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春儿快回了，三娘忽然开口，然后又清晰地重复了一句，迎春儿快回了。
三娘，迎春来信了？母亲帮三娘掖掖被角，问道。
我累了……睡一会儿……三娘嚅动着嘴唇喃喃地说着，已经闭上了眼睛。她也许没有听到母亲的问话。
看着三娘安静的面容，我忽然很想知道，她的一生中有没有点过这样的红烛？
两天以后，三娘走了。
她终于没有等到她的迎春。
奇怪的是，在那短短的两天时间里，她的浮肿全消了，脸上就剩一张老而多皱的皮。那张皮因为失去肌肉和水分的支撑向下塌陷着，看上去有点狰狞。她的身体在白色的被单下遮蔽着，几乎看不出那里有一个人的肉身，只是腹部的那个肉瘤突兀地鼓在中间，让人们一看就知道，那是三娘的身体。
我泪眼朦胧地看着三娘那张被剥夺了生命特征的脸。她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吗？我仿佛看到小时候的三娘，扶着宋家小姐穿过长长的竹廊，走向她们读书的地方……她从那里一直向我走来，走了半个世纪，在我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就出现了，带着一个女人全部的宽厚、仁慈和善良……三娘啊！你给这个世界留下了那么多无法忘却的记忆，可是，你只带走了一个永远无法消解的肿块……
第三天的上午，出殡的队伍已经准备就绪，道成和道远却还在为火葬的费用争执。抬棺的人不耐烦地催促着，我扶着三娘的棺木，眼泪又一次汹涌而来。我说，你们不要再争了，这个钱我来出，我应该为三娘尽一点孝心。
唢呐终于又吹响了，看热闹的人挤满了场院和周围的小路。密密麻麻的白幡在初夏阴郁的风中无声地飘舞起……三娘上路了。如果真有来世，从现在开始，她就要去赶赴另一场人生。
是什么在等待你呢？我的三娘……
责任编辑易山
我的祖父祖母
■ 韦启发
我不到一岁的时候，祖母就去世了。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祖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祖父
祖父爱抽烟，他的烟杆有好几根，家乡叫烟筒。最长的一根三尺多长，他在家里一般都抽这根长烟杆。那根烟杆我也不知道它的历史，乌黑发亮的，是经过了长久的摩挲和烟油的熏染才有的光彩。那竹节也很漂亮，嵌烟斗的那一节明显的粗，吸嘴这头明显的细。粗的那头每个竹节很短，饱满圆润。如果把每一节截下来，就像一个个小鼓，两头的鼓面箍得紧绷绷的，中间微微凸焉。一个个小鼓排下来，到了中间逐渐变成一个个小竹哨，一节节被拉直了。烟斗是铜做的，烟嘴也是铜做的。烟嘴经常被吸吮，自然亮光光金灿灿的。每次抽完烟，祖父磕完烟灰之后，都顺便用那只带茧的手把烟斗摩挲几遍，好像在玩味那旱烟的余味，又好像是对烟斗的抚爱，津津有味的样子。每到这时，祖父的眼光会更慈详了，声音更宏亮了，脸上放着红光，那烟斗也越发锃亮锃亮的。
祖父还有几根烟筒，有一尺多长的，也有几寸长的。那一尺多长的烟筒是走亲戚串门或赶集用的，那几寸长的下田上地随身带的。但至今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三尺多长的烟筒，简直可以作为文物保存了。
祖父抽生烟，烟叶一般都是自己种，有时也上街买一些。我注意到，祖父每次切烟丝的时候，往往是他最安祥的时候。他切烟丝有一把特制的刀。说是刀其实形状像小斧头，但又没有斧柄，祖父没事就打一些水在屋前的一块石头上磨这把精巧无比的切烟刀，那刀闪亮锋利。祖父还有一小块专用的切烟板。每次切烟之前他都对孙子们说，我要切烟了。好像向孙子们宣布一个精彩的节目即将开始。我和姐姐、明弟、珍妹或站或蹲在祖父身旁，看他切烟。祖父把晒干了的，黄灿灿的烟叶用力卷起来，扎得实实的，首先切下一切，手中的卷子马上出现一个齐斩斩的切面，他把切下的那小部分垫到卷子下，然后正式开始切起来。说是切，实际是从上而下垂直地轻轻刨着，烟板上马上堆起了一小堆一圈圈细如发丝，均匀齐整的烟丝。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祖父得意地刨着，一卷切完了，又切一卷，一般切两三卷就不切了。这时几个孙子的兴奋高潮也已消退，祖父的得意也得到了宣泄，祖父把烟丝收进盒里，可以抽四五天了。
