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只鸟惊得飞上了天空，接着一切又归于寂静，旷野里连脚步声也听不见了。唯有麦浪发出单调的沙沙声，以及那亿万只小虫咬噬着植物根茎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空气越发沉闷，一场大暴雨终于酿成；接下去，大地的一切其他声响，都淹没在隆隆的雷声与哗哗的雨声中。
在出城往北去的大路尽头那所小茅屋里，这时一个可怜的女孩从睡梦中醒来；她适才梦见找到了一个面包，可一咬却是块石头。迷迷糊糊之中，她把手伸向靠墙的大床上去拉父亲的手，但抓到的只是一个枕头角；转眼间她又静静地睡着了。
约翰·幸福城再没有回来，再没有来看他的女儿。警察当局多方查找他的下落，结果仍然踪迹杳然。他的失踪，成了小城里人们好几天的话题。一些人断言：他逃走了，以便同他的同伙文策尔会合，然后随他飘洋过海，到那个盗贼们都过得挺舒服的地方去；至于船钱，他们在去汉堡途中自有办法弄到；而那个小东西嘛，也尽可由老玛利肯代为照看的。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到水间外面的海堤上，到从前他与文策尔商量作案的地方去寻了死，后来一退潮，就漂到海上去啦。
这两种意见，还在一次聚餐会上进行了辩论。“喏，您看呢，市长先生，”让市长邀来做客的从前那位啤酒厂主的老姨姐问他道，“您有何高见？”
至此一言未发的市长，这时若有所思地吸了吸鼻烟。“唔，”他道，
“我有什么好讲呢？这个约翰自从犯罪受到了惩罚以后，就像常有的情形那样，变成了他亲爱的同胞们逐猎的对象。如今，他被他们赶进了死亡；要知道他们对他是毫无恻隐之心啊。我又有什么好讲呢？倘若一定要我讲的话，那就是：诸位现在可以放过他啦，因为如今他将受到另一位法官的审判。”
“真是哩，”老处女大为惊异地说，“您对这个约翰·幸福城总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
“约翰·汉森！”市长一本正经地更正道。
我渐渐醒悟过来：眼下我是远离故乡，站在林务官家敞开着的窗前。月亮升起在对面的林消上，照耀着房舍；我听见草地里又传来了鹌鹑的啼叫。我掏出表来一瞧，已经午夜一点过了！桌上，残烛所剩无多。在一种如梦似醒的状态下从年轻时起我便有此毛病我回顾了一个人的一生；它的结局，在出事的当时，对我一直还是个谜。这当儿，我却一下子明白过来了。我仿佛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个不幸者的尸体，还低缩在可怕的深渊里。在我今天听到女主人的名字后，我便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有一次，从那阴森森的井底，还传出他活着时的声音，并且传到了一个活人的耳朵里；可惜这人只是个十四岁的孩子。在可怜人失踪后的第二天晚上，我在一个朋友家串门；这时他的儿子手拎着捕蝶网兜，面无人色地冲进房来。“有，有，有鬼！”他嚷着，一边还不停地东瞅西瞅，好像家里仍不安全似的。“你们甭笑，我亲耳听见来着！”原来，他刚才在硝皮房那口枯井旁的马铃薯地里，捕捉黄昏时喜欢出来飞的鬼脸蛾；冷不丁，在离他不远的麦地里，他听见在喊自己的名字：“克里斯蒂安！”他从未听见过如此低沉嘎哑的声音，吓得掉头就跑，身后却有什么跟着追赶，要来抓他似的。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才恍然大悟：那不是闹鬼，他听见的也不真是喊“克里斯蒂安”，而是井底下的那个人，在绝望与思念中，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在呼唤着自己女儿的名字“克里斯蒂娜”呀！
除此而外，我还明白了另一件事：在出事的几天以后，我童年时的一位老朋友，一个工人，到枯井旁的地头去帮着割了几天麦子。一天傍晚，他对我说：“呆会儿咱们可以去抓一只老鹰！”
