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中以“来处”划界的打架群殴中，上海帮远不是东北帮、北京帮、天津帮、四川帮，甚至不是江浙帮的对手。上海男人每个人都以为以“各管各”处事则可安分守己，孰知他们在“自觉”地遵守“各管各”的“游戏规则”里，失去了多少也许压根儿就没得到的东西！自“上海男人”这个部落名字从人们嘴里叫出来起，人们概念里的上海男人就不是很正面，加上“各管各”使他们自我关闭了许多与外界接触与交流的机会，上海男人因此与外界充满着说不完的误解，他们的人际关系比任何地方男人的人际关系都紧张。或许是因为性格上的差异，许多“外人”的心理世界根本容不下上海男人特殊的处事做派，无怪乎人们茶余饭后动辄爱拿“上海男人”这个部落名字开心。
“各管各”管的什么“各”
上海男人十分讨厌一些北方男人碰到一起动辄“咱俩谁谁”、“有事招呼一声”之类的不实允诺，他们甚至会落落大方地承认自己的自私，若要让他们非亲非故不留名不留姓地“大公无私”，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当然自私还仅仅是一个性格轮廓，这种轮廓需要通过各种具体表现，才能得以映衬。哪些是自私的具体表现呢？前面所说的小气、爱算计、虚荣、不厚道、耍滑头等，就是自私的具体表现。
上海男人最普遍的做人准则是“各管各的事”，“少管闲事少吃亏”。可以想见，一个群体如果都在“各管各”，这样的群体出门在外怎样做到互相照应？中国有句古话，叫“兄弟阋于墙，外卸其辱”。这在上海男人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有人说上海人最缺乏的就是人情味，朋友有难，身边若是个上海人，算你倒霉。原来我认为这话说得偏激，后来，一位从日本回国的福建老乡跟我讲了一段他在日本的经历，我再没什么可说了。如下便是我的老乡叙述的那段故事。在日本的中国人当属福建人和上海人最多，所以在那里我们大都被人冠以“福建帮”和“上海帮”之称。比如我工作的ANSI公司里，福建人和上海人就占了中国人的半数以上，照理，不论是哪里人，只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我们都会有一种“故乡人”的亲近感，因为有了这种亲近，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团结在一起，为的是“人在他乡”，不受外人欺负。而上海人似乎对这种团队精神表现得很淡薄，即使是他们上海同乡遇到一起也是如此。所以，如果你被日本佬欺负时，如果身边站着的是一个上海人，这事还没闹大，他就溜号了。所以，我们大家都对“上海帮”没有好感。有一次我的一个老乡和“上海帮”的几个人下班晚了一起回住处，在公司大门口与一两个日本人发生口角，我那老乡本以为“我们人多还怕他们俩不成”？便和对方推搡起来，结果呢？他被人家揍得鼻青眼肿地爬了回来，那几个早已逃之夭夭的“上海帮”没帮忙也就罢了，事后还要背着我的老乡说他“真没素质”，害得他们在公司里也受连累。这话不知怎么传到我的老乡耳朵里，他气不打一处来，抓起一根粗棍子冲到“上海帮”的宿舍，冲着十几个在场的上海人骂了一顿粗话，接着威胁道：“谁敢当着我的面把那畜牲话再说一遍？”结果呢？全场居然鸦雀无声。我的老乡后来跟我说：“这事想想还真有点儿后怕。当时‘上海帮’要是和我较起真来，我岂不要被打成肉泥？”但他又说：“我之所以敢这样做，就是量他们一个个都是胆小鬼，保命要紧，哧，还爷们呢，我看他们连国内的女人都不如。”我能说什么呢？我总不能赞赏老乡的“亡命之徒精神”吧？末了，我的老乡还附了一句话：“别以为上海的男人在他们的地盘上那副神气的样子，只要一离开上海，他们整个就是一盘散沙。他们各管各的事，所以他们没有朋友；没有朋友的人在外面很可怜，所以上海男人在外面很可怜。”在“各管各”的“游戏规则”里，上海男人奉行的无非两大原则：一是自己不得罪人，也不容别人得罪自己；二是自己不施恩于人，也不需要别人施恩于自己。