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社会秩序，都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当时，无论国内国外，都出现了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特别是国内，八年抗战之后，创巨痛深，人民普遍厌战思治。这就给美国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它力图取代日本及列强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插手国共和谈，协助蒋介石对全国的统治。
1945年12月15日，美国政府发布的《杜鲁门总统关于对华政策的声明》，它勾画了美帝国主义要独占中国，将中国变成美国殖民地的一个蓝图。“声明”打着“发誓不干涉中国内政”，“协助中国人民争取国家和平和经济的复兴”的幌子，在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美国与中国国民政府继续其过去为战争而建立之密切合作”的前提下，提出：第一，“立即遣送日军，消除残留于中国的日本影响”，“并保证满洲归还中国管制”；第二，“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武装部队之间应协商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建立“广泛代议制政府”；第三，“共产党那样军队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且实际上使政治团结不能实现，广泛的代议制政府一经成立，应有效地结合成为中国国民军”；第四，当上述方针进行的同时，“美国准备对中国提供信用借款及贷款”，“俾有助于中国健全经济之发展”。其具体措施，除了先后指派赫尔利、马歇尔、司徒雷登作为执行人之外，还派遣美军十多万人，企图控制中国；出动大量海空军，运输国民党军队独占受降，抢占地盘；派遣美国军事顾问团，并继续以大量美械武装国民党部队；通过种种借款、租借法剩余物资转让以及商品输出等手段，抢救国民党面临崩溃的经济，并为蒋介石输血打气。
军事三人小组就是在这样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极其错综复杂的斗争关系中出现的。它的重要性虽然仅次于《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但它却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当时国内一切事态都是围绕着军事问题而发展的。张治中对此非常重视，全力以赴，努力工作。
美国人虽然非常重视国共问题，可是却表现出惊人的无知。从艾奇逊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和《马歇尔使华》两书看，它们对这个问题所叙述的，不仅没有触及中国问题的实质与内幕，有时甚至对国共两党的基本情况和斗争史都不知道。美国人在《马歇尔使华》一书中指责赫尔利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殊不知马歇尔对中国问题同样一无所知。
最高军事三人小组在整军会议开会的前夕，马歇尔以顾问身份起草了一个关于中国军队整编的方案，瞒着周恩来，先送给蒋介石看。其中最重要的有四点：一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是国家最高统帅，统率全国海陆空三军；二是全国陆军编为六十个师，其中二十个师由中共领导；三是中国海军接受来自中共领导的部队官兵，其比率最少占总兵力的30％；四是中国空军接受来自中共领导的部队官兵，其比率不少于总实力的30％。
这个方案只有少数人知道，从未公之于众。按照这个方案，在陆军中，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整编后的比例，不是后来规定的一与五之比，而是一与二之比。海空军是中共当时所没有的，中共亦从未提过要求，现在突然各取得30％的兵力，这是蒋介石所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张治中后来告诉我，蒋看到这个方案时，脸上勃然变色，额筋暴显，满面怒容，几乎要破口大骂。从大革命开始，蒋对共产党政策一贯是限共、溶共、灭共，现在要让中共取得这样大的兵力，他怎能容忍！但当时他正投靠美国，仰人鼻息，怎敢翻脸？所以立刻派人请马歇尔来，耐着性子，请求修改。马歇尔接受了。修正后提出的方案，中共和国民党陆军的比例是一比五，海空军两项全删去。
整军谈判是一场艰苦的拉锯战。时间虽不长，只有11天。但是会上谈判，会外协商，个别交谈，不断地紧张进行。双方都是寸土不让，针锋相对，真是达到舌敝唇焦、精疲力竭的境地，好不容易才达成了协议。
第二部分四、整军谈判：四大障碍
会上虽然以美国所提方案作为讨论的蓝本，但实际上争持最多的却是另外几个核心问题。
（第一是整编后中共军队数字问题。蒋介石向来采取限共、溶共政策，自己不抗日，也不许别人抗日。抗日战争开始，只允许中共拥有十八集团军三个师和新四军一个军，到1944年，只许编为四个军十个师。事实上中共军队深入敌后与日军作战，部队已远远超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以上。重庆谈判时，兵力已超过一百万，中共为顾全大局，只要求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蒋表示十二个师为最高许可限度，可以考虑。中共最后让步，将现有部队缩编为二十四个师或二十个师。由于双方分歧过大，所以《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军事部分只是含糊地说：二十个师可以考虑，交军事三人小组拟订方案时讨论。）到了军事三人小组，国民党方面又缩回去了，重弹整编为十个师，十二个师为可以考虑的最高限度的老调。综合其理由为：（1）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是经中央政府核定的，以后擅自扩充，未经政府批准，违反军令的统一；（2）1943年要求四个军十二个师，1944年增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1945年又增为四十八个师，要求与日俱增，无有已时；（3）整编后中央政府军队只保留九十个师，而中共却占二十四个师或二十个师，比例不相称；（4）民国以来，部队既多又扰民，人民不胜负担，如不大大削减，无力建设国家。
中共方面则作了针对性的驳斥：（1）抗日救国，人人有责，谁能抗日谁就需要军队，你们不抗日还不许别人抗日，还用所谓政令、军令束缚别人，人民不能容许；（2）我们深入敌后，到战争结束后就已解放一亿人口，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沦陷区抗击日军的69％和伪军的95％，不增加军队怎能取得这样辉煌的胜利？（3）你们假抗日，真剿共，还要保持九十个师，劳苦功高的中共军队为什么不能保持二十至二十四个师？你们号称拥有二百多个师，实际是七折八扣，我们现有一百多万正规军，二百万以上的民兵，比例有什么不相称？（4）不错，战后是需要裁减军队、建设国家，可你们不但不裁减，而且在全国各地进攻我军，仅用来封锁陕北和包围各根据地的兵力就达七十九万多人，这是为什么？
