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事萨维列也夫任副会长，屈武任秘书长，阿巴索夫任副秘书长。再次是大力协助苏方从哈密、星星峡两地运回抗日战争时期存放的3100吨物资。第四是与苏方研拟《中苏在新疆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新省和苏方均已同意，可惜南京政府主管部门犹豫不定，未能正式签订，但双方贸易交流早在进行。以上各项，苏方颇为满意，对增进双方亲善和新省安定起到良好的作用。
年底，张治中有鉴于和平条款签订已半年，三区民族部队也已成立，补给照章逐次拨给，但国军始终未能进入国境线。海关、邮政、法院等始终未能按照法定行使职权，因此多次向阿合买提江谈及，希望履行双方签订的条款。
第七部分十四、张治中将军年谱话（6）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五十七岁
1月3日，张由新疆飞回南京。翌日，马歇尔备晚宴请张往见，宴后看电影，意甚拳拳，但由于八上庐山失败，面上时露沮丧之色，张亦感怅惘，两人盘桓达三小时许。
2月初，蒋介石对张说：大家都希望你再到延安走一趟。张说：晚了！蒋说：姑试之。张说：一个人去不大好，最好请邵力子、张岳军同去。蒋的要求由美大使司徒雷登转达。中共马上从广播上拒绝：除非取消伪宪法，并恢复去年1月13日的军事位置，否则无法证明不是欺骗。
2月21日，伊方激进派发动群众，包围省政府，提出若干无理要求。25日保守派发动反击，鼓动群众游行示威，包围省政府，打死阿合买提江司机，冲入省府内，正在开会的阿合买提江及省府委员等从后门狼狈逃走，门前两派群众混战一团，酿成“二二五”事件。
3月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出最后通牒，限期中共驻沪、宁、渝等地人员撤退。7日，董必武率领驻南京办事处人员撤回延安，张与邵力子到机场送行。不久，张飞迪化（乌鲁木齐）。
3月31日，张有鉴于在新汉族高级官员，尤其军事将领不了解其方针政策，经常发生军人干政乃至违反政策、破坏政策的言行（主要针对宋希濂、叶成等），召集在寓所作长达四小时的秘密讲话，运用矛盾原理分析新疆问题，说理详尽深刻，其结论是：“军事一定要服从政治，和政治配合。政治上失掉新疆，不是军人的责任，军事上失掉新疆才是军人的责任。无论军事政治都由我负责。我的态度和政策是正确、宽大的，并不是软弱，这不用怀疑。”
4月16日至5月8日，张治中访问南疆各地，听取各方意见，收集大量人民信件。并举行各种座谈，发现激进保守两派斗争异常激烈，针锋相对，攘臂怒目。激进派主张反汉、反中央、亲苏，口号是打倒黑大爷（指汉人），汉族军队撤回关内，实行再革命、再暴动。保守派主张亲汉、亲中央、亲英美。张居中调和不生效，同行的阿合买提江和麦斯武德讲话也无用。
张治中由南疆返乌鲁木齐，总结了一年来的经验，尤其了解了南疆、北疆的真实情况，毅然决然辞去新省兼主席职，推举麦斯武德继任，5月19日南京政府诏令发表，遭到三区方面的极力反对。不久，苏联驻新总领事萨维列也夫返国述职，张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除对苏联在新疆和平上的帮助表示感谢外，暗示目前尚存在三区维持特殊化不能统一的问题，希望给予协助解决。
6月，根据和平条款，民主选举新疆省参议会，激进派与保守派竞争异常激烈，但保守派有地方军政汉人支持，占了优势，激进派只好以封斋节即将到来为理由，要求暂时休会。
三区方面不甘心政治上斗争失败，转而采取军事手段。于7月10、13日以东土耳其斯坦青年团、游击队为骨干，裹胁群众分别围攻军事要害托克逊县的库米什和吐鲁番县的胜金口。如得手，则乌鲁木齐通南疆和东疆的后路即被截断。张治中审度形势，认为已到最后关头，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则只有全面撤退或从事全面战争，别无他途可择，其后果不是使新疆脱离祖国就是使全省变成火海，于是在暴徒逼近守军已不足百米的危急情况下，毅然下令出击，暴徒溃败，死伤甚重，从此蜇服不敢稍动。原定计划在喀什、哈密等地响应的暴徒也销声匿迹。从俘虏口供中，证明吐鲁番、托克逊两地指挥者均由三区所派，这使得阿合买提江等紧张害怕，情绪低沉，深恐不测，但张治中仍作为局部偶然事件处理，力图维持合作局面。
