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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周恩来、张友渔同志陪同画家尹瘦石来红岩村，为毛泽东画像。画像完毕，毛泽东与尹瘦石握手致谢。
10月7日
毛泽东再复柳亚子函，指出：关于和谈结果“目前发表文章、谈话，仍嫌过早。人选种种均谈不到”。随信录赠了《沁园春·咏雪》。
10月8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尧庐进行商谈，双方就《会谈纪要》交换意见。这个《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是张治中以邵力子所拟《公告》为基础重新拟定，由刘孟纯执笔写成的。至此，即作为定稿，预定10月10日签字。
晚上六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出席张治中在军委礼堂举行的欢迎欢送晚宴。会上，在张治中致词和介绍国共两党会谈概况后，毛泽东发表简短讲话，指出，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和平、民主、团结，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这个方针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晚宴之后，观看文艺节目。深夜，毛泽东由宪兵司令张镇陪同，乘车返回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
10月9日
中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蒋介石夫妇邀请，赴林园与蒋介石、宋美龄共进午餐，在座者有宋子文、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毛泽东与蒋介石就两党合作问题进行商谈。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改变对国内政策方针，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对此进行说明，不能同意。
下午二时，毛泽东在桂园会见青年党领袖曾琦，商谈关于青年党与民盟问题。
10月10日
下午，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园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之后，毛泽东接见了他们（张群因公外出，不在重庆，他的名字是事后补签的）。
下午四时，蒋介石到桂园会晤毛泽东，坐片刻，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蒋介石乘车赴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双十国庆招待会。会后毛泽东回桂园。
晚上，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赴林园蒋介石官邸辞行，并与蒋介石作第六次商谈。
毛泽东夜宿林园。
10月11日
晨，毛泽东与蒋介石做最后一次商谈。蒋介石表示在解放区问题上决不再作让步。毛泽东告诉蒋介石，周恩来、王若飞将继续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举行商谈。
（上午九时半，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乘车来到九龙坡机场。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到机场送行的有重庆各界人士和八路军办事处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等数百人。毛泽东与各界代表亲切握手话别，与陈诚、张治中、陶行知夫妇在飞机旁合影留念。登上飞机前，毛泽东向中外记者发表简短谈话指出，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张治中陪同毛泽东返延安。飞机于上午九时四十五分起飞，中午一时三十分到达延安。
10月12日
张治中由延安返回重庆，毛泽东亲送机场。协议全文在报上公布。
（作者附言：毛泽东在重庆四十三天中，工作极为繁重，参加的活动很多，有些活动我不知道，有些活动的具体时间及谈话内容我知道得不确切，因此无法写入，如会见宋庆龄、章士钊、朱学范、易礼容、刘仲容、赵超构、李文采、新民学会旧友，以及美国人韩丁、坦纳鲍姆等，就未写入。因篇幅关系，凡是毛泽东未参加的谈判及活动写得较少。由于我接触面较窄，资料收集得很不完全，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勉力写出这篇大事记，愿给研究者提供一个资料线索，以期更完整、准确的《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活动大事记》问世。文中错漏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和补充。）
第二部分三、谈判期间的周恩来
我初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在1940年。他住在重庆曾家岩50号，和张治中将军家住处桂园相距甚近，他们时相往还。当时我在张的身边工作，所以有幸见到周、张两人的频繁交往。
周恩来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平易近人。他和张治中从大革命时期同在黄埔军校工作起就是要好的朋友，但每次去桂园看望张时，都要先来电话打招呼，来时看到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点头问好。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时，美国代表和国民党代表进出会场时都昂首阔步，目中无人，可是周恩来在过道遇到我们时，总是微笑着和我们握手，形成鲜明对比。
在我的记忆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周恩来来桂园非常勤。
1942年夏到1943年春
当时中共中央为了谋求国共两党继续好好合作，加派林彪由延安到重庆，作为周恩来的谈判助手。林是黄埔四期毕业生，是张治中的学生，所以蒋介石特意指定张任国民党代表。谈判地点就在桂园。双方谈谈歇歇，歇歇谈谈，先后谈了八个月之久。最后，周恩来宣读了四点要求：
一、中共的地位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国民党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
二、军队问题：希望编为四军十二师，按国民党军队待遇；
三、陕北边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
四、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在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立即实施。
据此，张治中认为中共已经作出很大的让步，国民党方面应该可以接受，于是马上将上述内容抄送蒋介石核定。蒋随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谁知与会者根本不同意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并认为让共军扩充为四军十二师太多了，虽经张治中反复说明情况，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蒋介石最后只说了句：“好吧，再说吧！”搁了下来。