中共代表所表达的，义正辞严，理由充分，在张治中看来，对中共军队数字问题，他内心向有看法，和蒋介石不一样，不过在蒋的顽固态度下，也感到很难办。在这个问题上，连马歇尔都不能公然袒护国民党，他背后一再称赞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第二是伪军问题。伪军问题实质是国民党军队问题。因为不仅汪精卫的伪军是为配合蒋介石而建立，而且不少还是从国民党部队投过去的。所以当中共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时，蒋就狡猾地说：“原则上自无问题，惟严惩汉奸必须依法行之，解散伪军必须妥慎处理，以免影响当地安宁。”到了军事三人小组，文字上则写成：“所有受日本之直接或间接主使而在中国成立之军队，以及政府及中共以外之个人或派系所保持之一切军队，应尽速解除武装并解散之。”连“伪军”两字都不用，而且把它与所谓杂牌军、地方军并列。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方面理屈词穷，无力辩解，但最后还是中共方面让步，讨论才得以继续进行。
第三是后勤补给问题。蒋介石出于限共、溶共的险恶用心，到抗战中期以后，就对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补给拒绝按章办理，克扣阻挠，无所不用其极，以至连美国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都一再表示不满。中共方面指出：“自1940年以来，政府即无颗弹、片药、分钱、粒米之接济”，要求在盟国援助中国的武器弹药中公平分配给所有抗日部队。重庆谈判时，中共正式要求：“实施公平合理之补给。”到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上，中共重提旧事。国民党方面，初则诿之于“军需独立，补给须遵照经理法规”。后在理屈词穷之下，只得同意一旦整编完毕，补给照国民党军办理，并答应在补给区开会时，双方军队的军长、师长均有权参加会议，讨论决定补给事宜。
第四是整军方案中双方部队的配置和驻地问题，实质上是解放区问题、根据地问题。这是个最棘手的、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中共奉行的是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方针，自然非建立根据地不可。抗日战争开始，中共部队深入敌后，建立了更多的根据地，国民党对此是从来不肯承认的。到重庆谈判时，更一再要求，为了政令统一，所有根据地一律并入地方政府；为了军令统一，一切游击部队、地方部队，都归所在战区管辖。还说：“战争已过去，解放区不复存在。”中共方面自然不肯轻易同意，把千辛万苦、出生入死而建立起来的根据地、解放区、人民武装轻易交出。但为顾全大局，表示如国民党能接受中共所提出的政治、经济各项意见，则愿把“中共军队集中到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并可迅速将领导下的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的八个地区让出，军队复员。到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上，由于这个问题太复杂，双方意见距离太远，无法达成协议，只好暂时搁置一边。
此外，还有一些次要的问题，如协定名称问题；整编与统编的划分问题；宪兵和警卫队问题；铁路沿线障碍问题等，亦有争执，但不是实质性、重要性问题，经过讨论，也就得到大体一致的协议了。
第二部分四、整军谈判：“共产党的代表”
这里有一个插曲很能反映张治中的特见、远见和个性。当国共双方为了整编后的军队数字问题争论到最激烈的时候，张治中认为，中共本来就拥有一百多万正规军，二百万以上民兵，现在愿意裁减为二十至二十四个师，这是很大的让步，应该考虑接受以便早日达成协议。因此，有一天他向蒋介石汇报谈判情况时，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且指出：政府军队除整编后还保留五十个陆军师外，还有海军、空军，这是中共所没有的。而国民党陆军中除步兵外，还有骑兵、工兵、炮兵、辎重兵、宪兵、防空兵、防化兵等，也是中共所没有或很少的。在整个兵力上，我们占了压倒的绝对优势，理应早日达成协议，以免夜长梦多。蒋介石听了，大不以为然。两人正为此争论得脸红耳热，相持不下的时候，马歇尔刚好在蒋的侍从参谋兼翻译皮宗敢陪同下进来，见此情形，惊奇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蒋忿忿然地说：“我正在同共产党的代表谈判！”张治中急忙向皮宗敢示意不可直译，并杂以他语，遮掩过去。在国民党集团中，很少人会有张治中这样的看法和想法；即使有，也不敢在蒋介石面前力争。从这个插曲中可以看出，张治中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其主张也是比较公允的，这是他一贯维护孙中山三大政策，主张联共、亲共的流露，以致被蒋介石看成是“共产党代表”，以后在北平和谈破裂后，张治中能毅然投向人民，这是必然的。
尤其难得的是，张治中有一个根本的看法。他认为，既然国共双方签署宣言，同意中共参加抗日，就不能不让它发展军队；尤其既然同意中共军队深入敌后，更不能不同意它发展军队。既要它参战，又限制它扩充，这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最不讲理的态度。他还认为，抗日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事，不是哪一个党派所独专的，要参加抗战就得有力量，他对蒋介石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和做法，很不以为然。这一根本认识，支配着他的态度，贯穿着他参加谈判的全过程，所以处处表现得比较通情达理。连马歇尔也觉得张比较好合作，对张中途因处理新疆三区少数民族问题离去，由徐永昌、陈诚接替感到不满。临回美国前，马歇尔还特别邀请张到住处相见，请他吃饭，看电影，有惜别之意。
在整军谈判中，国共双方意见是距离很远的，分歧是很深的，但由于当时国内外存在的主客观因素，特别是由于中共方面顾全大局，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作出一定的让步，才使这场艰巨的马拉松式的拉锯战得以结束，双方签订了一份名为《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为了郑重其事，当时还举行了一个签字仪式。时间是1946年2月25日，在重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