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已经指出，中国人是出自于闪的后裔，但又未具体解释清楚他们是闪的儿子中的哪一位。我们的一名传教士曾写道，中国人出自法勒（Phaleg）的幼弟约坍（Jectan），法勒与约坍二人均为希伯（Hber）的儿子。我个人认为他为此而提供的理由证明不了任何实际情况，于事无补。
第一种理由是，《圣经》中继提到约坍的十二个儿子之后，又指出（《创世记》第10章，第30节）：“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Messa）直到西发（Sephar）东边的山。西发山位于阿拉伯半岛（L’Arabie）；正如人们一般所认为的那样。绝非是这些山脉之一形成了伊玛奥斯山（Imaüs），这后一座山脉的最南极位于西藏境内，叫做冈底斯山（Cantissa）；另一部分即恒河的发源地，〖=Z（〗192叫做朗格尔（Languer）；其直到鞑靼地区的北部叫做贝尔羌（Belgian），即今天的阿尔泰（Alhta）。这些通向中国的道路并不为约坍所熟悉，这些名称也都晚于最早居住于山区的人所起的那些名称。
他所依靠的第二条理由是，由于是尧皇也被中国人称为尧唐，此名酷似约坍（Jectan），所以正是约坍或其孩子们在中国繁衍居民。这条证据（如果这确实是一条证据的话）确实有点模棱两可，并将绝对会被希伯莱教徒们所摒弃。其主要原因在于约坍本人，因为人们无法证明他个人进入中国的时间。至于其后裔们的情况，我看不出会有更多的理由断言他们缔造了中华帝国，或者是有理由断言约坍的其他兄弟的后裔们会这样做。
但无论是闪（中国人即出自于他）儿子中的哪一个，他们在进入中国时，似乎继他们之后而关闭了中国汉地的大门，非常严格地只为外使开启城门。我觉得颇为令人瞠目的一点，则是他们的西部近邻，从西藏一直向南的查谟（Chamo），这些人也可能是闪的后裔，无论后者在风俗习惯、语言、面部轮廓以及全身的外形方面，与中国汉人有多大差异也罢；他们是一些粗俗的、无知的、懒惰的人，而这些实质性的弊病，在汉人中却非常罕见。当这些鞑靼人中的某一位到达北京时，人们便会向汉人询问这种差异的原因，而汉人便回答说：“水土所致。”也就是说这一切均出自水土，该地区的自然环境使人体，甚至使其居民的思想都发生了某种变化。
我觉得这一切比在我见过的其他所有国家中都更为真实。我还记得，当我随皇帝銮驾前往巡视鞑靼北纬48°地区时，我发现有南方的汉人定居于该地区。〖=Y（〗193他们的孩子变成了真正的蒙古人，其头缩在脖子上，双腿的膝盖外翻，于其整个风度中显示出了一种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不洁。我由此便得出结论认为，如果过去曾有几个埃及人进入中国并在那里定居，那么他们也完全变成了中国人，以至于不再有任何往昔的遗痕了。居住在河南省会开封的一小批犹太人的情况也如此，遍布在整个中国的回民（摩尔人，Mores）情况也如此。如果他们不注意保持诸如割礼和忌食猪肉那样的其宗教的外部标志、诸如白布帽那样的某些穿戴标记、蓄留剪短的小胡子的习惯，以及他们制定的只能内部联姻的法律等，那么人们就完全无法辨认出他们来了。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致法国科学院德·梅朗先生的信（6）
先生，另外还有一件您很难理解的事，这就是在中国经常出现歉收的荒年饥岁。您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呢？中国人是勤劳、朴实和具有高度技巧的人民，居住在世界上的一个最美丽和最肥沃的国家，皇帝以其英明和智慧而形成了该国的主要特征，让他们来治理整个国家，他们怎会经常面临报界经常提及的这些饥荒呢？也就是说，怎会经常面临人类技巧最容易排除的那种天灾呢？人们在欧洲却会看到一些贫瘠的国家，由缺乏多种此类优越条件的民族居住，但他们却从未或者是几乎从未受饥荒折磨。我承认，这种异议更受那些未曾仔细研究过中国的人所接受。仅仅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也不够，必须对在这方面出现的事多作思考。