差不多同时，三区负责人员之一的阿山专员乌斯满于7月、9月两次派代表团至乌鲁木齐，求见张治中，表示愿协助政府对抗三区，请求在军事和物资上给予支持。张深知此对省内团结不利，第一次约同阿合买提江一同接见，对所提要求不予满足，但已引起三区的更大不安。
阿合买提江等深感处境困难，内心极度不安，于是在8月12日以返伊宁过肉孜节为借口，离乌返伊，从此一去不返，新疆又重新出现对峙分裂的局面。
9月，张治中考虑到三区代表已全返伊宁，何时再来殊无把握；同时眼看国共两党关系日趋败坏，不忍坐视，因此请假返回南京，访问苏杭台湾各地，稍事养息。
10月上旬，张往台湾新竹温泉看望被囚的张学良。久别畅谈，既兴奋又惆怅。酒后，张学良赠诗一首：
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嘉宾，不堪酒贱酹和己，惟有清茗对此心。这是张治中三访张学良。
10月下旬由台返回政治低气压的南京。
为了寻求解决时局的办法，在11、12月间，张曾先后约晤邵力子、黄少谷、熊式辉和白崇禧等人，作了长时间的交谈。邵力子认为蒋介石“即有实行民主的意思，也没有实行民主的习惯，和平问题渺茫得很”。张劝黄少谷改变《扫荡报》（黄当时是社长）的强烈反共态度，转向主和，如做不到，则应辞职不干。黄说《扫荡报》主和不可能，但辞职多次，未获批准，表示毫无办法。熊式辉刚从东北失败归来，情绪低沉。张征求熊对时局意见。他说：蒋（介石）用人离不开地缘、血缘、学缘，前途悲观无望，但无主和联共之意。白崇禧是张在保定的亲密同学，他同意张的分析，认为蒋（介石）已无望，但并不认为主和、联共是可行的办法。陈诚比白崇禧更反共，而且个性向来刚愎自用，他对张关于时局和蒋介石的分析持不同看法，毫无灵活松动之意。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五十八岁
国民党政局江河日下，张向蒋介石机密建议：派遣特使赴苏，打开中苏僵局，以利于国共两党问题的解决。在蒋同意下，张于1月7日在苏驻华武官罗申回国前约会长谈。张提出平时美苏并重——亲美也亲苏；不反苏也不反美，战时善意中立，以促进远东和世界和平的主张；希望双方共同努力采取具体步骤以改善中苏关系。罗申表示热烈欢迎。
1月下旬由南京飞回兰州，居城郊六十公里的兴隆山上。
3月初，张在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扩大纪念周讲话，坦率大胆地分析当前危机，指陈痼疾根源，痛责豪门资本、官僚资本，特别强调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说连“二五减租”都谈不到，“耕者有其田”更杳不可寻。结论是：“我们的病源很清楚，就是不革命、不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敌人，正是自己，正是国民党本身。”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在各种座谈会上，在甘肃专员县长会议上，都有类似的讲话，还引导大家讨论如何确保西北局面问题。
3月29日，蒋介石单方召开国大。5月1日当选总统，国民政府主席撤销，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改组为西北绥靖公署。绥靖者剿匪之别名也，张一生主张亲苏联共，从未同共军作战过，绥靖主任职务是剿匪，深感与一贯主张矛盾，张因此向蒋坚辞西北职务，愿充当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蒋不允，仅将西北绥靖公署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作为让步。
5月5日，张在兴隆山向蒋再上万言书，要求改革制度——放弃中央集权制；改变现行政策——转而采取“亲苏和共”，“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经济”；再一次强调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有百利而无一害。
5月12日蒋介石复电：来函和意见书已详阅，应再加研究后另行电告。
