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张治中，蒋从其主持武汉行营的经验，进一步认识了张的军事指挥才能，把嫡系中最现代化、最精锐的教导第二师交张统率，并要他指挥嫡系的第五师、第二十一师，负责一个方面，担任特别任务。张从5月参战，至10月在友军配合下，攻下开封、郑州，阎、冯的主力被击溃，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张率兵于10月底凯旋南京。基于过去同样原因，张要求解除兵权退回中央军校。蒋对张说：“教导二师是你一手组织、训练、指挥出来的，现在已成各师的表率，又缺适当人选，还是由你继续统率吧。”张说：“我在中央军校的任务，比带兵更重要，教导二师可交冯轶裴试任，我还是回军校吧。”蒋看张情词恳切，只好同意，内心更加喜悦。
第六部分十一、张治中与蒋介石（3）
蒋介石的陇海路大胜并没能平息反蒋之风，相反的，由于其倒行逆施，坚持独裁，反蒋事件不绝如缕，到1933年遂爆发了震惊国内外的“福建事件”（即所谓“闽变”）。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在十九路军的支持下在福建组织人民政府，号召全国反蒋。当时蒋介石正集中全部军力准备对江西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闻讯不禁大吃一惊，立即调整部署，率兵入闽，打败了十九路军，平息了“福建事件”。在这次战役中，蒋介石继续重用张治中，使其统率第四路军的嫡系三个军，包括精锐的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古城之役，张不战已屈赵一肩之师，长驱直入福州。完成蒋交付的任务后，张再次提出解除兵权，回到中央军校。
（抗战伊始，蒋把精锐交他指挥。他写下遗嘱上战场。长沙大火，他当了蒋的“替罪羊”）“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咄咄逼人，形势十分险恶。尤其在上海一带，日本浪人四处挑衅，焚烧三友实业社，捣毁中国商店，日舰沿江游弋，登陆布防，无理要求取缔抗日运动，解散抗日救国会。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闸北悍然发起夜袭，大举进攻。我十九路军将士于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形势下，奋起抵抗，爆发了神圣的淞沪抗战。在全国和上海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十九路军愈战愈勇，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是日寇亡我之心不死，不断向上海增兵，在陆海空的立体战争中渐占优势，十九路军孤军作战，难以持久。
是年2月初，蒋介石由洛阳回京，到达浦口，张治中往迎。张在寒暄后说：“现在看，形势不大好。”蒋问：“你的看法呢？”张答：“十九路军孤军抗日，难以持久，外间传说纷纷，说政府有意坐视，甚至说藉敌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我认为，应该迅速增援，事不宜迟！”蒋沉吟一会儿说：“是的，你的看法有理，但是谁去担当此责？”张慨然说：“如无别的人选，我愿担此重任。”蒋表示同意了，回到南京马上下令，把散处在京沪、京杭一带的精锐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加上中央军官学校的教导总队、独立炮兵团等，编成第五军，由张任军长，迅速带领出发。
为了振奋人心，激荡抗敌空气，张建议蒋以全军统帅名义通电全国。蒋接受了，电文中有如下词句：
……倭寇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突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逼烧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之心，以此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务各淬砺奋发，敌忾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旦，以救危亡！
