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剩下内裤。霍顿贡献的是一条他最喜欢的短裤和一件很旧的汤米牌巴哈马系列的丝织衬衫。
拉乌尔向我保证以后会抽空告诉我后来谈了很久的、那条亚特兰大人的皮带的事。
“你保证？”我说。
“当然。”拉乌尔再次承诺。
城市的游客正一本正经地准备观赏奢华壮观的场面，而霍华德在爱在拉斯韦加斯主持的婚礼却很安静，很朴素，很精致，至少感觉上是这样。在爱在拉斯韦加斯，所有在这儿对上眼的游客都可以成为夫妻。这儿不需要埃尔维斯的扮演者，也不像太阳马戏团1984年由一群加拿大街头表演者成立，现今已成为国际奇迹。里反对穿着异性服装，这儿只有爱国的英国贵族的满腔热情。他一心想着把自己对于最棒的英格兰教堂的理解带到内华达的沙漠。
拉乌尔想问有关黛安娜和雷切尔·米勒的事，所以他等着与霍华德单独谈谈。现在他要么在屋外停车场上受着华氏93度高温的煎烤，听说这温度在一月份十分罕见，要么就在有冷气的教堂里找个位子坐下，舒舒服服地观看专程从得克萨斯的斯普拉贝里开车赶来的年轻情侣的婚礼，在拉斯韦加斯喜结良缘。斯普拉贝里就在米德兰的外边，离敖德萨位于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小城镇，与乌克兰著名城市敖德萨同名。不远。
这两个互订终身的新人写下了他们的结婚誓言，还带来了想在婚礼进行时播放的音乐卡带。新娘的誓言留在了三页法律文件大小的黄色纸张上。
新郎没有。
新娘穿着白色的、连着长拖裙的、皇家款式的结婚礼服，很不合身。在波士顿，菲妮斯地下室每年都有一次婚纱一概二百九十九美元的促销活动。她二堂姐像疯牛一样冲进去，终于抢到了这一件。新娘二十二岁，但看上去不到这个年龄。她单纯得就像草原一样。脸上挂着每个女人第一次结婚时都会有的好奇。
从斯普拉贝里一路到十号州际公路上的埃尔帕索，新娘在黄色法律文件纸上写下了誓言，在九十五号公路通往拉斯韦加斯的最后一段路途上，她很勇敢地试图把誓言全都背下来。但在正式仪式上，当她背诵那篇关于永恒的爱的长篇誓言时，仍得时不时看一下稿子。
拉乌尔在重述时很宽容地把这归结为紧张。
新郎二十六岁，穿着从姐夫那儿借来的无尾半正式礼服以及一件前面带褶边的、不配领带的无尾衬衫，很干净，熨过，是兰格勒牌的。一路上，他的头发油光可鉴，被梳成了一撮，滑溜、光亮得像是在冰箱里待过一段时间的鲻鱼。这是他第三次结婚、也是第二次在拉斯韦加斯举行婚礼。他先前的老婆死了，重新娶了一个，但后来又离婚了。从他的行为举止看来，他是那类对爱忠诚、至死不渝的新郎。但从以往的记录来看，他显然不是那样的丈夫。不过他一再向未婚妻保证——包括婚礼上的那次——那些风流韵事将成为过去。
新郎手写的誓词显然抄自于某一流行的标准版本，又把句子的结构做了分解。在拉乌尔看来，这家伙巴不得什么都不干，只是看着霍华德像英国牧师一样主持婚礼。但拉乌尔注意到新娘似乎并不介意她未来的丈夫不擅于写誓言。
婚礼的音乐是一首欢快的曲子，沙妮娅·特温来自加拿大的女歌手，在美国乡村歌曲上取得较大成就。唱的，歌词带着大量的哦，哦，啊，放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像中了邪似的进入闭合回路就出不来了。拉乌尔没从这调子里听出什么柔情蜜意，但那一声声单纯重复的哦，哦，啊音量逐渐升高，最终还是致使拉乌尔甘心接受这位嗓音轻柔的歌星的含蓄警告，她说唱什么就什么吧。仪式结束后，这对新婚夫妇亲了又亲，手拉着手走过通道，走向守候在外的沙漠般炽热的地狱。拉乌尔庆祝了这对斯普拉贝里夫妇的婚礼，知道了有关他们的一切，也明白他这辈子都不想再听什么见鬼的哦，哦，啊了。
永远都不想。
“霍华德也许是和‘那个婊子’离了婚，但他还在和他的表妹睡，”拉乌尔告诉我。“他喝了点酒，接着又喝了一点。我们在一个拉斯韦加斯商会不想让游客发现的沙龙里待了大半个下午。我听了他的人生传奇和那对来自得克萨斯西部的幸福小两口的有趣背景。不得不夸这家伙一句，尽管霍华德知道是我付钱，他点的还是每天在酒吧里喝的廉价苏格兰酒。他没有因为由我掏腰包，而让服务生新开一瓶麦芽酒。”