1944年5月至10月底
中共中央不愿和谈就此搁浅，于是又派了林伯渠到重庆来做周恩来的助手，蒋介石则派张治中和王世杰为国民党的代表。谈判地点仍在桂园，时间前后达五个月。谈判内容包括党务、军事、政治诸方面，双方争论激烈，相持不下。中共意见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取消党治，实行民主，开放言论，给中共和各党派以合法地位；
二、召开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
三、取消对边区的封锁，军队暂按四军十二师编制，原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仍驻原地，继续抗击日伪军队；
四、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直属行政院，各根据地民主组织应得到承认。
国民党方面对中共所提各点几乎全部否定，只表示：中央政府所求者，只为政令与军令的统一。认为必须如此，才能有确实的团结，有利于抗战建国，一句话就是以军令政令的统一为由吃掉中共及其军队。双方意见相去之远，较之上一阶段更甚，谈判自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1945年8月至10月
中共毛泽东主席亲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中共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代表是张治中和张群、王世杰、邵力子。谈判地点，约有一半次数在桂园，其余时间在蒋介石官邸。谈判经过是众所周知的，最后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军队问题则暂时搁在一边。
随着《双十协定》的签订，引出了旧政协的召开、全国停战协定的签订、国共双方军队整编的谈判、东北停战的斗争，在这一系列活动中，多半时间是周恩来与对手张治中接洽。周恩来在这些事情中所表现的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因过去的文章已有记述，这里不再重复。
这里，我想讲两件桂园以外的有关我个人的事情。
1949年4月，北平和平谈判失败后，周恩来坚持把张治中留下来，这一留，挽救了张治中和他一家，也挽救了我和我的一家。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逃台后，为了寻找替罪的羔羊，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主和派，张治中要是回南京去“复命”，估计其下场不是张学良便是杨虎城，而我也就难逃宋绮云的命运了！
更使我难忘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1966年8月，张治中家被抄后，周恩来派人把张治中接到一个地方保护起来了。那些“造反派”、红卫兵便天天来追我，要我供出张的去向，最后跟踪追到我家，把我的家抄了，封了，还勒令我一天后离开北京回原籍！我马上给总理值班室打了电话，又请张治中给周恩来写了信，周恩来随即派联络员告诉红卫兵：“余某人是我们党的朋友，不是敌人，你们不要这样！”这才使我得免于难。“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保护了无数干部，还搭救了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真不愧为贯彻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榜样。
第二部分四、整军谈判：军事三人小组
张治中参加和谈是马不停蹄的。《双十协定》签订之后，紧跟着是旧政治协商会议，停战谈判，军事三人小组，东北停战协定，还有和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和平谈判，而突出的则是军事三人小组的活动，即整军方案的签订，这是他参加和谈的第二个高峰。
从国共两党的斗争史看，历次谈判，都是军事与政治同时进行，但谁主谁从，则因形势不同而有差别。从毛泽东到达重庆至召开旧政协这一段，是以政治斗争为主，军事斗争为辅，其间主要是上党一役。旧政协后转入整军谈判，则是以军事斗争为主，以政治斗争为辅。
当时的形势是，接受日军投降仪式后，整个沦陷区有待接收。国民党部队远在后方，靠美国的海空军运送去“劫收”；中共的部队靠近沦陷区，可以开动“铁脚板”大踏步开进去。双方都在比赛，矛盾十分尖锐。因此，军事问题和根据地问题就成为当时核心问题的核心了。
在国民党四位代表中，只有张治中是现役军人，所以蒋介石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当时张治中还在新疆，接到蒋电后立刻动身回重庆，但因故在兰州耽搁了几天，所以停战协定暂由张群代理签订了。
美国人很重视中国问题，这自然有其政治战略的打算。在日本投降后不久，杜鲁门总统就指派其总参谋长、盟军欧洲统帅马歇尔将军来华参与调停国共两党的争端。于是，周恩来、张治中，加上马歇尔顾问组成了最高军事三人小组。
军事三人小组的活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6年1月7日至13日，签订了《停战命令和声明》，设立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以下简称军调部）；第二阶段从同年2月14日至4月6日，签订了《全国军队整编方案》和《东北停战协定》，并到各地进行视察，军调部派出的三人小组亦不断出动；第三阶段从同年4月6日至6月底，主要是继续处理东北冲突问题，军事三人小组的活动已接近尾声。7月以后，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马歇尔宣布调处失败，军事三人小组也随之结束。
军事三人小组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1944年9月至1945年11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调停国共争端时，曾有“组织三人混合委员会以考虑军队整编等事项”的提法。到《双十协定》签订时，其中第九项关于军队国家化的问题规定：“为具体计划本项所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进行之。”但三人小组的成员以后有了变化，国共双方都派了上将级的代表，而不是由军令部、军政部、十八集团军派人。这是由于旧政协开过后，双方认为：军事问题重大，由部一级派人参加解决不了。同时，美方马歇尔是元帅级的五星上将（美国不设元帅级的军衔，所以马歇尔仍称将军），三方级别也要对称。所以有一段时间还称军事三人小组为“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有别于北平军调部派出的军事三人小组。
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正好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事非偶然。从国际上说，德、意、日已战败，日本即将退出中国，英、法、苏亦精疲力竭，亟待休整，只有美国损失较小，军事、经济等方面颇有上升的趋势。从国内说，国统区政治腐败，经济凋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军事方面也是百孔千疮；而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正好相反，经过八年抗战，军队越战越强，根据地越来越扩大，政治、经济、金融、财政、人民生活、社会秩序，都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当时，无论国内国外，都出现了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