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旧书店这一独特的学术信息资源。我曾专程去东京，用了三天时间逛了著名的神田书店街上的约五十家书店。那里的旧书店号称有一百二十多家，其中大部分是经营学术书和专业书的。由于日本的学术书印数很少且价格昂贵，使得许多藏书者在用完之后，愿意转手卖给旧书店，这十分有利于学术资料的流通与共享。日本不少学者教授也十分重视从旧书店里获取珍贵材料，以补充图书馆藏书的不足。我在神田书店街一次买了六十多册书，其中有几册对本书的写作很有用处。另外，京都的丸太町、四条河原町一带的几家旧书店学术书籍也很丰富。总之，我通过各种途径查到的、与本书有关的日文原始资料单行本有一百多种。我尽量充分地阅读和消化这些材料，同时本着去粗取“精”、甄别主次、突出重点的原则，筛选出有代表性的材料加以重点评述和研究，以免面面俱到地堆砌罗列材料而使一般读者感到沉闷。但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作为学术著作，缺乏可读性的某些珍贵资料也应该充分利用，故书中不少地方大段地、完整地将原文翻译出来，有些章节还使用了若干统计表格，这些都是为了“用事实说话”，强化本书的史料价值。
本书从发想、到立项、到写作完毕，五年过去了，我终于按照预定计划完成任务。准备了五年，其中执笔写作用了十个月。真是“五年计划，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从心底里生出“如释重负”之感。几年前，日本著名作家、在中国也颇有影响的山崎丰子女士在《〈大地之子〉和我》（1999）一书中，曾谈到自己耗时八年写完多卷本长篇小说《大地之子》时的心情，她说书斋的写作生活简直就是在蹲监狱。有一天终于写完，不由高兴地大叫：“完结！万岁！出狱！”我对山崎丰子女士“出狱”的感受倒没有多大共鸣，但写完一本书确实有一种“解放感”。相信这是所有著作者的共通感受。
实际上一本书只是写完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问世”。“问世”是以公开出版为标志的。本书的出版早已经被我的老友、昆仑出版社的张良村先生“预订”了。张兄以他那博士的博学和编辑的眼力，认定拙作有出版价值，并愿意将五年前出版的、现已脱销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一书的修订本，与我的新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和《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皇国”史观与免罪情结的病理剖析》一起，作为“三部曲”纳入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研究丛书，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图书，一并出版发行。
拙作能够在这个时候同时出版或再版，可谓生逢其时。6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还较短暂，但对个体人生来说已经差不多就是“一辈子”了。现在我们有责任将60年之前的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历史加以系统的呈现，否则历时弥久，人们对这段历史的感受就缺少切肤之痛。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我希望本书能够填补中日关系研究和日本侵华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填补一般读者历史知识中的一个空白。此外，如果本书能够对中国近代国难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有所裨益，我将感到荣幸。作为一个无党无派的普通学者，我所理解的爱国主义不是急功近利的政治宣传，不是褊狭的民族主义；我认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总体上与反对外来侵略与奴役密切相关，但从来都不以侵略和危害他国为指向。我们的爱国主义的精髓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记住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不忘国耻，反对侵略，自尊自重，奋发图强。另一方面，我们的爱国主义也未必以某国为敌，因而爱国主义也不等于“反日”或反对任何一个国家。而按照时下日本的一些右翼学者、文化人的思想逻辑，本书或许要被他们归为所谓“反日”之列。但是我所“反”的，只是侵华的日本，是协力侵华战争的人，是至今仍继续对中国实施种种文化挑衅，故意抹杀、淡化乃至美化侵略历史，误导日本国民的那些学者、文化人，而绝没有反对、也不应该反对那些主张日中友好、爱好和平的善良的日本人。
我想，本书也可以算是对“跳梁跋扈”的当代日本右翼学者、文化人的一次小小的回敬。近二十多年来，日本右翼学者们大量著书刊文，打着反对“自虐史观”的旗号，不择手段地抹杀侵略史实，千方百计地证明日本所发动的不是侵略战争，而是将中国等亚洲国家从西方白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大东亚战争”，是“自存自卫”的战争。而本书所揭露的战前与战中的日本文化人的有关言论，却是在明火执仗地鼓吹对华侵略、赤裸裸地主张奴役中国。不知日本右翼学者们看了自己的这些先祖与前辈的言论，又会做何感想。
最后需说明的是，本书使用文献较多，为强化可读性，在表明文献来源的前提下，尽量简化注释，免得刻板与繁琐，因而未用脚注形式，而用文内注，还请读者谅解。
王向远2004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