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 杨：我觉得很好。
第二部分难忘绿岛（图）
高金素梅为原住民呐喊，号称台湾原住民的“第一旗手” 白岩松：柏老，1984年的时候，您当时在爱荷华大学演讲“丑陋的中国人”，很快书也出来了，在大陆、在台湾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转眼21年过去了，您现在怎么回头看当初的那些文字，当初的那些分析和评论？
柏 杨：每一个字我都负责任，我在台湾，有些人说你为什么不在台湾讲？我说台湾不能讲嘛，有人问得奇怪：“你为什么不拿屁股吃饭？”后来我原谅了这句话，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困难。那个时候我刚从牢房里出来，根本大学门也进不了。
白岩松：这就是当时您蹲绿岛监狱的纪念杯？
柏 杨：这个杯上写的就是在那个年代，有无数母亲为她们被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年哭泣！
第二部分我们要活得有尊严
白岩松：柏老，当时就有人说我们有的时候有问题，让您开个药方，但是您一直都不开。可最近两年我看过您的一篇文章《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有尊严？这篇文章您其实要表达给读者的是什么？
柏 杨：就是你要想活得有尊严，你必须得尊重别人的尊严，而且是内心的、真实的。所以这个意思是不能抬杠，中国人好抬杠。
白岩松：尊严是要活得有尊严呢，还是也要尊重别人的尊严？
柏 杨：我最近有一篇文章，就是讲礼貌。礼貌是一种教诲的工具，是一种乱世自卫的工具，是抵御攻击的工具。结婚婚礼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你们两个要平等尊重，互相尊重。
白岩松：我听说您曾经打算发明一个新的结婚证书，上面写上一旦结婚，夫妻双方就要互相尊重，当成朋友，无话不谈。
第二部分幸福需要自己找
白岩松：正好阿姨过来了，从1978年2月结婚一直到现在，一转眼27年过去了，很幸福吧？
柏 杨：幸福当然很幸福了，但幸福要自己找的，所以一个人只要有诚信，不要问运气。为什么不要问运气？我早就讲不要问运气，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运气。你说：“主啊，求你救救我，救我这一次。”那你明天又来了：“主，求你救我。”那光中国人口就10亿多，上帝该怎么办呢？要尽量靠自己，实在没有办法了，再求助。
白岩松：阿姨是不是老天爷送给您的一个礼物。
柏 杨：没有，那是我自己争取来的。
白岩松：您是不是老天爷送给阿姨的一个礼物呢？
柏 杨：这还差不多。
白岩松：是不是觉得您心里头比阿姨还年轻？
柏 杨：我觉得比她还年轻。
白岩松：她照顾您多还是您照顾她多？
柏 杨：当然我照顾她多。
白岩松：听说一照相的时候您就说把我照得好看一点，把她照得难看一点？
柏 杨：这样才公平。
第二部分对自己一点都不满意
白岩松：阿姨也说过，说您的生活中可不像写字的时候那么清清楚楚，您有的时候穿着不同的袜子就出去了，很多时候得盯着，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柏 杨：现在不行，现在眼睛疼得有点眩，目眩。
白岩松：您自己最想写的是什么？
柏 杨：我不想继续写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我写那些杂文实在是没有意义。
白岩松：怎么会呢？
柏 杨：假定有意义的话，意义也比较小，有的时候写杂文会讲极端的话。我觉得杂文的破坏性太厉害，而建设性比较少。我现在虽然写杂文形式（的文章），但我想我尽量能把普通的散文变成杂文就行。
白岩松：回头看走过的几十年道路，您自己觉得最满意的是什么？