“你打听到什么了吗？”
在科罗拉多已经很晚了，将近晚上十一点，我很累。尽管内华达要比这儿早一个小时，可从拉乌尔的声音里听得出来，这漫长的一天和这个冗长的故事把他折腾得够呛，绝不比我好到哪里去。也许比我更累。不过今天的事起码暂时让他不那么失望了。
“他不和我谈雷切尔这个女人。他的小花招瞒不过我，我看得出来他知道雷切尔是谁，但他就是不愿回答我的任何问题，甚至都不愿承认她在他的教堂里出现过。我给他看黛安娜的照片时，他也不愿承认以前见过她，我知道他在说谎。我不知道哪些是谎话，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知道他在说谎。我开始想，也许我得埋伏在这个该死的教堂附近，等着雷切尔出现，然后让她带我去找黛安娜。”
“我很难过。”
“不，不。就在那时，我想到了。我把说话声放得很轻，从口袋里取出一小堆威尼斯酒店赌场的千元圆形筹码，在面前摞好，然后问霍华德究竟收了多少钱。”
“收什么钱？”我问。
“他也这样问我。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霍华德是个聪明的家伙。他已经被逼到了底线，但他还有些自尊。他其实还算老实。在教堂里，尽管那些仪式很奇怪，但他靠主持仪式为生。他玩高额赌注的扑克游戏，把从中赢来的钱或是其他人们愿意拿来赌的东西用来补贴收入。但他游戏玩得很公平。他是怎么做的呢？他让人们兴奋不已，靠的是演技比他们预想的好。他赢他们的钱，靠的是赌技比他们预想的更高明。那这次呢？我已经知道他是个挺不错的演员，但我不会考虑坐下来和他玩一把得克萨斯扑克牌。”
“然后？”我开始一只耳朵听拉乌尔讲拉斯韦加斯的故事，一只耳朵听格雷斯房里的动静。她睡觉时发出一些声响。那通常是某个不眠之夜的序曲，发展到最后就是我或者劳伦在她一旁的摇椅上打盹到天亮。我默默地祈祷我的小女儿只不过是做了个噩梦。
拉乌尔说：“最终，他告诉我了。我得表明我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但他最终说，‘50’。”
“对不起，拉乌尔。我太累了。我没听明白。”
“一开始，我也不明白。我脑子里想到的是雷切尔·米勒一定给了他钱；所以他才让她参加所有的婚礼。我猜她可能一次塞给他五美元或十美元。但他却要我相信她每次付五十美元——就为了坐在那个破旧的教堂，听霍华德装模作样地说‘我现在宣布你们结为夫妇’的场面话。”拉乌尔顿了顿。“你知道在拉斯韦加斯每天平均有多少人结婚吗？153。这是霍华德告诉我的。”
“如果算人数的话，难道不应该是152或154吗？”我问道。“也许你说的是对数；不然这数字不应该是奇数。”
拉乌尔叹了口气：“艾伦，你怎么看？”
我算了笔账。一星期五次婚礼就要两百五十美元。一星期十次婚礼就要五百美元。假设一天五次婚礼，每星期去六次就要一千五百美元。这就意味着雷切尔·米勒如果想尽兴地参加婚礼的话，每月就得花两千至六千美元，也就是说每年要花掉两万四千至七万多美元。
再加上礼物。老天。这个得了精神分裂症、住在拉斯韦加斯大街上的女人到哪儿去弄这笔钱？
我问拉乌尔：“你相信他的话吗？”
“起先我以为他故意说高了数目，想看看这场交易中我能承受的最高价位，想让我坐在沙龙里看他喝苏格兰酒，等我为了某个疯狂的理由，出比雷切尔更高的价钱。你知道，出高于五十美元的价让他回绝她。”
“光是让她在婚礼上转一圈就让他赚了一大笔。”
“那是不用说的。告诉我，雷切尔的病情怎么样了？不用很详细——我不会问那些你们必须保密的东西——告诉我她的病情怎么样了。让我明白就行。”
我没法把雷切尔的具体病情告诉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真的不了解雷切尔目前的精神状况。“如果有人得了雷切尔这种病，要是患病时间和她一样久——症状可能会很明显。比方说我们以十为基数来估算这类人的病情，那么，病得厉害时，如果没有正确服药，她的病可能会发作到两位数。”
“以十为基数？”拉乌尔问道。
“是的。”