先生，您因此便已观察到，在一个荒年饥岁时期，汉族人不可能从其邻居那里得到任何帮助，他们相反却被迫向其邻居提供帮助。如果您先从南方省开始，〖=Z（〗194再北上经由贵州、四川和陕西诸省，一直到达万里长城，那么您就只能会看到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山，大部分由某些尚不开化的人居住，人们称之为“苗子”（Miaosse）、“长仡佬”（Tchangkolao）。他们拥有自己的头人、自己的法律，并且操有一种不同的语言。他们经常入侵平原地区，蹂躏辽阔的地区，而人们至今却又从未能驯服他们。特别是今年，他们拆毁了清朝政府军的兵营，抢劫了邻近的城市。清朝皇帝必须派遣由各省抽调的二万大军驰援，以使之与平时驻守边境的军队会师在一起。
在中国的北部是蒙古人。他们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驯服的民族，但却懒惰，仅仅为供自己食用才播种五谷，其畜群弥补了他们在食物方面的匮缺。长城附近的许多贫穷的汉人在三四十年之前，获许越过长城。他们开垦并耕耘了最好的土地，收获了他们消费不完的小米，于是便将多余部分运往了中原。
在中国的东北部是辽东省，我曾从其一端穿行到另一端。其省会叫做沈阳（ChingYang），满族人称之为盛京（Moucden）。整个地区酷似法国洛林（La Lorraine）和勃艮第伯爵封地（Comteé de Bourgogne）。该地区很肥沃，但由此运输粮食却太远了，于冬季根本无法通行。但冬季正是从那里向北京调运大批的冷冻野味和冻鱼的季节。或者是按照汉人的说法是带“冰衣”的肉类。
朝鲜并不向中国提供任何粮食。江南和浙江诸省都东部临海，距日本也只有三四日的航程。〖=Y（〗195但据我们所知，它们的任何船舶都不敢冒险去那里寻求粮食。这也许是人口已经稠密的日本，没有剩余粮食了；或者是自它闭关以来，受到了过多的当众羞辱。
中国南方的福建省濒临大海，面对台湾岛，它只是属于中国的一道边境线，当台湾受饥荒之苦时，大陆则必须向它提供粮食。
广东省的南方只有大海和某些遥远的土地。我尚记得，在某一年，那里的大米极其昂贵，康熙皇帝将我与另一名葡萄牙耶稣会士召去，向我们询问澳门城是否可以为广州城提供大米，一直等到从其他省份运往那里的大米到达为止。我们感到非常惊讶地听人讲到，澳门既没有大米库存，也没有小麦、水果、青苗和肉食，它一般都要从中国大陆获取一切生活必需品。
我最终结束了浏览整个中国。先生，您已看到，中国中原的周边地区无法在需要时为中原人充当财源。因此，中国始终处于与法国在1709年基本相同的处境。尽管中国当时有些富庶的毗邻地区，但它却无法从那里获得任何东西。这些邻邦甚至要由中国来供养，因为他们全力反对中国能从其他地方获得的援助。敌对的和贫穷的近邻，与人们在荒年饥岁中所期待的帮助相比较，这完全是一样的。
假如情况确实如此的话，那么中国就必须自己养活自己，它从其不同各省获取养活其数量巨大居民的物资，这就是那些贤明皇帝们自古以来都关心的国家大事。事实上，并非是今天才在所有省份和略具一定规模的几乎所有城市中建立起官仓，〖=Y（〗196以便在困难时期减轻民众的饥苦。人们至今尚可以读到古代皇帝们的诏令和上谕，其中对于其受灾臣民充满了最温柔的词藻。皇帝们声称，他们在未能减轻大众苦难时，寝食不安。
我认为，中国由其汉族皇帝统治的时期，皇帝视其臣民如亲生子女；他们必须在颁布诏令之后严密监视执行。今天，从理论上讲，依然如故，皇帝仍以同样的方式降旨，很容易使得在各省份接到已颁布的诏令的官吏们不折不扣执行它们。但在朝廷中，人们都恢复了这些美好表达方式的真正价值，由此缺乏采取执行这些诏令的有效途径，事实上只有半数诏令才能有效回应。只有皇帝才爱其子民，而在皇帝依靠为其效力的官吏中，其爱民之心却无法与皇帝相媲美。因此，这就是本国出现的一切灾难的原因。
