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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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 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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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两党的合作。因此转而征询周恩来的意见。没想到一开口,就被周坚决拒绝。张认为,周是个很好合作的人,而蒋一再固拒自己的合理建议,心下极不以为然。他始终觉得北伐的统帅部没有周参加,是革命事业的一大损失,也是造成两党破裂的因素之一。    
    北伐大军浩浩荡荡向北推进,以叶挺的独立团为尖兵,一路上势如破竹,不久就越过衡阳直指武汉三镇。蒋介石率领北伐军总部到达衡阳亲自指挥。一天晚上,蒋乘船去长沙,张治中到船上送行,趁机向蒋进言:“从现在的军事形势看,我们迟早到武汉会师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到武汉会师后,关于两党合作问题务必请您特加注意。大敌当前,革命刚开始,我们一定要设法保持两党的合作,不能使它破裂才好。”蒋对此未置一词。    
    不久,北伐大军直逼武昌城下。唐生智任前敌总指挥,围城部队是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部队为主力,蒋介石带了张治中亲临城下指挥,赖将士用命,把吴佩孚的主力击溃,光复三镇。可是到了武汉,国共两党的摩擦更趋尖锐。大革命以来,蒋介石披着“左”的伪装,如派儿子到苏联留学,讲话满口不离三民主义和革命辞藻,俨然是一副“左派”的嘴脸。但自“中山舰事件”以来,蒋反动独裁原形渐露,加以处事用人处处为私,歧视嫡系以外的其他部队,引起人们的反对。尤其背弃三大政策,处处反共排共,使两党关系极度紧张。蒋某日在汉口举行公宴,中共代表李立三有一篇措辞委婉而含意极其锋利的话,完全意在对蒋。时邓演达任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态度上完全站到中共一边,对蒋的攻击尤为激烈。    
    到武汉后,蒋从两次东征和这次北伐战役中,深切感到基层干部的重要,一个经过新式训练的班、排、连长,训练时间虽短,而发挥力量甚大。于是下令设置学兵团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由张治中任团长和教育长。张仰体蒋的旨意,很快就成立了学兵团团部,向各地招足了一团学兵,从军事训练到政治教育,从野营实习到日常生活,一切亲自抓紧,进度很快,培养出一大批班长、排长人选,迅速派到国民革命军中补充。至于武汉军官分校,张得到邓演达、恽代英等的大力支持,也很快在武昌南湖粗具规模,并请得邓演达任代校长,周佛海任政治部主任兼分校秘书长,季方任军事总教官兼办公厅主任,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陈毅也是政治教官之一。到分校上政治课的先后有郭沫若、谭平山、周恩来,李富春、李达、施存统、张国焘、李汉俊、陈潭秋、高语罕、沈雁冰、蔡畅、陶希圣、甘乃光、项英等人。各地报名学生达六千多人,反复考选录取九百八十六人。以后黄埔军校的政治大队整个迁来,炮兵大队、工兵大队亦由南昌西线迁来,使武汉分校得到有力的补充。全校分设政治、教授、训练、军械、管理、军医等单位,结构大致与黄埔军校相同,规模亦基本相等。蒋介石对此甚表满意,张治中的教育才华又一次得到发挥。


第六部分十一、张治中与蒋介石(2)

    在军事教育方面,张治中是踌躇满志的,但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精神负担却越来越重。原来,依照国民党中央的决策,光复武汉后,首都应由广州迁到武汉,并以武汉为中心分兵北伐,沿京汉直捣北京,统一全国。而蒋介石到达武汉后,独裁专断,移兵东指,直趋南昌。继而采取许多措施,想劫持国民政府迁都南昌,志在先取上海、南京,以南京为巢穴,另建中央,树立个人独裁体制。这样一来,不可能不遭到武汉方面领导人包括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董必武、陈友仁、吴玉章、徐谦、谭平山、甘乃光、高语罕等的坚决反对,情势十分紧张。尤其邓演达、蒋介石之间如同仇敌,武汉方面反蒋空气至为浓厚,是年3月12日、15日先后两次举行反蒋讨蒋大会。张治中自感身在夹缝中,十分苦恼。    
