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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自古以来是爱美的民族，他们渴求艺术上的完美。他们的艺术基本上是依靠从国外引进的东西，主要是从中国引进的东西，经过逐渐改造以适应自己对和谐比例、装饰图案和幽默情趣的感受。于是，七八世纪时，后来在10世纪和18世纪时—此时中国影响的新浪潮把书画带进日本—日本的艺术几乎纯粹是中国的艺术。600年左右，德川家康的时代，这种画风经过又一次综合，形成了色彩明丽的装饰皇家堡垒和寺庙的屏风。随着有产商人阶级的兴起，一种借助廉价的彩色木刻媒介的新型艺术涌现出来，彩色木刻主要用来描绘日常生活琐事。木刻是最早吸引西方人注意的日本艺术形式。晚近一些时候，我们受到的影响，是日本茶道中装饰用品既精湛又质朴的艺术气息，茶道最初是从禅宗仪式演变而来的。对现代艺术产生的另一种深刻影响，是日本的住宅建筑。
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对各种宗教信仰都表现出宽容的态度。佛教是最早加之于土著自然崇拜之上的宗教。到了7世纪，宗教的势力才强大起来，那时的佛教形成了许多宗派。基督教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颇有影响，但是接着它受到德川幕府的禁止，实际上它是被消灭干净了。与佛教基督教并存的，是地地道道的日本宗教神道教；神道是从土著的自然崇拜中发展而来的。日本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佛教是知识分子和贵族的宗教。禅宗强调个性的发展，其影响更加广泛，尤其在武士中的影响最大。禅宗造成的态度渗透进入了整个日本的美学和伦理学之中。神道是偏僻地区实行的一种缺乏组织性的崇拜。日本开放和现代化之后，神道被定为国教。
在幕府时期的几百年中，日本的人口相当稳定。取得人口稳定的原因，部分是性问题上的独创性和避孕的技巧，部分是日本人不喜欢承认的—种办法，名之曰“削减家庭规模”。日本人不实行通常的溺婴，所谓溺婴就是多余的孩子出身不久即予杀死。日本的家长如果子女过多，无力抚养，他却要等孩子长到二三岁时再作决定，此时孩子的健康和智力潜能都已明显表现出来。最没有出息的孩子就会被除掉。这种“削减”和给作物整枝间苗是一回事，意在使留下的孩子有机会长得更好。然而，日本在机械化之后，不断增长的商业利益需要廉价劳动力，天皇又需要士兵时，它就鼓励日本人快快繁殖。日本人纪律观念强，又有爱国主义精神，所以他们就开始多生孩子，日本人口随之而猛增。
1636年，日本开始锁国，直至1853年。那一年日本对外开放，可以说它是象罐筒一样地被撬开的。事情是这样发生的：美国人派了一支远远超过日本实力的舰队到日本，彬彬有理地说，他们想签定允许通商的条约—否则就……。这次的签约颇象是俄国和芬兰的攻防联盟所包含的意味。日本人对这样的条约和芬兰人一样不会喜欢。他们宁可舒舒服服地与世孤立。
佩里将军访日几年之后，日本的一些海岸炮向一些欧洲人的轮船开火；欧洲战舰回击的速度和准确性，使日本人大吃一惊。这一事件明确无误地使日本人感觉到，他们在欧洲武装力量现代化的装备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认识到，如果要再次卷入世界事务之中，他们就必须尽快实现现代化。日本人已经握有慎重模仿其它国家的模式。中国，他们过去模仿的对象，此时正陷入混乱之中，并且正在迅速陷入欧洲人的控制之下。于是日本人转向西方。他们派出代表团到欧洲各国去带回使欧洲人成功的技能。他们认识到，不同的国家擅长的东西是不同的。所以，他们按照德国人的路子组织日本陆军，根据英国人的路数组建海军，模仿法国和英国的模式组织自己的财政和制造业。当时他们瞧不起美国，以为美国不够发达，值不得研究和模仿。