当在某省或者仅仅是在某一地区歉收缺粮时，无论是由于极度的干旱，还是由于某次突如其来的水灾，大官吏们都会使用官仓，开仓放粮济民。但他们又经常发现官仓空虚。正如我将于下文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令人搜集资料、进行查验和追查，尽量拖延将这一切通报朝廷，因为这都是一些令人不快的消息。等到不能再拖延时，才最终向朝廷上表。这些表章传到了北京的朝廷部院，经由多道手传递，数日后才上奏皇帝。皇帝立即命令朝中权贵们聚集起来，讨论减轻民众苦难的方法。在等待期间，皇帝颁布非常动听的诏令，人称之为“上谕”，在整个帝国中发布。接着便是有司衙门的决定，它在一般情况下是请求〖=Z（〗197皇帝委派宫中最贤明和廉正无私的官吏负责放粮赈民事宜。他们有时也亲自向君主推荐。当任命了承办官吏时，便向他们宣旨。如果人们希望他们能行动得快一些，那就要向他们提供驿马，他们从此之后就要由国家供养。如果不向他们提供任何这类设备，那么他们就必须自费旅行，他们于是便会要求得到为准备出发而必需的时间。人们要给予他们一定的天数。他们接着就要询问到哪里去采购大米，如果当地没有米的话，那就要询问到哪里去取采购米的银钱。最后，他们希望见到皇帝陛下，以接受其最后的敕令。朝臣们会因他们尚未启程上路而指责他们。因此，他们出发了，大家看着他们经过那里，平民们便会说：这就是将去赈济其省贫民的钦差。他们在未爆发灾难的地区，到处都会受到一片鼓掌声；但那些受灾者们，他们在药品到达之前，尚有时日以待死亡。那些尚未处于绝境者，便尽最大可能地艰难行走，以便利达其他自信能继续生存的地方。始终会将他们大队人马中的一大批人抛弃在路上，这些人必然会因穷困而死去。
以上便是在最偏僻省份的惯常做法。因为在朝廷和附近的省份中，有可供十年消耗的大米供应。在北京，从来都不会发生价格暴涨。如果价格略有上涨，那么皇帝便会以平价向民众出售官仓的粮食。对于其他省份的缓慢行动，却出自于其他多种原因。我将触及其中的几种原因，它们是可以使你们了解事实真相的。
第一种原因是，〖=Y（〗198那些负责官仓的首席要员们，都将官仓的看守工作委托给了一批货真价实的贪官。这事实上就如同一批饿狼看守一家鲜肉店一般。这些流氓恶棍使用千般花招进行盗窃。他们向一品大员们呈奏，后者再直接上表皇帝说，仓储大米太陈旧了，潮湿已使之腐烂，米蛀虫已将米蛀之一空，绝对必须将大部分大米更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们全部抛售，以重新采购，但这样做会使皇帝遭受重大损失，最佳对策是在米价最昂贵的月份，把它们分配给那些可靠的人，一旦新粮收获，他们都必须以优质粮归还，甚至还可以加收高利息。一旦当这些粮仓管理人获得准行之后，他们便将这些事实上是完好的大米抛售给富人，买主以现钱支付，然后再以此从事投机交易。当有上司视察粮仓时，这些贪官污吏们便出示那些带双层底的大箱子，其中只装有很少一点大米。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致法国科学院德·梅朗先生的信（7）
他们声称其他的箱子都是空的，因为今年收成很不好，人们只能归还一部分，其余的将会逐渐返还，不应该向负责人施加压力，因为害怕他们逃离该省。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次饥荒，那就要将此呈报朝廷。朝廷于是便会下达开仓赈灾的圣旨，人们便会发现所有粮仓都空空如也！那些往往从中得到了全部利益的官吏们，都会为他们的渎职而受到惩罚，朝廷或把他们免职，或把他们召回。“硕鼠”（正如本地对于贪官们的称呼）们被逮捉、桎梏加身、受到鞭笞或被流放，最后是所有人都被判处连带负责地退赔。这一切都要求时间，对于目前的灾情却丝毫无济于事。黎民百姓始终在等待和怀着希望，在无任何减轻负担的希望中死去。当该省摆脱了其无益人口之后，便会再次变得富裕起来。
饥荒的第二大原因并不是如同人们相信的那样，是由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