张治中在2月16日由南京率领全军出发，行前于鸡鸣时写下遗书一封，遗书中说：
现在正是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治中身为军人，理应亲赴疆场，荷戈奋战，保卫我神圣领土，但求马革裹尸，不愿忍辱偷生。如不幸牺牲，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前仆后继，坚持战斗，抗击强权，卫我国土。特立此遗书，表示百折不回之决心。
在此之前，何香凝特意寄给张治中一信，并附来女士褂子一件，要张转达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信末附诗一首：
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
不战送河山，万世同羞耻！
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
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何香凝此诗充满爱国热情，张治中马上把信件和女士褂子传示全军将领，士气为之大大高扬。
战争是残酷的，从2月16日至3月5日的二十天中，张治中配合十九路军，经历了庙行战斗、浏河战斗、葛隆镇战斗三次艰苦的战役，歼敌无数，给日寇以沉重打击，第五军牺牲亦大。但终因蒋介石本无抗战决心，和日寇谈和，订立了屈辱的休战协定。第五军和十九路军都后撤整顿，另调驻地。张治中仍一本素志，请求解除兵权，回到中央军校。
张治中有鉴于“一二八”抗日是被动应战，事前又缺准备，损失太大。他认为日寇亡我之心不死，“田中奏折”所定战略绝不会改变，为了未雨绸缪，向蒋介石建议，请划分全国战区，分头准备。蒋同意，交给林蔚草拟方案。经过研讨决定，分别设置四大战区：河北为第一战区，蒋介石自兼司令长官；山西为第二战区，阎锡山为司令长官；沪、宁一带初设警备区，由张治中负责，“八一三”战役后改为第三战区，冯玉祥为司令长官；广东为第四战区，何应钦为司令长官。以后战事扩大，又增设第五至第十二战区。
中日如再战，淞沪仍是主战场，而沪宁警备区应是战争重点区。蒋介石有意把这个重大责任交给张治中，是重视他的才华和经验。张得令后，马上组织精干人员，先后在南京、苏州秘密设置备战机构，自己把中央军校的日常工作交给别人，全副精力投入此项工作。在这段期间，张秘密派遣干员前往宁沪各战略要点进行调查设计，对兵力部署、防线设施、指挥系统、兵源补充、后勤供应、舆论准备、群众组训、军民合作等，都有严密、慎重、具体的计划，整个作战方案基本定下，并获得蒋介石的批准，一切在积极进行中。
备战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忽然霹雳一声，传来“西安事变”消息，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所扣，南京政府乱成一锅粥。何应钦在南京借口拯救蒋，演了一出戏中戏。除派出大批飞机准备轰炸西安外，还组织了三路大军西出潼关进攻西安，还急电在苏州的张治中，请他指挥三路大军中的一路。张治中当即坚决拒绝，反对以武力解决事变，并且马上乘车驰返南京，联合志同道合者进行反对。他深知如照何应钦部署去搞，将置蒋介石于死地。危难之际，反映了他对蒋的忠诚。可是，尽管他力竭声嘶地反对，何应钦还是一意孤行，军队迅速西开。幸好得到共产党周恩来的斡旋，蒋介石才转危为安，脱身返回南京。
在这段时间，中日关系十分紧张，东北伪政权出笼之后，日寇更是咄咄逼人，战争危机一触即发。张治中根据上海敌情判断，向蒋介石提出一个根本性的战略建议，认为对付日寇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他打我，我不还手，如“九一八”在东北；第二种是他打我，我才还手，如长城之役、“一二八”之役；第三种是判断他要动手打我，我先打他，即先发制敌。并提出，接受过去被动挨打的惨痛教训，这次应采用第三种方式，请蒋决定。蒋立即批示：“应由我先发制人，但时机应待命令。”
不久，日寇在芦沟桥点起侵略之火。上海方面得到情报，知日寇在各哨所增加兵力，在屋顶架设高射炮，各据点构筑工事，在市中心区和南翔试设炮位，撤退侨民，扩充义勇队及在乡军人，将原驻汉口的海军陆战队千余人撤至上海，在浏河、吴淞间控制军舰十余艘，对各海口实行封锁。张治中判断日寇即将动手，于8月11日下达命令，各军师立即向上海预定防区进驻，在12日晨全部进入上海，行军机密迅速，如神兵天降，上海市民惊喜交集。张的部署是在13日拂晓前全面出击。按照当时的军事态势、力量对比，我军确能按原定计划一鼓作气将日军全部赶下黄浦江去。无奈蒋介石犹豫不决，误信外国使团的调停，三次下令不许进攻，贻误戎机，功亏一篑。