佩里将军访日的时间是1853年。到1867年，日本的内部革新业已完成。封建领主的争斗被正式废止，天皇又恢复行使政治统治者的实权，而不再仅是一位神圣的统治者。所幸的是，明治天皇是一位精明的天皇。日本人建立的新政府看上去有足够的民主和宪政去赢得欧洲人的尊敬，虽然这个政府的管理建立在日本正统的家族控制的基础之上。有趣的是，在这次改革之中，一个大的氏族接管了陆军，另一个大氏族控制了海军，其它的氏族则投身于其它各种行业之中。
有一段时间，日本人生活中一切古老的方面都发生了贬值。日本人被欧洲人的杰出成就弄得晕头转向，以至于给自己的文化所赋予的重要性微乎其微。许多最优秀的日本艺术品几乎是白送给了有鉴赏力的欧洲人。与此同时，日本人却努力去学会鉴赏维多利亚时代的拉斐尔前派画家①的作品。
①拉斐尔前派画家—1848年以英国画家罗赛蒂、享特、米勒为代表的艺术团体。
长期的纪律性使日本人作好了准备在一声号令之下万众一心地去行动。他们精心制定计划去实现现代化，去征服世界市场，进而把征服世界作为自己长远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要将世界各民族置于天皇的荫庇之下。这些计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进取得相当大的进展，然而由于日本人的失算，这些计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失败。
《文化树—世界文化简史》
拉尔夫·林顿著
结束语
本书所关注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明史。在文化发展中，亚历山大大帝的胜利，既赶不上发明织布机的影响，也赶不上发现冶金术的影响。在令人叹为观止的文艺复兴时期，正如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一样，帝王是匆匆过客，学术有鼎盛极衰，然而农民却孜孜不倦地埋头耕地。在兴起的城市之中，在城市生活所必需的安稳生活已经发展起来的任何地方，都重复出现了苏美尔人城市生活的模式，都重复出现了有组织的行会工匠的模式。行会工匠兼有双重身份：生产者和销售者。甚至连技术都始终保持着十分显著的相似性，只不过有一些小小的发展罢了。比如，早期的技术依靠青铜作主要金属，后来铁取代青铜成为主要的金属，仅此而已。铁的价格比较低廉，储量亦较丰富；在一定程度上，铁使金属使用贫民化了。早期复杂的象形文字，只有专职的祭司和神职人员才能通晓；后来发明的字母表使文字发生了革命，使读书识字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当然，中国给上述文字发展过程提供了一个少数的例外。
人类文化发展中，有三次基本的突进。第一次突进是使用工具、火和语言。第二次突进是发现如何栽培作物、驯化动物，由此而引起一系列的社会进步和技术进步。农牧业发现后不到一千年，我们文明的基本模式就建立起来了，文化的有效调节也建立起来了—在技术、经济布局的模式和社会形式上都建立了有效的调节机制。这种调节机制只有经过若干世纪的试验才能完成。第三次突变是不到两百年前发生的，它的完成靠的是发现如何从热能取得动力，如何使用科学的方法。我们尚在努力使自己的制度和经济生活去适应这些采用不久的新的文化成分，可惜我们的努力还不是非常成功。
第三次文化突进发生之前，旧世界中的各种文明基本上是非常相似的。在旧世界各地，主要的生活模式都是农业经济。那时的经济依靠人的体力，再加上一点畜力相助，比如用牛拉犁，用驴驮运重物等等。世界上的工艺技术依靠的是人手的技能，雕刻木器、锻打金属、纺纱织布依靠的都是手工技能。然而，我们已经看到，每一种伟大的文明对世界文化的发展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所有的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都是不谐和的；换言之，那些对它们似乎重要的文化成分就发展得非常精细，但在其它的文化成分方面它们却落在后面，对这些文化成分它们甚至抱拒斥的态度。美索不达米亚给我们提供的是最古老的城市生活和法律控制的模式；汉穆拉比法典在我们许多现代的法律程序中仍然得到回应；埃及人的神秘主义在世界各国宗教的许多成分中依然有所反映；中国是第一个发展出控制庞大城乡人口的政府控制体制的国家；我们自己的文化在技术上作出了许多伟大的贡献，但是我们太热中于技术发展，对于如何调节我们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以便使之适应机器时代产生的新情况，我们还做得太少。本书试图说明的是，各种文化的专门化发展是如何产生、如何整合、如何传播的，是如何使现代世界文化丰富多彩、繁复多样的。
