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吃晚饭时候的事。
我家人口多，全家人都围着一张桌子吃饭。父亲刚下班，身子疲倦，也象往常有的时候那样，喝了点酒，微有醉意。他在餐桌上最忌讳的是听到什么使他不顺心的事。他一听我说出这句话来，就大发雷霆：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你竟当起‘飞行员’来了，怪不得学校关不住你呢！”
弟兄们和妹妹一听我这个新外号——‘飞行员”，就都乐开了。可是，我却无从笑起——父亲把皮带抽出来了！只听他怒喝道：“我就是要揍你这个‘飞行员’！”
父亲要收拾我了，我急忙躲到祖母身后去。
“不许你打他，伊万！”祖母站起身来喝住。
父亲顺手把皮带扔到墙角去。这一领晚饭谁也没吃消停。
有意思的是，祖母对我的想法却持另一种态度。她很喜爱这几个孙儿女，对我尤其另眼看待。这也许是因为正象很多人断言的那样：我“象一块当飞行员的材料”吧？我常常搀扶我的祖母，她有时把我楼在怀里，抚摸着我的头，自言自语地说： “唉，我这可怜的孙子啊……”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眼眶里闪着晶莹的泪珠。这也许是因为我的长相很象祖父，使她想起过去的悲惨生活了吧？我的祖父母是从别处迁到西伯利亚来的。从她的眼神里，我猜想着她大概想要说：“可真说不上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你呢。你将来是不是也会象你的祖父那样不幸呢？”
祖父我不记得了。可是，我听祖母讲过他的很多不幸遭遇。我就这样知道了祖父的全部经历，其中包括来到西伯利亚这个人生地不熟的严寒的边远地区来谋生的经历。
俄罗斯中部地区常遭荒年。有一年，灾情严重，祖父母就带着他们的儿子——就是我的父亲，随着逃荒的人群，离开了维亚特省，朝着遥远的西伯利亚走去。一路上，有时走的是尘土飞扬的大路，有时要在泥泞中挣扎着向前挪动。漂泊了很长时间，来到了鄂毕河边，在这里的一个小村子里落下脚。这个小村子的村名就叫鄂毕村，是一个渔村，离当时正在修建中的跨河大桥不远。后来，逃荒到这里来谋生的人盖起了一栋栋房子，这个小村子也就越来越大了。
当时正在修筑横跨西伯利亚的大铁路。我的祖父有—身很不错的砖瓦匠手艺。他也找到了工作。建造火车站站前楼房的有他，各家各户砌炉灶也少不了他。
祖父落脚的那个鄂毕村，地处鄂毕河水路与铁路干线之间的十字路口，因此发展迅速，很快就具有一座小城的规模。这就是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城。
我的父亲也渐渐长大，就跟随着祖父当起砖瓦工来。
不久，祖父碰上一桩倒霉的事情。
有一次，工地上有一大块花岗石，必须把它弄走。三个工人使出牛劲，可是，那块大石头却如扎下根的一般，纹丝不动。我的祖父臂力过人，用我祖母的话说，“他那一大把力气，我的上帝，无论多么重的东西，一到他的手里就没有分量了”。也许正最因为这个吧，他总爱笑话那些没有力气的人。这一晚他跟人家打赌说，他不用任何人帮忙，要是他能把达块大石头搬走，那他们就得输给他3升伏特加白酒。
我的祖父赢了。可是，却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由于用力过猛，致使椎间盘脱出，从此，他变成了终生残废。他觉得一天不如一天，后来干脆无法工作了。所幸的是，我的父亲那时已经能够供养这个家了，祖父母都得了他的接济。
有一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一个能在天上飞的神秘的“怪物”。它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次年，城市上空就不断有飞机飞来飞去。城里的大街上，有时也能见到袖口上缀着“翅膀”标志的飞行员。
在起初的一些日子里，飞行员们身后常常尾随者一大群青少年，其中当然少不了我。那时，我还专门到商店里买了一顶飞行帽戴上，觉得格外神气。有时，我还学着成年人的样子，嘴里叼上一支香烟。
我的老师知道我想当飞行员，她就抓住我的内心活动，因势利导，劝我戒烟。她带我去参观人体解剖。当我走到人肺模型跟前时，她说道：“你看，吸烟人的肺部变成什么模样了！把肺部糟踏成这个样子还能当飞行员吗？”