张治中参加的两次淞沪抗战虽然失败了，但却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伸张了正义，唤醒了民众，振奋了人心，也显示了他个人的风格。
张回后方休整了仅一个月，蒋介石就派他充任大本营管理部部长，不久，又派为湖南省主席。蒋的着眼点是，抗战将旷日持久，日军将沿长江而上，湖南成为后方重镇，非有分量、有威信的干员不足以胜此重任，张治中也就欣然接受。
在这段时间，张治中遇到一件不幸之事，就是长沙大火。
原来，武汉三镇于1938年10月25日陷落，长沙暴露于敌前。形势危急。武汉陷落前，蒋介石曾命令陈诚焚城，实行焦土抗战，而陈诚执行不力，蒋很生气，随即由南岳飞到长沙，召集高级军事会议。出席者除张治中外，还有何应钦、陈诚、白崇禧、冯玉祥、张群、唐生智、熊斌、何成浚、杨森、关麟徵等。蒋滔滔不绝地大谈焦土抗战的重要性，大谈如何放火，如何破坏，一个人谈了很久，在座者很少插话。最后，蒋向负责交通的人问：“这些火车和火车头退到西南，即使是空车也把铁路占满了，那怎么办？”负责交通的人还没回答，蒋接着说：“还思索什么，都烧掉就是了。倒上煤油，所有的东西全烧完了！”蒋又问张治中：“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张治中还没回答，蒋随即说：“还有什么可思索的，都用火烧掉了！我们不能住，也别让敌人来住！”继之又说：“不论粮食器材，凡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这是大家不可忘记的！”蒋的话不但是下命令，必须执行，而且起了统一认识、煽动、动员的作用，使在座的人都认为焚城是天经地义的事。
第六部分十一、张治中与蒋介石（4）
蒋介石把焚城责任交给张治中后，随即飞回南岳。到11月12日上午，张接到蒋的侍从室副主任林蔚打来的长途电话：“奉委座谕，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随即又接到蒋介石来电：
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张治中随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嘱即拟具焚城计划。下午四时，酆、徐送呈焚城计划，张于核定计划时还一再叮嘱：“第一，必须在我军由汨罗江撤退后，等待命令实施；第二，举火前必须放空袭警报、紧急警报，待群众离家后方可执行。”
这一天，张治中活动极多，至深夜即13日凌晨二时方入睡。睡未酣，忽报城内起火，张急忙打电话，而各方联络皆断，火势迅速燎原，越烧越旺。原来是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和警备二团误传日军已过新墙河（事实上是新河），既未请示批准，亦未放警报，仓促行动，遂酿成大祸。
长沙这座名城一夜之间成为瓦砾场，消息传开，惊动国内外，蒋介石即飞来长沙，把警备司令酆悌、警察局长文重孚、警备二团团长徐琨交付军法审判，随即枪决，张治中则革职留任，办理善后。郑、文、徐死于直接责任，放火前未经批准，亦未放空袭警报，罪有应得。张治中的责任在疏于检查监督，责任亦系重大。
自始至终，张治中对事件真相讳莫如深，为了维护蒋介石而甘愿背上黑锅。蒋介石则采取文过饰非、推卸责任的态度，既维护自己，也维护张治中，仅给张革职留任的轻微处分。
在重庆，他同蒋的关系达到高峰。蒋对他无话不说，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
1939年1月，张治中办理长沙大火善后工作后，于2月初飞到重庆。蒋介石立即设宴为张洗尘，党政军领导人物都在邀请之列。蒋把张摆在首位，殷勤敬酒敬菜。张感到奇异与不安，心想大概是蒋对他表示歉意吧。宴后，张表示身体十分疲乏，希望有一段休息时间。蒋关怀地说：“好，休息一两个星期，还是要工作的。”到2月中旬，蒋约见张说：“现在侍从室缺人，你愿否担任？”张高兴地答：“好，愿意在您身边服务。”事情确定了，很快就发表任命。
“九一八”后不久，蒋介石为加强对全国军事的领导，特设军事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并在自己身边组织一个办事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