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进行顺利，张治中于8月28日把毛泽东接到重庆，把自己的官邸——桂园借给毛泽东、周恩来使用，当晚又陪同毛泽东到蒋介石官邸欢宴洗尘。经过双方商洽，当即派定谈判代表：国民党方面是张治中和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中共方面是周恩来、王若飞。由8月29日至10月10日，历时四十三天，谈判共二十七次（其中毛、蒋直接面谈六次），地点是林园、桂园和德安里三号（蒋的官邸）。经过时间之长，过程之曲折复杂，气氛之极度紧张，是国内外会谈中少有的。在谈判进行紧张、遇到障碍的关头，张治中在斗室之中，时而喃喃自语，时而仰空长叹，寝食不安，确实是够操心的了。
从两党谈判开始的立场和所提条件来看，和谈成功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双方迫于形势不得不力求妥协，协议终于达成。张治中于10月8日在军委会大礼堂举行规模盛大的宴会欢送毛泽东，《双十协定》终于在10月10日于桂园签字。毛泽东于10月11日坐了张治中的专机飞返延安，蒋介石同意由张亲自伴送——这是张治中二到延安。
《双十协定》的签订是两党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但跟着要有许多具体措施予以落实，问题才算真正解决。正在这时候，美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马歇尔来华促进中国的和平。马原任美国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在国内外素负声望。美国派这样一位重要人物来华，其根本目标在于争取中国、联华抗俄，但他也确实促进了国共两党问题的继续解决，使和谈推进到第二个高峰。
1946年1月，旧政协召开，跟着军事三人小组成立，停战协定签订，整军方案完成，东北停战达成协议。
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最高军事三人小组是决策组织，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则是执行机构。三人小组是核心，是这一段历史的漩涡中心。其中争吵最多的是整军方案的谈判，关键问题则在中共军队整编的数字和驻地上。两党斗争已由政治斗争为主转入以军事斗争为主。
第六部分十一、张治中与蒋介石（6）
说来也奇怪，马歇尔对中国问题是个门外汉，在他自动草拟的整军方案初稿中，竟然规定中共在海军、空军中都占有30％的力量。马请张转给蒋介石，张看了觉得很纳闷，中共根本没有海空军，亦从未提出要求，而整编后却凭空取得30％的兵力。蒋介石看了，勃然变色，额筋暴现，几乎破口而骂。蒋向来采取限共的方针，现在忽然让它增加这许多兵力，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蒋最后忍着气同马歇尔商量，马另拟新案，把这一条完全删去。
整军谈判是艰苦的。虽然时间只有十二天，但针锋相对，剑拔弩张，日谈夜谈，会上谈，会下也谈，双方都到了舌敝唇焦、精疲力竭的程度。在整编数字方面，中共初步要求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而蒋介石则始终坚持“十二师之数，乃中央所能允许之最高限度”。最后中共让步，希望整编成二十四个师，最少二十个师。张治中特别同蒋作了长谈说：“中共本来拥有正规军一百万，民兵二百万，现在愿意从四十八个师的要求降为二十四个师，最少二十个师，是很大的让步，我们是可以考虑接受的。”还特别指出：“国军整编后缩成五十个师，仅指陆军，此外还有海军、空军，陆军中还有其他兵种如宪兵、工兵、炮兵、轻重兵等，中共是没有的，我军始终占极大优势，希望到此达成协议吧。”那知蒋介石听了大不以为然。两人正为此争论得脸红耳赤，蒋的随从参谋皮宗敢陪同马歇尔进来。马见状甚为惊讶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蒋忿然说：“我正在和共产党代表谈判！”张治中连忙向皮示意不要直译，用别的话遮掩了过去。