我马上改掉了吸烟的坏习惯，开始注意锻炼身体。我想使我的身体健壮。我找来一副哑铃，每天早晨起床以后就到院子里去锻炼。身强体壮的飞行员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它支配着我的一切行动。
l 926年，我和我的l 6岁的哥哥瓦西里，都得了猩红热。在生与死之间徘徊了40天以后，只我一个人活着离开了医院。
我的哥哥活着的时候，已经能挣钱供养我们这个大家庭了。如今，他病故，我就不得不出去找工作干。我的叔父是铺房顶盖的工人，我到他那里去跟着他当学徒。
他又矮又瘦。由于长年累月地跟铺房顶盖的洋铁瓦打交道，他的耳朵早己半聋。他的双手也被干性油和油漆腐蚀得又黑又粗糙。他铺房顶盖的手艺，在我们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城里算是挺不错的。我很快就跟他学会了这一宗手艺，能挣钱养家了。
叔父喜爱我，可是，我也没少挨他罚。用他的话来说，那就是“不守规矩不行”。我是在屋顶上干活的，站得高，能够清楚地看见飞机起飞和着陆。我常常看得发呆，竟连手头的话计都忘记了，叔父不得不时常喊我。
“小心着点儿，你可别从房顶上起飞呀！……快拿锒头干活儿吧！”
第二年夏天，我就在西伯利亚建筑材料拖拉斯当上了一名铺房顶盖的正式工人。城市正在建设中，—幢幢四层大楼都需要铺房顶洋铁瓦，工作多的是，我时常要加班加点干。
同我一起干活儿的小伙子们有时开我的玩笑说：“怪不得你姓‘波克雷什金’呢，这‘房顶盖’看你铺得多带劲，可真是姓氏如其人了！”（译注：‘波克雷什金’的词根意为“复盖”）表面上，我只不过一笑置之，其实，我心里确是在想着另一种“房顶盖”呢，那就是“罩在我们头顶上的蓝天”。
……
一天早晨，我从中央大街（即红色大直街）路过时，看见阅报栏上贴着一张航空学校招生告示。我停下来看那告示。这意外的机遇，使我觉得如临梦境。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发楞。随后又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只见那上面写道：“本航校招收七年制学校毕业生………”这么说，我必须读完七年制学校才行。可是，何止于此呢！后面还附带着别的条件：“有车工、钳工或细木工专长”！
我心情沉重，拖着灌了铅似的两条腿，在大街上艰难地挪动着。就凭我现在这种铺房顶盖的“专长”，那我就永远也休想进航校当飞行员。简直是痴心妄想。当飞行员，哼，去它的吧！
我依旧每天爬房顶，心里天天惦着那张航校招生告示，老也放不下那件既实现不了又丢不下的揪心事。怎么办呢？要想学钳工或者学车工，那就必须到职业介绍所去登记，因为凡是要到企业里去做工的，都要由他们分配。当时，城里企业不多，而失业青年却有成千上万！尽管如此，夏季刚过，我还是到职业介绍所去登记了。我每天都要跑到那间挤得水泄不通的烟雾腾腾的屋子里去登记、挂号。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向父母提起我想要当飞行员的事了。这期间，我的父母又向我的另一个当会计的叔父说情，请他帮我安排一个见习记帐员工作。这种坐办公室的“轻闲”职业，对很多人来说那可真是求之不得的美差事。不过，我不是那块材料。我一心只想着如何才能当上飞行员，难于听从父母的安排。于是，为了我的事，又闹得家里争吵不休。
时间过得飞快，夏天又到了，我又干起我的老本行———铺房顶盖。到了冬天没有活计可干，我就上学校去读书。l 928年，我读完了七年制学校。那个职业介绍所我是白白地跑了那么多次，它白白地浪费了我很多时间和精力，他们一点也不肯帮助我。
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个年头开始了。新西伯利亚市，也就是从前的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当时只不过是一座小镇而已。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要优先发展这座城市。于是，大工厂一个接着一个地迅速开始建设。在宽阔的鄂毕河对岸的大草原上，紧挨着克里沃谢科沃衬，开始建设一个很大的工厂——西伯利亚联合工厂（就是现在的新西伯利亚农业机器制造厂）。失业青年们都松了一口气， 个个兴高采烈。所有失业人口都有出路了——搞建设去。那个旧世界的产物——职业介绍所，也就从此寿终正寝！