    先是1927年1月间,蒋对邓演达的咄咄逼人已感到不能容忍,遂电召张治中去南昌,一见面就指斥邓的不对说:“他的言论完全是在骂我。”张治中立即为邓演达申辩,说:“这是邓的一时冲动,如您能约他来南昌面谈,误会自可冰释。”蒋反问:“你真的主张我约邓来吗?他肯来吗?”张连答:“是,是。”    
    张治中回到武汉,邓演达即到张家中说:“我准备辞掉一切职务,请你来接替。”张一听,急了,立刻说:“你不要持这种态度,总司令对你虽有不满,但尚无别意,你如能到南昌面谈,一切自可冰释。”邓说:“我去?他会不扣留我吗?”张一听,知道问题已十分严重,再说也无益,只好沉默下来。    
    到3月,武汉的讨蒋大会开过,蒋又急电召张治中往见说:“你要不愿意做俘虏的话,应该听我的话,赶快把学兵团带到江西来!分校一千多学生中已有共党分子混在里头,你能一同带来更好,否则就只带学兵团来,我拨船给你使用。”张看蒋的态度很坚决,知道无可挽回,即说:“我回去想想办法看,但邓是否同意不敢说。”张随即返汉,邓对张说:“政治会议的意思,要你辞去本兼各职!”事情演变至此,一切糟了。    
    当时,张治中的处境非常艰窘。要论政治主张,张应跟着邓走,但蒋是一贯赏识、提拔、重用他的人,张不忍背叛他。反复考虑,无法两全。后来邓逼他表示最后态度时,张痛苦地说:“我可以劝蒋,但不能反蒋。我是坚决主张联共,反对两党分裂的,我既不能站在国民党立场来反共,也不愿站在共产党立场来反蒋!”    
    此时,蒋介石已率领军队攻入上海,随即占领南京,发动“四一二”政变。张治中无法在武汉继续停留,遂悄然离汉赴沪,到了蒋介石住处。当时许多人在座,陈铭枢亦在座。蒋一见张就说:“好了,陈真如回来了,你也回来了!”张在心灰意懒之余,请求出洋考察。蒋坚决不同意,说:“你等一等,我还有任务给你。”原来蒋到南京后,要在大本营内筹设一个军训机构,名曰军事训练处,交张负责。张对军事教育素有志向,积有经验,于是答应下来。这个训练机构成立后逐渐扩充,成为军事训练总监和军训部的前身。    
    是年7月9日是北伐誓师一周年纪念,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举行纪念仪式,蒋介石亲临主持。当时参谋长是朱绍良,总政治部主任是吴稚晖,副主任是陈铭枢,而蒋独指定军训处处长张治中作报告,引人注意。张在报告中无片言只字提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尤引起纷纷议论。    
    8月13日,蒋介石迫于形势,下野回奉化溪口,张治中获准出国考察。张行前去溪口住了一周,和蒋介石多次谈话,主旨在协助蒋总结过去,对蒋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的态度及对第七军的处理等重大事件,条分缕析,指出其领导方式方法的缺陷。蒋认为颇有见地,但亦作若干辩解。    
    军阀混战,他为蒋立下大功,三十九岁当上行营主任。他只做事,不擅权,蒋对他更加放心、重用。1928年至1936年间,中国历史处在军阀混战和国内战争的漩涡中。张治中对这两者在思想上、政治主张上是划分得一清二楚的。    
    张认为,孙中山先生创建民国,是为了统一分崩离析的国家。国民政府是中央政府,是正统,而地方割据则是分裂国家、破坏统一,应该平定;而国内战争,则是两党之争。所以张对蒋介石围剿苏区,不以为然,始终采取回避态度。    
    张治中在1927年底出国考察,历经欧、美、日各国,历时五个多月。蒋介石举行第二次北伐,由南京直捣北京,电召张回国,计划让他担任北伐大军一个方面的作战。但北伐军进展神速,等到张从国外回到南京,北京业已解决。    
    蒋没有让张闲散,派他充任军政厅长的重要职务。军政厅是军政部的前身。蒋介石定都南京后,军政业务大为发展。张悉心筹划,事必躬亲,从体制、结构、业务、人员各方面打下基础,成绩斐然,颇得蒋的欢心。    
    黄埔军校在广州办到第七期就迁来南京,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其体制、组织、课程、人事大体沿袭黄埔而大加发展,骨干仍为黄埔师生,由何应钦主持其事,主要任务是为蒋介石培养大批军事干部。在蒋心目中,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他深知张治中对军事教育向来有经验、有兴趣、有办法,张一经请求,蒋立予同意,且加奖许。    