谈判虽然艰难，但终究达成协议，通过一项整军方案。为了交付北平军调部执行并检查各地两党军事冲突，得到蒋介石同意，张治中同周恩来、马歇尔坐了专机前往各地视察，历经北平、张家口、集宁、济南、新乡、徐州、归绥、太原、武汉、延安，然后再回重庆。到延安的当晚，中共中央特别为张、马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会上张治中有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其中说道：“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这话引起全场热烈鼓掌。这是张治中三到延安。
《双十协定》、《政协决议》、《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等先后签订。从表面看，两党问题好像很可能解决，到1946年6月，蒋公然撕毁一切协议，在全国发动大规模内战。开始，好像还颇为得手，攻占张家口后沾沾自喜，认为三个月内可以击溃关内共军主力，半年内可以完全歼灭共军。谁知后来军事节节失利，到1947年，他又想起和的一手，希望张治中四去延安。张治中兴味索然，便说：“请邵力子一道去吧。”事情一经提出，即为中共坚决拒绝。
到1948年6月下旬，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都每况愈下，已成颓势。蒋介石从西安电约张治中由兰州往见。两人盘桓七天，无所不谈，张治中为蒋详细分析军事、政治、经济形势，认为绝不能再拖下去，只有改组政府，放弃戡乱，实行停战，恢复和谈，才能挽回。蒋说：“可以试探和谈，甚至找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先谈都可以，但绝不能停止戡乱，不能停战。一旦宣布停战，内部马上要分裂，让中共混进来，我们受不了。”最后说：“等形势稍为好转些才能谈和。”
同年8月，东北解放，华北大部解放，平津吃紧。蒋介石又密电张治中从兰州去南京，叮嘱：“行动要保持机密。”这一次，两人一谈又是几个钟头。张力主由蒋出来倡导和平，放弃战乱。蒋说：“要和，我就得下野，但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一直拖到年底，在淮海战役彻底失败，白崇禧电蒋“逼宫”之后，蒋才被迫发表“元旦文告”，宣布“引退”，把总统职务交给李宗仁代理，自己飞回浙江奉化溪口老家。实际上，蒋介石的“引退”是假的，幕后却抓紧备战，指使何应钦、顾祝同抓紧编组二线、三线部队。
这一段时间，张治中的心里十分复杂，精神上十分苦闷。他已断定蒋介石必败，战与和都无济于事，但因与蒋关系太深，不忘知遇之恩的观念紧紧束缚了他，一时解脱不出来。于是，不得不把和谈的重担重新担负起来。
李宗仁一上台，就宣布愿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国内和谈空气渐浓，国民党行政院通过和谈代表：张治中（首席代表）、邵力子、章士剑、黄绍、刘斐、李蒸。在行政院长何应钦主持下，研究了一个“和谈腹案”九条要点。张治中深知凡事没得蒋介石点头，什么也做不成，于是安排时间到溪口去看蒋，一则去摸蒋的底；二则劝蒋出国，便于李宗仁放手谈和。
张治中先后到溪口两次。第一次是1949年3月3日至10日，是和吴忠信一同去的，共停留八天，也和蒋谈了八天。蒋一见张就大动肝火：“你们到这里来的目的我知道了，报上已登出来了。他们逼我下野，可以，逼我亡命国外是不行的。我已下野，就是一个公民，公民有居住的自由，何况这里是我的家乡！”但对张治中所提有关和谈的各项问题及对国内政治亟待解决的问题，却逐一表示了意见。最后一天，蒋从住处雪宝寺一直送张下山直到宁波机场，并反复表示愿意和平，希望这次和谈能成功。
张治中第二次到溪口是同年3月29日，带了“和谈腹案”去给蒋看。蒋看了不提意见，但说：“你这次担负的是最艰巨的任务，要特别小心！”按蒋的内心，当然希望谈判结果隔江而治，但他也明知这不可能，所以对张治中说：“必要时可以让步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和汉口、南京、上海三市联合管理，但不必由我方先提出。”临别时，张到蒋母庐墓致三鞠躬礼，蒋站在墓旁，连声“谢谢”。两人边谈边走，一直走到溪口。蒋最后再次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率领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飞赴北平，参加国共和谈。这是张毕生参加和谈的最后一次。
张治中与蒋介石的关系到此结束。
第六部分十二、张治中与邓颖超
偶清旧物，发现邓颖超大姐给张治中将军的亲笔信：
文白兄：
恩来告我，你需要虎骨胶治病，现将尚存的两盒送上，以供应用。这种药品是去年他访问柬埔寨时华侨所送的。另送你燕窝一个，请哂收。即祝健康！