“大老鹰吗？”我问。
“大着咧，少爷！我刚才看见有一只飞进那口枯并去了天晓得井下有什么东西可它的翅膀太长，在狭小的井口里张不开，老打在井壁上，别想一下子出得来。可惜我们当时没有棍子接它，而且冲你飘来一股臭味儿，好像那畜生刚刚啄食过死尸似的！”
对于这些话，当时我未加注意；眼下回忆起来，却不寒而栗。迎面吹来湿润的夜风，令我感到惬意；特别因为这风是来自今天，而不是来自那过去。我后来听说，那口井在几年前被填起来了。“上床吧！”我轻声对自己说，“而你，我的灵魂，也该安息啦！”
我吹熄蜡烛，却让窗户做着，以便所有生命的气息与音响都能来到我的身边。睡意产生得比我预想的快，而且梦里只出现了一个欢乐的场面：晨光朗照的故乡的大道上，一辆马车辘辘驶来，但见在两位慈祥的老人中间一个宽敞的座位上，坐着小小的克里斯蒂娜，她快活地向我点着头，经过我的身边，穿过城门向郊外驶去。
老玛利肯我没有多想；我知道，她多年前便已永远地安息在圣乔治养老院里了。
第二天早上，我到下面主人房里会得很迟；棕色的猎犬从起居室门前的草褥上跳起来，摇着尾巴迎接我这客人。我走进屋，里边一个人影也没有；只见女仆推开侧门，探进脑袋来瞅了瞅，好像奉命专门等我到来然后好去报告，瞅一眼后便匆匆地走了。我趁空观看墙上的油画，画上清清楚楚可以认出两代人来；在一面墙上，是施特茨克与老里丁格尔的狩猎画与动物画；在另一面墙上，沙发的上方，我却看见卢本斯①那幅把耶稣取下十字架的名画，以及分别挂在这画两边的路德与梅朗赫通②的画像。沙发侧面，在窗户旁边没有光线的墙角里，在往昔的阴影中，却挂着一张退了色的照片。一个千日红花环，跟我们昨天在林中散步时约翰的女儿采的那种花一样，投准儿就正是她编的那个花环吧，围绕在黑色的像框上。
我几乎是怀着恐惧地走上前去；那是一个穿着制服的士兵的像片，跟乡下小伙子在服役期间寄回家去的那种像片毫无两样。头部还马马虎虎看得清楚，正是那张我仅仅见过一次、却终生难忘的工人约翰的脸，只不过还未带丝毫苦闷与负疚的表情，大胆的鹰钩鼻子下面蓄着两撇小黑胡，目光严峻，却也流露出对未来的信心。这不是约翰·幸福城；这是约翰·汉森，是一直还活在自己女儿心中，她昨天还为他采来永不凋谢的千日红编花环的那个人。这一位约翰，还跟后来的“观影人”没有
①卢本斯（1577－1640），荷兰著名画家。
②梅朗赫通（1497－1560），德国宗教改革家。
任何关系。我真是恨不得对我高贵的女主人说：“驱走你脑子里的幽灵把！那个幻影与你亲爱的父亲，他们本是一个人啊！他失过足，受过苦，但却是一个人！”
这当儿，我听见主人说着话，穿过背后通花园的房门走进来了。我眼睛离开装饰着花环的照片，转过身去迎接他们，接受他们早晨的问候，听他们对我迟迟起不来床说打趣话。
我们又一块儿度过了一个美丽如春的夏日。但到傍晚，我与林务官带着他忠实的猎犬又去林中散步时，便再也忍不住了。我对他讲了一切，把昨天夜里的回忆以及自己感受到的每一细节，都告诉了他。
“唔，”他沉思着，以诚挚的目光望着我，“真是一首诗哩。您到底不仅仅是位律师！”
我摇摇头：“您可以称它为诗；您还可以称它为爱与同情，就像我在我的两位主人身上很快发现了的爱与同情一样。”天已经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我仍感到他向我投来友善的目光。“我感谢您，亲爱的朋友，”他接下去说，“不过我妻子的父亲关于他的事诚然我听到的很少他在我印象中却从来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又是怎样的呢？”我问。
他没有回答；我们沉吟地并肩走着，一直回到家中。
“瞧你俩走得才慢哩！”克里斯蒂娜太太出来迎接我们说，“你们都快把我给忘了吧？”
第二天早上我走的时候，夫妇俩一直送我到了林中小径接上大道的地方。“我会写信给您的！”林务官说。“我平素不是个爱写信的人，可这次情况不同，我一定要写信给您；我们必须尽力把您抓牢，使您以后再来看我们。”
“是的，请您再来！”克里斯蒂娜高声道，“答应我们吧、这样与您分别才不会使我们太难受！”
