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主题。以鱼为中心意象，展开暗示生与死的两类对立性意象：盘子、锅，水池、雨，贯穿其中的是焦虑的滴水声（听觉意象）：滴、滴的里滴、滴滴、里滴、滴。这种对干涸与死亡的焦虑和恐惧，是有关人与环境极度紧张关系的一种隐喻。再次，深层的集体无意识主题。在此，鱼和水已成为原型意象，代表诗人和人类潜意识中对原始和谐与对立物完全统一的向往，一种诗人所谓冲突结束后的“安宁”。
《滴的里滴》是诗人反文化与回归自然的一部潜意识宣言。它的性主题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中的性欲升华论来解释，可以说明作者无意识中何以特别钟爱这部作品，也可以把它当作诗人以“自然的性道德”反抗“文明的性道德”（参见弗洛伊德《“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⑥）在无意识深处的预演。它的焦虑和崩溃主题与新弗洛伊德主义者霍妮（K。Horney）的文化焦虑理论不谋而合，可以解释诗人在文化冲突和自我与环境冲突中的分裂性人格，以及由此形成的极端偏激的反文化心理。最为重要和深刻的是它的集体无意识主题，借鉴荣格（C。G。Jung）分析心理学的原型理论和无意识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它对诗人后期作品的自然母题与自然类型的原型意象，和诗人创作的幻觉模式与神秘理念的深远影响。鱼作为表现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意象之一⑦，最有概括力的代表是中国古代的太极双鱼图，荣格认为，它象征天地之间的“无差别的”完美和谐，它被称作“道”，“道的状态就是世界之初，事物还无所谓始。这种状态正是大智大慧者努力取得的状态。阴和阳两极对立统一的原则，正是一种原型意象”，“‘道’可以是任何东西，……我把‘道’叫做共时性（synchronicity）”⑧。这和顾城对道或自然“最大的特征是没有分别”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诗人后期对鱼的意象极为迷恋，他在激流岛（Waiheke Island）的绘画充满了鱼形，诗画《激流岛话画本》（1990，18篇），除每幅画大都有鱼形或相互包蕴的鱼的变形外，《灯火化鱼图》、《鱼网飞天图》、《神山古庙说鱼图》三篇，更直接以鱼为题。其中，《鱼网飞天图》有句云：“地如锅，天如盖／天地即合即是一道菜／何必分大菜小菜热炒冷拌切丝与切块”，这已是从集体无意识的无差别和谐主题出发，对《滴的里滴》中焦虑主题的戏谑、摹拟和超越。鱼已成为诗人无意识深处的精神抚慰，成为象征万物和谐统一的原型意象，激发诗人对原始经验的幻觉体验与对和谐理念的神秘领悟。这是诗人在以“无我”自期（自欺？）的阶段，试图用统一弥合分裂、用和谐化解狂躁的隐秘的心理投影。
这种弥合与化解的无意识努力，使诗人得以免于深度的精神分裂（这在斯威夫特、荷尔德林、尼采、凡高、阿尔杜塞等则成为一个悲惨的事实），并能在一定程度上以理性调节与现实和环境的关系。诗人对第二次心理危机及其成功的自我治疗的描述，让我们看到诗人后期心理生活的另一面。在80年代末隐居海岛实现自然乌托邦的理想后不久，诗人在现实中碰到的是一种对自然与自性的“可怕的毁灭”；“自然并不美好，自然中间有老鼠、跳蚤，并不是我们度假时候所看到的自然。……自然是一些吃来吃去的嘴巴，这些都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我在自然之中，我发现我的本性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是属于天的，或者是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它是盲目的，这统治像蚂蚁一样到处乱爬，像章鱼一样舞手舞脚，它停不下来。我的思想也并没有停下来，思想只是一个藉口，当我说‘我不要’的时候，我的本性、魂魄依旧在活动，在折磨我，我必须找到一个形式来抵消它。