第三次文化突进的展开，是由蒸汽机和内燃机的发明以及接踵而至的技术进步所引起的。与此同时，科学方法也投入了使用。科学方法被认为是希腊人的功劳，但是希腊人开发的科学方法只达到了一定的限度。希腊科学家陷入困境时，常常又退回去依靠哲理和纯粹的推理；他们不知道，在处理有多种现象起作用的轮廓形态时，逻辑推理的结论未必然总是正确的。希腊人做事时，如果只尝试一次就得到满意的结果，他们就停步不前了。而科学方法的实质却是：严格控制试验，记录试验的结果和技巧，以便于别的科学家检查验证。这一方法使人利用并改进试验结果成为可能。所有上述基础发现都是在欧洲完成的；而且，由于这个地区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煤矿和铁矿，所以欧洲文化在第三次文化突进中比世界其余地区抢先了一步—这就是白人优势沦真正的理论基础。
我们尚未来得及去适应第三次文化突进，可是近年利用原子能和进入太空的发现很可能就要产生第四次文化突进了。然而，这些新的基础发现的威力，主要还是政治上的威力：它们巨大的摧毁潜力一定会迫使世界各国人民改变对战争的态度。原子能改变我们文化的基础结构的潜力尚待我们去探索，因为这个了不起的动力源泉尚未被驯服—它尚未成为日常经济中的动力因素。但是，除非我们发了疯用这个新的动力去摧毁自己，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世界将继续变化发展，生活将更加丰富多彩，个人的寿命将更加延长。
《文化树—世界文化简史》
拉尔夫·林顿著
译后记
数十年来，大陆尚未出版过一本比较系统的世界文化史专著。本书的翻译出版，在时间上虽说较晚，但无疑还是极具价值的。
任何学术著作都必须经历时间的考验，被岁月的长河冲刷、淘选、洗汰；能够在时光的流转中沉积下来，历久弥新的，乃是真正的智慧结晶。作为大师著述的《文化树》正是这样一本堪称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价值的经典著作。
自1955年此书问世以来，时间的车轮已转过了近40年。然而，由于它出自学术巨擘之手，所以它代表了当时学术界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尽管此书的论述材料受到当时考古发掘的限制，本书的素材不免表现出作者“此生有涯”的客观局限（尤其表现在中国和印度考古素材上）。但是我相信，对于本书的每一个认真的读者来说，书中的分析和阐论所具有的那种宏博的时代超越性，会给人以深刻印象。作者所具有的对历史材料和研究方法纯熟的驾驭和运演能力，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预言的智慧，使不为当时的考古材料的束缚所羁绊，实在是弥足珍贵的禀赋。
世界文化史是一项宏大的工程，要浓缩成一本小书，谈何容易；由一人完成，其难度可想而知。在较新的专著问世之前，《文化树》的价值是不可取代的。即使有了新的专著问世，它纵横驰骋的思路、挥洒自如的笔墨、宏富经纬的睿智、阐幽抉微的条分缕析，仍将具有经久的魅力。
译者的学问和译笔难以承受本书这种繁难的译事，殷切期待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为便于年轻朋友阅读此书，有必要处做了大量的注释，其中倘有不妥之处，亦请读者不吝赐教。
译者
198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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