年底，桂军军官学校刚结束，黄埔第三期学生开始入伍，蒋介石便把张治中调为入伍生总队任代理总队长。1925年2月，广东军政府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蒋自任东征军总指挥，调张任东征军总部上校参谋，襄赞指挥军事。这是张施展才华的好机会。双方军队经过激烈战斗，东征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张因此立了战功。不久，国民党党军第二师成立，蒋介石自兼师长，以王懋功为副师长，张治中为参谋长兼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蒋复先后委任张为航空局局长、军事处处长、航空学校校长、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团长。不久，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改组，张被推选为执行委员。黄埔军校在一、二、三期的基础上成立军官团，张被任为军官团团长。至此，张一身兼八项职务。蒋对张的重用可想而知。
在这段期间，张治中和中共的关系拉得紧。周恩来是黄埔第一期的政治部主任，张到黄埔后，两人一见如故，深相结纳；邓演达时任训练部副主任，张、周、邓三人经常在一起。张和熊雄、恽代英、高语罕亦时多往还，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李縻、尼拉等亦多接触。因此思想上、作风上颇受影响，曾一度申请加入中共，密商于周恩来。周表示很高兴，但说要请示组织后才能答复。过了一些时候，周回复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
当时，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社会上斗争甚为激烈，黄埔军校内的国共斗争，实际上是社会上两党斗争的缩影。学生中当时分成两派：一是中共支持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另一是国民党右派领导的“孙文主义学会”。张由于所处地位特殊而重要，一方面为蒋所重用，同时又有保定同学的支持（当时校内军事教官大多是保定学生出身），另一方面复与中共人员关系密切，所以就成为两派的争夺对象。张认为革命事业才开始，国共两党只宜团结，不应分裂，因此对两派斗争并不赞成，但在言论上、行动上时多“左”倾，比较偏向“青年军人联合会”，以致蒋介石也起了疑心，曾背后密询王懋功：“张治中是否共产党？”王力言无其事，流言不足信，为张说了很多好话，蒋才释然。
1925年廖仲恺被刺杀，蒋利用廖案逼走胡汉民。1926年“中山舰事件”，又逼走了汪精卫。同年初，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提出反共的“整理党务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主席，并兼组织部长、军人部长，至此，大权独揽，左右一切。同年6月，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组织总司令部，遂任张治中为副官处处长（口头上都称副官长）。这是个重要部门，主管国民革命军的人事、编制和事务。蒋还对张说：“你先权充副官处长，负责组织总司令部，等总司令部组成后，还是派你去带兵，副官处就交由张岳军（张群）接替。”张高兴地接受任命，在很短时间内便把参谋、作战、情报、政治、财经、后勤、卫生等单位建立起来。这显示了张的组织才华，深得蒋介石嘉许。
当时，张治中心上的一个最大疙瘩是国共问题。他目睹并实际上参与了国共两党的斗争，内心十分不安。他认为，当时政治上最高决策和指导方针，应是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一切人的一切言行应以此为标准，而两党斗争是不符合三大政策方针的。他对两党斗争忧心忡忡，时刻苦思弥合补救之策。有一天，他郑重地向蒋介石进言：“我们都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应时刻不忘三大政策，而贯彻三大政策，首应停止两党斗争，加强两党团结。现在北伐就要开始了，为了弥补‘中山舰事件’的影响，显示国共两党的团结，我建议请周恩来担任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同北伐。”蒋说：“政治部主任一职，我准备让邓演达充任。”张说：“邓以带兵为宜。周历任黄埔军校和东征军的政治部主任，经验多，能力强，成绩昭著，有目共睹，总部政治部主任一职还是以周较合适，无论从政治上、军事上，尤其国共联系上着眼，请您多加考虑。”蒋说：“你的建议也有一些道理，但我已决定让邓充当，不好中途变卦。现在总部财经委员会主任一职尚未决定人选，你可征询周的意见，看他愿否接受。”张心想，财经委员会在总部里不是个重要职务，让周充任是委屈了，但终究是总部的一部分，周参加了亦可显示两党的合作。因此转而征询周恩来的意见。没想到一开口，就被周坚决拒绝。张认为，周是个很好合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