他响亮地吹了声口哨。“看，和我想的一样。这种病会令我这样的人害怕，也就是说雷切尔的病已足以使她成为爱在拉斯韦加斯这种地方正常开展活动的严重障碍。有哪个新娘愿意前排有人在她婚礼举行时捣乱呢？”
“霍华德收的是保险金。他让她付完钱后参加婚礼。谁知道呢，没准他对她参加的婚礼还有所限制，也可能会由他来指定。他得衡量哪些婚礼她去了也没事，哪些她去了就会出乱子，影响他的生意。”
“拉乌尔，如果所有雷切尔想去的婚礼她都去了，如果她出的真是那个价钱。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她到哪儿去弄这么多钱呢？”
话还没脱口，我就听到格雷斯房里不停的啜泣声。真见鬼。 “在这镇上？”他问。“能回答这个问题的邪门方法太多了。太多了。”
一想到有人不怀好意地想从病得像雷切尔·米勒这样的人身上捞到好处，我就毛骨悚然。“霍华德最后和你说了什么？”
“只说了她给他钱，他让她参加婚礼。但有一点很有趣——钱不是由她自己付的——而是由别人付的，某个让霍华德坐立不安的人。他不愿告诉我这人的名字。他说，‘即使你请我喝上一天一夜的苏格兰酒，我也不会告诉你名字。’我甚至从威尼斯酒店千元筹码中抽出一块，推到他面前。我说，‘霍华德，告诉我名字和电话号码，它就是你的了。’他拿起筹码，弹了一下，手指从表面掠过，又推回到我这边。
“我又加了两块。堆了个漂亮的造型。他全部推回给我。我又加了两块。他还是推了回来。”
霍华德拒绝了五千美元。我在想，哇哦。“那你接着怎么做的，拉乌尔？”我问道。
“我从那堆筹码里抽去了四块，轻轻一推，剩下的那块滚到了桌子另一头。我说，‘换个问题。男人还是女人？’
“‘什么？’霍华德问我。‘一千美元？那就是你想知道的？’我说没错，他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他很顾忌那个付钱让雷切尔参加婚礼的人。事实上，他考虑的不是要不要告诉我那个人的性别，而是要不要拒绝我的一千美元。最终，他拿起筹码，放进衬衫口袋，就好像那是一盒火柴。他说，‘这人’是男的，而且不是你想怎样就能怎样的。”
“就这样吗？”我问，“这就是你用一千美元得到的吗？”
“生意场上，你不是总能在关系刚建立时就赚到钱的。一开始你签订合同，建立工厂，确保渠道。我花了一千美元让霍华德帮我办事。而且我把可疑人的范围缩小了一半。”
“你准备怎么找那个男人？”
拉乌尔叹了口气。“你记得丹佛那个叫诺姆·克拉克的家伙吗？以前为《落基山新闻报》写过东西的那个？”
我记得他。“那个戴眼罩的闲话专栏作家？”
“对。对，我认识他——在科技兴盛时代，他报道过我。他现在住在拉斯韦加斯，他认识所有人。一会儿我要下楼和他见个面，喝一杯。希望他能帮我找到霍华德口中的那个男人。”
格雷斯时高时低的呜咽声突然爆发成一阵哭叫，就凭那个猛劲我敢打赌，她的肺一定被临时换成空气压缩机了。
不需我多说，拉乌尔知道对话到此结束。我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格雷斯的房间，心里祈祷着要在劳伦被吵醒以前让她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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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了四小时后，接下来的四小时我一直预感又有什么糟糕事会发生。同时，在这四小时里，大部分时候我都在想，有这种预感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从来没有十分坚定过。
如果病人打我办公室的电话，会有语音留言告知他们，如有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呼我。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