上海男人自以为照这种所谓的“游戏规则”去做可以人人平等，谁也别想占谁的便宜，其实就种“规则”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自欺欺人。因为上海男人爱占别人便宜的弱点是“久负盛名”的，当人们透过“各管各”端看上海男人作为每一个个体存在时，便不难发现，原来他们所谓的“各管各”还真是要看有利与无利的场合适时而用的。按我个人的理解，这种“规则”对上海男人而言有时候更像一种幌子，一种为自己在处事中“不吃亏”而专用的幌子。在这种幌子下，他们在遇到别人需要他帮助时，他便会理直气壮地用“各人自扫门前雪”来警示对方，然后“义无反顾”地扬长而去；一旦他有机会能为自己占了别人的便宜而窃喜时，这句规则性的词儿他压根儿就说不出口了。由此看来，上海男人的“各管各”的“各”实际上就是为“利己”而用的“各”。
“各管各”的悖论
“各管各”的具体理解是各人走各人的路，各人管好各人的事，少搀和别人的闲事，也少让别人来搀和自己的事。如果真的以此为“规则”来端看现实生活中的上海男人，我觉得似乎出现了悖论。因为在人们概念里的上海男人虽贪不了什么财，但爱贪别人小便宜这方面，却绝非只是“外人”强压给上海男人头上的罪名（上海男人之间自己也经常这样互相指责）。“贪”含有“占”、“侵”之意；而“各管各”的“各”则指“彼”与“此”之意，抑或说是彼管彼，此管此，二者互不相干。如果“各管各”中搀入了“贪”的成分，那么这种“各管各”岂不就是悖论吗？举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如今的上海男人与自己的同类吃饭很时兴“AA制”。这无疑是由“各管各”凝炼而成的一种处事默契，“外人”可以从“AA制”中看到这种所谓“互不相欠”的肤表。但别忘了，“AA制”还有两种执行形式：一种是按份分为各吃各的；一种是同吃同喝，平摊出钱。如果我们留意一下上海男人“AA制”的两种不同执行形式，就不难发现，若以各吃各的形式出现时，他会细嚼慢咽，讲究的是吃的质量，但若是把原来每个人各吃各的量全部拼在一起，让大家同吃同喝，情况就与前者大大不一样了。大家心往一处想：反正“AA制”，自己不多吃一点，就会让别人多吃去；为了能让自己不吃亏，就必需让自己吃快点。因此，一旦将“AA制”的第一种形式转换成第二种形式出现在上海男人面前时，那顿饭也就会自然地跟着提速，至于什么叫吃的质量，也就无从去考虑了。尽管他们饭后付账时还严格执行着“各管各”的“规则”。在“贪”的心理作祟下，上海男人的“各管各”根本就找不到什么智慧的含量，而且其鄙陋尽显无余。上海男人或许还会以人人都有本位思想来为自己的鄙陋辩解，孰知“本位”是可大可小的，“各管各”的“本位”有多大呢？它的基础建立在何处呢？依我看，他们的“本位”只有一个“我”字；而“本位”的基础即是“利我”。“各管各”的用意正是围绕着“利我”——这个主轴——适时适地而用的。这种“本位”门槛之精，就精在让“外人”若非伤筋动骨，便很难从他内心深处那最小值的“各”中探到随时都有可能膨胀到无穷大的私欲。上海男人听到别人说他不乐意助人他不生气，因为有“各管各”的“规则”护着他；但听到别人说他爱贪小便宜时心里一定很不爽，因为爱贪小便宜就意味着对“各管各”“规则”的冒犯。不过，爱贪小便宜的上海男人从来不会承认自己爱贪小便宜。但凡他从别人那里所占的小便宜，那只是别人认为是小便宜而已，他是有绝对的理由说明他所得到的都是他应该得到的，而不是“贪”来的。上海男人生来就具有“玩弄本末”的天资，若是有一百条理由让上海男人拥有了其中的一条，那么他就能把拥有九十九条理由的对手掰倒。这听起来好像也很悖论，但惟有上海男人却能顺理成章。说来也是，既然他们能把很悖论的“各管各”“规则”精巧地玩弄于股掌，在此“各”与彼“各”利害关系已了然于胸的前提下，他们还有什么悖论玩不出像模像样的真理来呢？
第四卷第三章
关于“精明”的刍议
“精”不在“明”处