6月蒋介石到西安召开军事会议，电约张去。27日上午蒋、张作三小时长谈。张认为必须从政策上来一个极大的转变，主动宣布停止战乱，停止战争，请苏联出面调停，改组政府，改革党务，才能旋乾转坤，挽转大局。蒋表示：现我方处劣势，停战尚非其时；美不怀好意，利用日本控制中国，对付苏联，你可试与罗申续谈，不怕美方吃醋。又说他担任总统是一大失策，一旦时机到来，还是不当总统。
7月15日，张在甘肃省兰州参议会上讲话，以“说清病源，勇敢革命”为题，详细分析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集中攻击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结论是：“当前问题不是技术方法的问题，而是原则政策的问题，必须在原则上，政策上作革命性的转变。”
9月，张赴甘肃河西走廊视察，经永登、山丹、武威、张掖、酒泉、玉门、安西、敦煌等地，深入农村，调查农民生活。到玉门油矿，与工人会见。登嘉峪关，俯瞰长城尽头。
10月间，张考虑到自己终必奔走和平，不能再返迪化，为新疆和平演变准备，首先向蒋建议，将不能贯彻亲苏政策的新省警备总司令宋希濂调离新疆，以陶峙岳继任。不久，又在兰州兴隆山上电约刘孟纯、屈武、刘泽荣研商。认为西北有马步芳、马鸿奎，兰州和平演变可能性不大，但争取在新疆地界实现，因此，决定将完全与伊、塔、阿三区对立的泛土耳其主义者当时的省主席麦斯武德撤下，换上鲍尔汉。此二人不去，新疆和平起义是不可能的。
11月，继东北解放之后平津被围，蒋介石电召张与傅作义等到南京开军事会议。5日，蒋约张谈话。张力主放弃“战乱”，恢复和谈。蒋说：要和我就得下野，现在还不是我下野的时候。又问张：你愿否担任行政院长。张拒绝。蒋又说：那就先当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好了。张坚决拒绝说：您如愿和平，我愿当一参军供奔走。不久，孙科组阁，张仅任一不管事的政务委员，不愿担任实职，妨碍和谈活动。
第七部分十四、张治中将军年谱话（7）
1949年（民国三十九年）五十九岁
1月，北平解放，蒋军淮海战役惨败，白崇禧通电逼蒋下野，电由张与张群转蒋。张约同张群、吴忠信联合劝蒋下野，蒋发表元旦文告，表示愿有条件地恢复和谈。但各方反应冷淡。14日，中共中央以毛主席名义发表《关于时局声明》八条，旋宣布蒋介石为首的四十三名战犯名单。蒋知不能恋战，于19、21两日召开有张治中等参加的御前会议，宣告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张见事无可为，于1月底飞返西北。
2月7日，张在甘肃省党部纪念周上以《三年来和运的回顾与展望》为题发表长篇讲演，详谈自己三年来为和平奔走的经过，表达一贯的和平主张，暗示西北将来非和不可。
蒋名为下野，实则在奉化溪口幕后操纵。当时孙科、李宗仁都曾秘密活动，吁请美、英、法、苏出面调停，遭拒绝后，李不得不宣布：“中共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李一面屡促中共决定和谈人选和地点，一面不断以电报电话催促张治中返南京负责和谈。2月22日，张由兰州飞返南京。
3月3日，张约同吴忠信飞奉化。目的在：（1）为和谈摸底；（2）请示孙科内阁继任人选；（3）劝蒋出国，使李宗仁能主持和谈。蒋坚决拒绝出国，但对（1）（2）两项有具体表态。
3月12日，何应钦继孙科之后出任行政院长，为研究和谈问题，先后召开四次会议，参加者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翁文灏、贺耀祖、彭昭贤、黄少谷（黄绍雄、刘斐未到），拟订了“和谈腹案”。
3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加聂荣臻）为和谈代表，通知南京政府自4月1日起在北平开始和谈。南京政府亦公布以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雄、李蒸、刘斐为和谈代表。3月29日，张治中及顾问屈武携带“和谈腹案”再飞奉化，向蒋作临行请示。
4月1日，张率领代表团飞到北平（秘书长卢郁文先一天带一部分工作人员抵达筹备），住六国饭店。是日晚，周恩来等宴请南京政府代表团全体人员后，双方代表即开始分头商谈。周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