柏 杨：我对我一点都不满意，我后悔。你看那个菲佣（柏杨家的保姆），她今年40多岁，有个小孩20多岁，大学毕业，叫我找个工作，高兴得不得了，唱歌、跳舞。我们认识几个字的人就在这里忧愁满腹。
白岩松：我们不开心？
柏 杨：不开心。
白岩松：您一直在想很多问题，想了几十年，但是最后没有办法解决掉？
柏 杨：没有办法解决。
白岩松：我看您的好多书要在大陆出版，是阿姨要替您去大陆？
柏 杨：她去，我也跑不动了，我也希望有一天再到大陆。
白岩松：柏老现在是表扬多了还是还批评？
柏夫人：我想他在比较和缓地批评。年纪大了，就是说觉得很多事情不是你这样干急就能够解决的。
白岩松：听说您特别喜欢河南老乡二月河的作品？
柏 杨：二月河不错，但我不认识这位朋友。
第二部分中国强我才会开心
白岩松：如果从一个大地图上看，您现在的孩子们在哪几个地方？
柏 杨：大陆有我两个女儿，台北两个男孩，澳洲有一个女儿，干女儿很多。
白岩松：您家也是一个大家庭，现在联系多吗？大陆的和澳洲的两个女儿现在岁数小吗？
柏 杨：都不小了，都四五十岁了。
白岩松：联系得多吗？
柏 杨：现在的科技叫人惊奇，你们当然应该知道，电脑可以讲话，我也会听得见，从前的电话、电报现在没用了。
白岩松：过春节的时候，除夕、大年初一，是不是大陆的孩子，澳洲的孩子还有台北的孩子都会给您拜年，那个时候特开心？
柏 杨：除非中国强我才会开心。我现在讲，我要回家了。现在回家只有回到这个家。我说回家了，是我回河南，那儿才美啊。
白岩松：好，柏老，争取在河南的时候再见您，怎么样，咱们约定一下？
柏 杨：好啊！
第二部分寻找久违的柏杨
寻找久违的柏杨
———刘爱民
柏杨老先生是大陆人耳熟能详的人物，一本《丑陋的中国人》让他成为了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的“现代鲁迅”。在大陆已经多年不见他的新著了，他还是20年前的那个柏杨吗？我们怀着好奇驱车拜访柏杨。
马路在山清水秀的山谷间蜿蜒，我们却找不到柏杨所住的“揽翠大厦”，正可谓“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下车后环顾四周，连一个行人都见不到。在原地转了三四圈，才见到远处有一妇人领一小女孩走来，赶紧上前打听哪一家是10号，可偏偏人家听不懂，回答过来一大堆英文。敢情是一菲佣？我无奈地对白岩松说：“人在深山无人知啊，上哪儿去找柏杨？”不料一听“柏杨”二字，那妇人立即回头用英文道：“他是我家老板！”哇，竟如此之巧，我们都叫起来了。
在这位菲佣的带领下，我们顺利地走进了柏杨老先生的家门。85岁的柏杨一头银发，说话虽慢但头脑仍就敏捷，带着我们从他的书房开始参观，接着是夫人书房、孙女房间、客厅，一一领着我们看个够。最让我们注意的是放在客厅里的一个有机玻璃罩着的模型，这就是他坐牢的地方———著名的台湾美丽岛监狱，柏杨先生在那里边关押了9年多。柏杨先生对那段时间记得非常清楚，说一共关押了9年零283天。我们问：“您书上不是说关了10年？”他说：“我要把苦难说得长一些。”
柏 杨
原名郭衣洞，1920年生于“一个位于太行山东南麓的荒僻小县”河南开封，1948年移居台湾，虽鬓毛已衰，但乡音无改，仍有河南口音。
柏杨50年代初期就开始发表小说，60年代，柏杨继续运用文学和艺术方式对当局的专制、保守、僵化统治展开批评。他在1968年1月3日的《中华日报》副刊上刊登了一幅《大力水手》的漫画，内容描绘了一个水手和他的儿子流浪到一个小岛上，儿子对水手说：“爸爸我也选总统。”水手怒斥：“老爸没死，还轮不到你。”这幅寓意深刻的漫画一经刊载，立即引起全岛轰动。1968年3月4日，柏杨以“侮辱元首罪”被捕，并被判处死刑。最后定为判处有期徒刑12年，后减为8年，刑满后又在绿岛“住”了一年多。1977年4月1日愚人节，柏杨终于恢复自由，一共在绿岛度过了9年又26天的铁窗生涯。