我承认上海男人很精，但要说他们很精明，我就不敢苟同了。我认为真正的精明应该冠予智慧全能型的人，而不应该冠予那些只精于巧，精于算，精于细，但就难精于明的人。上海男人恰恰精难于明，却能得到人们对他们“精明”的公允，这实在是有些滑稽！前些日子，我在《南方日报》读到古清生的一篇题为《上海男人的四大精明》的文章。文章讲了一则上世纪初发生在上海的故事：“1905年元月，上海商人、大世界的创造者黄楚九在其法租界汉口路的‘中法药房’推出保健口服液‘艾罗补脑汁’，药瓶的商标上印着洋人头像，标着‘Dr。T。C。Yale’字样，暗示此药为洋博士所制，并附有英文之功效说明，一时销售甚佳。不料，此时，一个外国盲流找上门来，自称是艾罗博士之子，指控黄楚九侵其父专利权牟利，要跟黄楚九对簿公堂。黄楚九何等人也？立即公开认错，广泛宣传，付专利费数千元，变敲诈为做托，大炒一把，使其‘艾罗补脑汁’销路广开。上海男人的精明，在黄楚九身上可见一斑。”但古清生似乎并不钦佩上海男人的这种所谓精明。因为即使像黄楚九这样后来能“精”出个“大世界”来的人，在手段上也是“阴阴”的。“精”不在明处，不是很地道，以此类推的其他雕虫小技，自然也就摆不上桌了。于是古清生给上海男人的“精明”又做了四个方面的概括：一则工于算计；二则不跟人走；三则扬己长，求他异；四则性格的雌化——谓之四大精明。和众人的评说一样，古清生也用“精明”解释了上海男人的“精”，而此“精”，用南方人的话说，叫“利害”，亦即“被利所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上海男人习惯性地把“精”都用在势利得失上了——为了势利，没有算计他人的本事不行，没有扬己所长、求他之异的本领也不行，不学点妇道之技更不行——如此之“精”，其他城市男人不是不会使用，只是不愿意去使用，惟恐使上了瘾，会被人当做女人看。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上海男人的精明”在上海人看来是褒义，但在外地人眼里未必是褒义。由于上海男人的“精”难于明，故而“上海男人的精明”之说无疑扭曲了“精明”的本义。自以为精明的上海男人不要不服气，不信，你试着去表扬一个外地人说他很精明，他一样也会很高兴；但你要是说他很精明，后面再加个“跟我们上海男人似的”，对方一定会翻过脸叫起来：“哇塞，你这是在骂我呀！”精明不但是一种价值，一种素质，更是一种靠智慧生存的能力。它与只工于精巧、精细、精算的上海男人不能类比。所以，上海男人并不精明。也有人说上海男人“精”在明处。比如易中天说：“我们不能批评上海人的精明。何况上海男人还精在明处，这总比精在暗处好。第一，他没有做假，他是公开的对手。即便他会有损于你，也是公开宣战，而非背后偷袭。第二，你和他是完全对等的。他有权精明，你也有权精明。如果你和他一样精明，他就无损于你。如果你比他还要精明，他还会甘拜下风。”（①易中天：《上海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比如杨东平说：“上海人固然精明，不过精到明处，也许不可交朋友，但可以共事。他们有时耍小心眼，晚上工，早下工，贪个小便宜，但并不坑人。”（①杨东平：《北京人与上海人》）我觉得二位前辈的说法和现实中的上海男人似乎融不到一起。姑且说上海男人“精”在明处站得住脚吧，那么二位前辈又是用什么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呢？我们从中看到他们“是公开的对手”，“即便他会有损于你，也是公开宣战，而非背后偷袭”；看到“他们有时耍小心眼，晚上工，早下工，贪个小便宜，但并不坑人”——双悖论呀！依愚之见，即使是在上海，但凡竞争中能成为“公开的对手”的上海男人真是门可罗雀，人防人“背后偷袭”的却比比皆是。我有一个上海朋友在上海做广告生意，他在一个项目竞标中就遇上了同是上海的同行，眼看他就要胜了，冷不丁却来了税务稽查，他不得不顾此失彼，眼睁睁地看着实力比他弱的对手去中标。而他遭此劫，恰恰就是对手在背后捅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