……有的时候我就像发疯一样在这个岛上快走，我停不下来，也不想吃饭，精神大得不得了。最后没有办法，我找了块大石头抱在怀里，才能慢下来走回家。那真是个绝望的时候，因为我把最后的幻想放在这上面，而这上面什么也没有”⑨。从对社会、对文化的剥离，到对自我、对自然的剥离，这巨大的“空”与“无”是一种令人疯狂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诗人只能做当代的西绪弗斯，靠每天搬运沉重的石头对付“失重”的恐怖，战胜这“轻”。在繁重的体力消耗之后，“我不知不觉把我的思想、我自己全部都忘记了。几年之后我醒了，像一个孩子那样新鲜地看着世界，我才发现一切都非常的美。我看不见这世界是因为我的心像波动的水一样。当我的心真正平静下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了这一切，山还是山，水还是水”，诗人终于领悟到什么是真正的“自然”：“自然并不是自然界，不是树林，不是一个‘有’的概念。‘自’是自己，万物都有它的自己；‘然'在中国古文中作同意讲，这是个非常平静的同意的态度：我同意我是这样”⑩。分裂的自我复合了，“无我”和“无不我”的统一，是终极价值的消解，以“平常心”来“过日子”的诗人，终于进入一种没有预设（“不预设希望也不预设悲剧”）的心理状态，这是一种自由与宿命相参杂的自然之境。
第三部分：论幻觉模式、原始经验与神秘主义
类似“无为无不为”的观念之于诗人后期行为的巨大作用，“无我无不我”的心理，对诗人后期创作及创作心理中的神秘主义倾向，也关涉至深。看似对立的“无我”和“无不我”，实际是自然本性的两面，二者之间的关系近似荣格心理学中的“集体无意识”与“个人无意识”的关系，作为集体无意识的“无我”，是诗人以及人类心灵深处的一种陌生的超越人类理解力的原始经验，是心理能向无意识领域的回归或“退行”（regression）。在顾城，它表现为对“万物分离”之前和自己作为动植物、河流、云朵、男人与女人等的“以前的生命”（前世经验？）的神秘奇特的心理体验，用诗作《小说》（1990）的说法就是“你怎么会以为我是人呢”。这在《学诗笔记》（1980）、《说话难，说诗更难》（1986）、《答记者》（漓江诗会，1986）、《答何致翰》（1987）、《我在等待死亡的声音》（1992）等诗论中都有清晰的表述，这是一种对原始本源与来源的深邃的幻觉经验。在题为《来源》（1985）的诗中，诗人写道：“泉水的台阶／铁链上轻轻走过森林之马／／我所有的花，都从梦里来／／我的火焰／大海的青颜色／晴空中最强的兵／／我所有的梦／都从水里来／／一节又一节阳光的铁链／小木盒带来的空气／鱼和鸟的姿势／／我低声说了声你的名字”。顾城强调诗人的信念在“小小的发疯的现实”外“另有来源”，认为“诗人就是偶然在这个世界上显示来源，并与之以名的人，他的信念自来自他自身”⑾。这使他与柏拉图式的“迷狂”区别开来，他既是“无我”又是“无不我”，是清醒地从原型世界汲取灵感并给混沌万物命名的人。这种经验与荣格对儿童“原型梦”的解释有相通之处（它与顾城的童年情结不无关系）；当意识开始破晓时，当儿童开始感到他的存在时，他们与那个他刚刚从中浮现出来的最初的心理世界即深层无意识状态紧密相连，人们可以发现很多孩子都知道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在某些东方人的信念中，这个事实被解释为对上辈子的回忆。……如果这些内容在意识中停留的时间太长，个体就要受到缺乏适应能力的威胁；他将老是一心想保持或返回到原始幻象中去。很多神秘主义者和诗人对此种经验都有非常生动的描述”⑿。荣格进一步分析了生活在原型梦中对精神事实有着非凡的意识从而不能顺应现实生活的人的夭折，这使我们联想到比顾城更为年轻的海子、骆一禾、戈麦等自然主义与神秘主义诗人的死。顾城心理上的独特处，在于他以意识转移无意识，以“无不我”（个人无意识与自我本性，转化为行为即是“无不为”）对“无我”进行调节与制衡。