    从1928年秋至1937年春,张治中任中央军校教育长整整十年,将全副精力和时间都投到军事教育上,使中央军官学校由无到有,由小到大,办成一个具有现代设备以及人才济济的军事教育机构。    
    张治中到中央军校不久,就爆发了蒋冯大战中的平汉路之役。    
    原来北伐时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下分设了四个集团军:以从广州出发的军队编为第一集团军,蒋介石自兼总司令;以西北军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以山西军为第三集团军,阎锡山为总司令;以桂军为第四集团军,李宗仁为总司令。北伐胜利后,在南京国民政府下专设一个国军编遣委员会,负责整编全国军队。蒋的嫡系一师不裁,还在北方大肆招兵买马,收编了十几个师,月月饷项照发;而第二、三、四集团军却一文不给。这样就激起了各方的反对。首先举兵发难的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沿平汉线南下,蒋派兵堵截,于是展开了平汉路大战。    
    蒋在调兵遣将之时,找到张治中说:“我将到河南前方亲自督战,后方需要一个得力的人支援,准备在武汉成立行营,自兼主任,请你充当参谋长,代我行事。”谁知到军委开会时,蒋对大家说:“主任一职就让文白来担任,不用先充参谋长,他完全可以胜任愉快的。”大家没有异议就通过了。    
    历来充当蒋的行营主任的人很多,然北伐时充当行营主任的,只有邓演达、李宗仁、白崇禧。张算是早期的主任人选,时仅三十九岁。    
    任务很紧迫,张治中随即率领中央军校学生编成的一个团出发,到武汉后又把武汉军分校的四营学生编为一个团。以这两个团为骨干,建立了武汉行营。行营的任务很繁重,除了前线作战由蒋介石直接指挥外,其他的一切军务悉由行营负责。当时,蒋驻节河南驻马店,张曾两次飞赴前方,参与军事策划。为了安定人心,张把两个团学生分别部署武汉三镇,穿上崭新整齐的军服,昼夜上街巡查。这些学生到底是经过正式训练的,其军容、精神很像个样子,加上新式的枪械,严格的纪律,整齐的步伐,使人耳目一新,三镇人民也就相安无事。张还故作镇静,公务之余,时而到汉阳兵工厂视察,时而登黄鹤楼品茗赏景,时而出现在总理纪念周给大家讲演,时而应武汉大学邀请给大学生讲话。就在这时候,他结识了当时的武大校长,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王世杰。他们在联俄联共上是同志,后来多次一起参加了国共和谈。    
    西北军的战斗力不弱,平汉线上反复争夺,战况激烈,但蒋介石终于取得了胜利。战争结束,张治中为了避免参加剿共军事,立即要求解除兵权,回中央军校。当时的风气,拥兵自重是一般军人的素志。而张则反其道而行之,不带兵拥兵而甘心退办军事教育。既表示了对蒋的忠心,且显示自己毫无野心,因此甚得蒋的欢心。    
    蒋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自己要爬到最高位置,而又时刻提防别人取而代之。他对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始终不放心,因为他们常常觊觎他的宝座。1928年蒋下野时曾征询何、白等人意见,何不但不反对,反而表示支持。当时何是蒋手下的第二把手,显露出取而代之的野心。蒋对何应钦、张治中一样赏识、提拔、重用,但蒋对张放心,对何不放心,其根本原因就在此。    
    平汉路之役蒋是胜利了,但问题并未解决,因为蒋的独裁越来越露骨,把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目无元老,囚禁李济深于汤山,对非嫡系部队仍然歧视打压,结果引起各方面更大的反对。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李宗仁、白崇禧一起联合反蒋,于是爆发了陇海路大战。这次军阀混战,规模之大,面积之广,都是空前的。从形式上看,蒋处境孤立,有被围歼之势。然而蒋集中兵力,分路击破,金钱收买,威逼利诱,终于获胜。对于张治中,蒋从其主持武汉行营的经验,进一步认识了张的军事指挥才能,把嫡系中最现代化、最精锐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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