我高兴地答应了他们。随后夫妇俩与我握别；我停下来，目送他们远去：妻子的身体紧紧靠着丈夫，丈夫用手臂轻轻搂着她的腰，很快到了一个转弯的地方，我再也看不见他们了。
“祝你幸福，约翰·幸福城的女儿！”我低声喊道，“但愿他留给你的，只有他的别名中的第一个词，只有‘幸福’；这幸福将忠实地伴随着你，因为它在你们那里适得其所！”
十四天后，收到了林务官的第一封信，我花了很长时间丢下案卷去读它。“我还必须解除您对我的诺言，”他写道，“因为在您走了的那天晚上，我就把她父亲的故事对我的克里斯蒂娜讲了，原原本本地如我从您嘴里听到的那样讲了。您说得对，那才是他的本来面目，虽说后来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但却并非他女儿想象中的那个变幻无常的‘双影人’。即使夫妻之间，这件事也不能相互瞒着啊。尽管结果她大哭一场，使我几乎害怕起来，甚至担心该不是她父亲的天性又在我柔弱的妻子身上苏醒了吧。然而，她很快又恢复了本来的模样；而眼下我的朋友，林子边上的忍冬花又开了，而且开得我从未觉得过的那么香！约翰·幸福城的像片周围，如今换上了一个圆圆的玫瑰花环；他女儿在他身上不只有了一位父亲，而且有了一个完整的人。克里斯蒂娜让我转达她对您的感谢与问候，但我无法按她女性的方式用笔表达出来；我只请您把它想象成最最热诚就是了。”
在当时那封信里，林务官就是这么写的。此后，尽管我们每年都有几次书信来往，但世事蹉跎，我却未能再去。而眼下，在我书房左边墙角里的两把椅子上，已摆着我那只整理好了的旅行手提箱。屋外的园篱边，忍冬花又在飘香了，屋内也一切收拾干净，准备一个礼拜不再办公。须知，明天我将去我的朋友那里，去约翰·幸福城的女儿和我可敬的林务官那里这已确定无疑。他在我答应去后写来那封信，欢欣之情跃然纸上。“我们满怀喜悦地期待着您，”他写道，“您现在来可正是时候。我们的儿子也考完试回来了；他妈妈如今爱他爱得几乎入了迷，常常细细地端详地的脸，想从他脸上找出这点那点像她父亲的地方。快来吧，我们眼下就只差您这位朋友啦！”
——是的，只要上帝的阳光明天早上还让我醒来，我一定去！
10白马骑者（1）
我这儿打算讲的故事，还是整整半个世纪以前，我在我那太外婆斐得逊老参议夫人的家里得知的。一天，我坐在她的扶手挎旁，专心一意地读一本用蓝色硬纸装订起来的杂志，记不清是莱比锡的什么“文汇”呢，或者是《汉堡帕普文汇》。回想起那位八十开外的老太太不时伸出手来抚摩她曾孙我的脑袋的情景，我现在还不禁感到阵阵寒栗。她自己和她的那个时代都早已进坟墓了；后来，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寻找那份杂志，可始终没有找着。所以，我既不能担保自己讲的一定是事实，也不愿在有谁提出异议时站起来进行辩解。我能肯定地告诉诸位的只是，从那以后，尽管并没有任何外界的刺激在我心中唤起对它的回忆，我却再也忘不了这个故事。
本世纪三十年代，十月里一个天气异常恶劣的午后当初的讲故事人这么开始道我骑着马行进在北弗里斯兰①的一道海堤上。我走了一个多小时，可左边仍是一片辽阔无际的不见任何牲畜的荒凉沼泽；而右边呢，近在脚下就是波涛滚滚的大海。从堤上望去，本来可以望见浅海中的无数大小岛屿；可眼下除去那不断咆哮着冲击堤岸，激溅起肮脏的水花来把我和我的马身上都浇湿了的灰黄色浊浪以外，便什么也瞅不见。浅海外边朦朦胧胧，迷迷茫茫，分不清何处是水，何处是天。尽管空中已升起半个月亮，但却经常让飞驰的乌云给遮盖住。空气凛冽，我的手冻水了，几乎连马缰都捏不稳。也难怪一群群被风暴驱赶着从海上飞回大陆来的海鸥和乌鸦，边飞边不住地发出嘎嘎嘎和呱呱呱的怪叫声。暮色已经十分浓重，我连自己坐骑的蹄子都不再分辨得清。一路上，我没碰到过任何一个人；能听见的，唯有那些几乎用自己长长的翅膀擦着我和我忠心的牝马飞过的鸟儿的哀鸣，以及狂风的怒吼和大海的喧嚣。坦白地说，我心中已不止一次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