上述幻觉模式与原始经验，对于诗人艺术创作的重要价值和对诗人自身生命所构成的危险，荷尔德林和尼采从个人体验出发早有论及⒀。它的反人本色彩与反人文主义同人类中心论的冲突是剧烈的，荣格认为，“这种经验的价值和力量来自它的无限强大，它从永恒的深渊中崛起，显得陌生、阴冷、多面、超凡、怪异。它是永恒的混沌中一个奇特的样本，用尼采的话来说，是对人类的背叛。它彻底粉碎了我们人类的价值标准和美学形式的标准”⒁。从艺术接受的角度来看，这一点也能说明顾城后期诗歌的晦涩、神秘与反接受性的实质，顾城本人在理论上的回答是，“自然之境不需要被接受，自然之境的表达不是以对方接受为目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存在”⒂。用雅可布逊（R。Jakobson）语言学诗学的诗功能理论来衡量，这种以信息本身为核心，极端排斥语境、信息接受者甚至信息发送者等因素的诗歌，自然把诗的模糊性、象征性、多义性推到了极致；它之所以不被人当作神经症患者的呓语，乃是因为它超越了纯粹个人生活的领域，而成为对人集体无意识与集体命运的深沉预言。
第三部分：论“女儿性”
顾城后期创作心理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对“女儿”与“女儿性”的极端理想化，和对男性与自身性别的不乏病理色彩的贬抑。按顾城自己的说法，1980年至1981年之间，他开始感到“永恒女性的光辉”，这可能与他的恋爱和对安徒生、但丁、歌德、曹雪芹、蒲松龄等的阅读有关。他早期称此为“圣女崇拜”（《诗话录》）。1986年他公开宣称：“我知道我现在走的是一条男子的道路，我不情愿做一个男孩儿，不情愿做一个男人，可是这没有办法，我想这是一段很短的道路”⒃。1992年在题为《浮士德·红楼梦·女儿性》的谈话录中，顾城对女儿性进行了系统细致的辨析，认为它体现了人性与佛性相谐和的最高梦想，“女儿性是通过女儿表现出来的，或者说是女儿固有的那种微妙的天性，此性既色既空，无树无台，亦无尘埃，只像一朵花映出她的微笑”⒄。它最重要的特点是“净”，因此，男性的醒悟在于领悟到自身的虚幻，而女儿却无需这种领悟，因为她们自身就是上天“无尘的花朵”。诗人再一次声言“我觉得我的诞生就是个错误”。直到弃世前一天，他有关“女儿”的理想才彻底幻灭，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女儿都具有女儿性，女儿性也不只是女儿所独有，并“非常认真地”说出了“我的心才是女儿性”⒅这句恐怕早已想说的话。他嗣后留下的一生中最后几行偈语般的诗句是耐人寻味的：“一个人弄错了爱／就像投错了胎／你的样子就十分奇怪／一辈子也改不过来／你的心问你的脑袋／怎么它老不明白／要是你心里明白／怕已没了脑袋”。
在有关女儿性的意识和理想化虚构中，诗人的心和脑确实都有不够“明白”的一面，这可能是诗人心理情结中最难自我拆解的死结。一方面，女儿性有违于自然之境“没有预设”的根本信条，是对善与美的一厢情愿的先验虚拟；另一方面，对女儿性的执著及对其性别身份的宿命般规定，又不免陷入“色界”与“我执”的偏狭，同“无为无不为”的行动原则相悖。究其原因，在于诗人对女儿性的构造有其深刻的无意识根源。除原始的女性崇拜、恋母情结、异性恋以及对分析心理学所谓阿尼玛原型（Anima，男性心理中的女性特征）的偏执等性的心理生理因素之外，女儿性与自然之境的深层相通是其根本原因。首先，女儿性以洁净、自如的自足本性，构成对男性与男性世界社会化与功利化的反叛，这本质上意味着以“自然”对抗“人为”，在这里，男性与女性分别成为社会与自然的象征；其次，至少在后期的反文化阶段，在诗人无意识深处，女儿性的美、善、神秘，同自然的本性是相通的，女儿性即自然之性，“女儿”即自然，而诗人与“女儿”构成的自然化关系，又强化了对文化伦理秩序的反抗；再次，按分析心理学的看法，“创作过程具有女性的特征，富于创造性的作品来源于无意识深处，或者不如说来源于母性的王国”⒆，这样，女儿性又有诗人自恋与期待性别转换的影子，这也就是诗人说的“我最大的错误就是固执，我喜欢我自己”的本意。这相互纠缠的多层意蕴都由“女儿性”独自负载，成为诗人唯一的心理支柱和不惜与自然之境相背离的终极关怀，当“女儿”们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