嫂夫人前问好！邓颖超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二日此信从头再看，不觉浮想联翩，深深陷入往事回忆之海。
张治中将军同邓大姐的交往时间很长了，最早可以回溯到大革命时代的1925年。当时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治中任入伍生总队长和军官团团长。周、张一见如故，常相往还，因而张治中又认识了邓大姐。据张将军写回忆录时告诉我，邓大姐当时虽然年轻（邓比张小了十四岁），但政治上很成熟，举止落落大方，说话条理清晰，和周恩来是珠联璧合的一对。
周恩来是1924年由法国回广州工作的，邓大姐是1925年8月8日由天津到达广州和周结婚的。有人说：“他们结婚没有举行婚礼，后来也没有举行过什么仪式”，可是张治中告诉我，确实举行过婚礼，他亲身参加了。地点是广州市太平餐室（按：太平餐室位于广州市中心旧汉民路财厅前东侧，在当时广州只能算二三流餐室），虽然并不排场，但参加的人不少，他记得邓演达、恽代英、熊雄、高语罕都到了，气氛热烈，宾主尽欢，还闹了酒。1960年，周、张因公同机由京飞穗，在闲谈中，张忽然想起往事，笑着对周说：“你们结婚三十五年了，应该请我们到太平餐室吃饭纪念。”周听后会心地微笑。后来，周果然请张到老地点聚会了一次。
周恩来和张治中分属国共两党，各有其不同的立场和利害，但私交甚厚，两家人时有往还。周称张是文白、文白兄，称张的夫人洪希厚叫大嫂。张称周是恩来先生，称邓是邓大姐。往还中难忘的一次是1945年10月《双十协定》签订之后，张治中第二次飞渡天山之前，邓大姐和周恩来双双来到张家——重庆桂园。
事情是这样的：1944年秋，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人民因不堪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举行暴动。1945年9月，复大举进攻省会迪化（乌鲁木齐），蒋介石因形势危急，立命张治中前往调查，商得苏联方面调停。张在10月再次飞新。张治中受邓大姐和周恩来之托，于1946年6月，也就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把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关押在监狱的中共人员一百多人护送回延安，保护了一大批中共干部。以后，邓大姐和周恩来还为此一再向张治中夫妇表示谢意。
解放以后，周、张两家同在北京，来往接触更频繁。邓大姐和周总理对张治中一家十分关怀照顾，对张的生活、家庭以及子女的学习、工作都一一关心到。张患腿神经性痛风疾，老来时时发作，甚以为苦。周每次出国，常给张带来一些珍贵的药品补物。就只1961年有账可查，由邓大姐手送经我签收的，10月12日，虎骨胶两盒，燕窝一个；10月17日香蕉一大篓；12月20日，燕窝一斤。从邓大姐的亲笔信看，措辞多真挚！
特别使人不能忘怀的，是张治中去世后出版的《张治中回忆录》，邓大姐于百忙中特别为它写了一篇序。在短短的一千多字中，概括了张治中的一生，高度地、恰如其分地评价了张治中的一生：“文白先生是同我党有长期历史关系的亲密朋友”，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是国民党方面始终坚持国共合作的代表人物”。“我与文白先生自1925年在广州相识以来，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如今，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邓大姐以及张治中将军都已谢世，仅以此文为念。
第七部分十三、写在张治中将军年谱前面的话
张治中将军是一位在民国史中起过一定作用、政治主张一贯鲜明、思想倾向错综复杂而又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必要为他写一个年谱。
张将军的大半生，生活和周旋于国共两党关系之间，国共和谈是他重要的经历，20世纪40年代曾与“和平老人”邵力子并称为“和平将军”，“张治中三到延安”曾是流传于民间的美谈，这个年谱就是贯串着这一根线而写的。一方面和中共有长期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与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