这个新建的规模巨大的机器制造厂所需要的骨干工人，都必须进工厂技工学校接受培圳。在这第一批“混”进工厂里去的3000人当中就有我。我被分配到钳工组。
盼望已久的个人奋斗目标终于稳妥地迈出了第—步。我为此庆幸。可是，当我身穿工厂技工学校的制服回到家里时，家里的人可对我不满意了。可不是吗，我当铺房顶盖工人时的收入，满够维持这个大家庭的生活的。可是现在呢，只不过拿那么—点点助学金而已。
“白吃饭的窝囊废！”有一次，父亲骂骂咧咧地申斥我一顿。
父亲由于伤心而说的全是大实话，可是，这却很出我之所料，我毕竟受不了。
为了不使自己成为家庭的累赘，有一天，我收拾起自己的常用衣物，就离开了家，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毅然步入青年时期的艰苦而难忘的岁月。从那一天起，我就永远地离开了生养我的家。
我在集体宿舍里安顿下来。这是一幅四层楼房，座落在“社会主义镇”的最边缘，一出门，就是一片向远方伸展开去的大草原，向右方看去，一眼就能看见鄂毕河。河对岸便是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
在工厂技工学校学习期间，我是很苦的。助学金少得可怜，父母又无力接济我。西伯利亚的冬天，那股子寒冷的劲头可就别提了，甚至连空气都被懂得又薄又脆！可是，我脚上穿的却是夏天的破皮鞋。有时出去得雪，穿的也是这双破皮鞋……
我有我自己的作息时间，而且定得很死。下午4时以前在工厂技工学校学习，晚上到厂办机械制造夜校去听课。在这之后，就是按照共青团布置的任务，到合理化建议与发明小组去。叫我参加这个小组是因为我提出过几条合理的建议。
我们房间里住着１６个人。别的房间里住的人也不少。食品凭卡片供应，当然总是不够吃的，面包售货间就在大楼的第一层，正好在我们住的房间下面。新烤出来的面包那股使人垂涎欲滴的香味儿，总是往鼻子里钻，可真馋人。只要送面包的马车一到，我们房间里的人就一窝蜂似的顺着楼梯往下跑，震得楼板轰隆隆山响。不赶紧往楼下跑，别人就会枪到前头去。我们帮助卸货，有时还能拣到一两个掉下来的小面包呢。
我们用自己做的烧水壶把水烧开，就怡然自得地就着开水吃起新烤的面包来。
集体生活把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了。我刚到这里不久，就同西赫沃尔特、格巴斯托夫、博夫特罗丘克兄弟、洛莫夫、谢列兹尼奥夫、佩日科夫等人相处得很融洽。刚强稳重的西赫沃尔特，制止过很多人的轻率举动。只要西赫沃尔特出面干预，争吵就会很快平息下来。他工作热情，有条理，我们都愿意照着他的样子去做。
我们这个班最先毕业，我被分配到车间当钳工。
西赫沃尔特、洛巴斯托夫和我共住一个房间。在车间里，我们三个人的台虎钳也是紧挨着的。甚至上夜校，我们三个人也要设法坐在一起。只有在锻炼身体的时候，我们才是各干各的。我喜爱田径运动、滑雪、滑冰，西必沃尔特爱好举重，而洛巴斯托夫则迷恋于猜字谜。
有一次，在我和他们闲聊天时，我提到了飞行的事。
“想的可倒挺美！你拿什么飞？驾着风筝上天？”洛巴斯托夫挖苦道。
“驾风筝？嘿，明天你们俩都来，我让你们开开眼界！”
这几天建立起来—个滑翔小组，报名参加的人很多。不过，我想比我的好友先参加进去。
在苏联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促进委员会所属的航空俱乐部里，最初的课程内容已经确定。西赫沃尔特和洛巴斯托夫也来了，而且亲眼见到了崭新的油漆气味儿和胶水气味儿尚浓的滑翔机。
我是长子，自从转为正式工以后，我就帮助父亲担负起供养母亲、赡养祖母和扶养正在上学的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义务。
1932年，我、西赫沃尔特和洛巴斯托夫，都当上了工厂技工学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