在狱中，柏杨完成了《中国人史纲》、《历史年表》、《皇帝亲王皇后公主世袭录》三部巨书，以及一堆可与腰齐的尚未完成的稿件，因此患上了严重的眼疾。出狱后，柏杨痛心于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弊端，发表了《丑陋的中国人》等一系列杂文。书中，柏杨将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端喻之为“酱缸文化”，对“脏、乱、吵”、“窝里斗”、“明哲保身”等丑陋现象给予痛斥，在两岸乃至整个华人世界都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2003年，柏杨再次拿起“手术刀”推出最新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的姊妹篇———《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剔除国人的丑陋，惟有寄希望于尊严地生活！
他用白话翻译的柏杨版《资治通鉴》风行世界华人圈，有人说，有华人的地方，都在读这本书。柏杨自称为“老庄稼汉”，称对书桌和纸墨就像一个无限忠实于土地的老汉，只要活着，就要到他的土地上去转转。他共出版过100多部作品。
柏杨的婚姻经历坎坷丰富，有过5个妻子，绿岛出狱后，结识小他20多岁的台湾当代著名诗人张香华，以一封“感谢上帝让我认识了你”的古老情书开始，最终与张香华结婚至今。柏杨子女分散在台湾、陕西、河南、澳大利亚各地，柏杨1998年之前去过三次大陆，目前夫妇二人独居台北，日常生活由一菲律宾籍保姆打理。
第二部分你的心酸，我的心碎
你的心酸，我的心碎
———白岩松
柏杨老了，这从外表就看得出来。七年前我在北京采访过他。当时的柏杨，虽已年近80，但黑发依旧，行动敏捷，看不出太多的老态。当时的他回河南老家，如孤雁归巢，满怀兴奋与好奇，仿如一个少年。
而这一次不同，当我走进柏杨的家，第一眼就看到他，方发现他头发已经全白，站立起来显得困难，对一些事也时常健忘。毕竟岁月不饶人，柏杨老了，已是85岁的老人。这个时候，我坐在他的对面，突然慢慢地心酸，看着一个你熟悉的人正在老去，诗人也许会生出诗意，而对于我，却只有无可奈何地心酸。
然而这还只是开始。
当柏杨开始畅所欲言时，我的心酸消失了，替代的是心碎，一种更大的伤感与绝望搅拌在柏杨的言谈话语之中，让你无处躲藏。
一个以杂文著称的作家，却说杂文无用，因为其中有太多偏激的语言，说这样话的柏杨是希望真正的建设与改变；而当说到故乡，柏杨的一句话决不亚于余光中的乡愁：我们这一代人无法衣锦还乡，但能平安返乡吗？还有他的不快乐，甚至一生都没有快乐……突然就会让你感到，这过去的一个时代，实在赋予几代人以悲剧的命运，即使时常微笑，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悲剧之中短暂的转折。
只有在谈到夫人与爱情时，柏杨才回到了轻松与幽默之中———有的时候，老天爷是公平的，拿走你一些东西，就会补偿你一些。爱情于柏杨，就是老天爷给他的补偿。
侯孝贤
重拾台湾电影的最好时光
有许多故事片断都是“最好的时光”，在整个台湾的历史进程中，这样的片段会有许多，我现在想用这种片断去把整个台湾历史重新记录下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候孝贤
白岩松：《最好的时光》这个片子出来了，虽然还没有公映，但是很多大陆的影迷已经比较熟了，因为大家会关注整个嘎纳电影节的情况，都知道侯导带着这样一个片子去参加这样一个电影节，觉得侯导应该会获奖，但是最后没有获奖，你有没有去想为什么？
侯孝贤：其实我参加影展许多次，非常多。从20年前，每次去你都会感觉它有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是找的评审是谁，这个人会决定什么样的片子会得奖。像嘎纳电影节的结构是这样，基本上每年要找一个评审团主席，这个主席可以决定4到5位的评审，其他（评委）是大会提供的，当然（评委）一定是基数，比如说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