祖父还经常喝些酒，我的印象，每次喝不多，但话比酒多。而且声音很大，邻居都知道祖父又喝酒了。用今天的话来说，祖父说的话都是可以公布的，或者说都是可以广播的。祖父没有什么政治概念，也没什么顾忌，在他看来，没有什么话不可以说的。但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他也没说过什么错话，他说的多是“古”，就是没有什么朝代的故事，有些还不是人间的故事，再就是与农活有关的故事。比如某一天耕田时牯牛发犟，他怎么制服它，某一天赶集碰到邻村的谁谁等等。有时高兴了，还唱几句山歌，壮话叫“唱欢”，所谓“欢”，就是高兴时才唱，或者唱了就高兴的意思。祖父唱“欢”，其实也不全是“欢”，他唱的故事有时也很悲惨的。我记得有一年冬天，祖父唱了一出“欢”，就是唱一个孤儿的苦楚的。我已记不全那故事了，我只记得祖父用失去母鸡保护的小鸡，又遭到风雨打击，来比喻孤儿的可怜，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祖父很小就失去父母，是孤儿，他唱这出“欢”时，我见他停下来抹了几次眼泪。祖父虽然爱喝酒，但我没见他醉过。
祖父是单传，没有兄弟姐妹，我父亲是祖父的大儿子，在祖父开始当祖父的时候，便有了一个孙女，就是我姐姐。祖父很喜欢姐姐，但他还是很盼望早些有一个孙子。所以当我出生的时候，祖父格外高兴，逢人就说，我那个孙子手粗脚板厚，以后一定是种田好手。我长大以后，有一次母亲当着祖父的面说到祖父这句话，大家都笑了起来，祖父也嘿嘿地笑着。他认为，孙子是种田好手没有什么不好的，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不就成了吗？但自从我开始上学以后，祖父还是希望我好好读书，将来考上中学。那时我家所在的乔贤区还没有中学，读初中要到三里镇去，读高中要到宾阳县去。在良才村人的眼里，能到三里镇去读初中，是很了不起的事了。
我记得祖父对我所说的关于读书的话只有一句：写字要一笔一划地写，才能写好字。这句话后来几乎变成经典。好像再也没有什么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之类的话了。祖父认为，连字都写不好，算什么读书人？祖父很尊重字写得好的人。从小祖父就不让我吃鸡爪子，他说吃了爪子写字就像鸡爪一样瞎叉，难看极了。也不让我吃鸡屁股的那块肉，认为那会落在别人后面。只能吃鸡腿、鸡翅膀，那样会跑得快、飞得高。
但祖父也不想让孙子为读书熬得太苦。我在村里读小学时，家乡每三天赶一次集，每到圩集那一天，祖父就带我去乔贤赶集。有时买一支笔，有时买一张纸，有时买一根墨条，有时什么也不买，玩一玩，花几百元（几分钱）或几个铜板买些糖，再吃一碗米粉就回家。那一天也就不用上学了，而且从来不请假，祖父没有请假的概念。韦老师是同村人，辈份比祖父低，知道祖父的脾气，也从来没批评过我。
只有一件事，祖父把我管得很严。大概是对第一个孙子看得特别宝贝吧，祖父从来不让我去游泳。良才村前面有一条小河，村里的男孩从小就到河里玩水，一般在六七岁就会游泳了。整个良才村的男孩就我一个不会游泳。每当我和小伙伴们到河边玩，或者坐在小石桥上帮小伙伴们看衣服，无所不在的祖父都会提高噪门，吆喝我的小名，要我回家，而且从来不容改变。只有在此时，我才领略到祖父的威严。后来我又有了几个弟弟，祖父再没有那么严了，所以几个弟弟都在小河里学会了游泳，会踩水，会憋气潜水，会仰卧水面一动不动的。而我一直到读初中时，才由老师和同学教会了“狗爬式”，至今再也没有提高过一点水平。
后来我小学毕业，真的考上三里初中了，后来上林县有高中了，又到县城上高中，祖父不知多高兴。每次放假回家，祖父除了问问三里镇和县里热不热闹，电影好不好看之外，就是不忘交待我，写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后来我考上了大学，要到武汉读书，七十多岁的祖父更是高兴，逢人就说我孙子考上大学了，要到外面去了。在祖父的眼里，“外面”是一个与良才村完全不同的世界，能到外面去的人是最有福气的人。从祖父满是皱纹的脸上，我看到祖父为自己的孙子而骄傲。
１９６５年夏天，我告别祖父到武汉读书，直到１９６９年春天才有机会回一次家。祖父明显老了，头发全白了，眼睛开始混浊了。他没问我很多话，只注意听我说学校和“外面”的见闻。我注意到，祖父混浊的眼中，流出来的光是喜悦的。
在家住了几天，祖父说我带你去二叔家玩玩。此时我已经二十二岁，按说可以不用祖父“带”了，但祖父说带我去二叔家玩，我还是很高兴的。二叔是祖父的二儿子，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上门到东吴村去了，离良才村有二十多里路。上门的男人历来是低着头做人的。祖父肯定认为，把读大学的孙子带到二儿子家里住上一两天，对二儿子是会有好处的。那天吃过早饭我就随祖父去二叔家。时隔多年，祖孙二人又一次一起走在山路上，祖父心情很好。祖父虽然老了，但他从年轻时说过的那些话永远年轻。祖父又一次要求我，写字要一笔一划地写……我也像小时候一样又一次点头答应着，祖父又一次满意地笑着。虽然那笑容明显地老了。祖孙二人慢慢地走着，祖父突然问：老刘怎么会反老毛啊？在家乡，祖父那辈人习惯于这样称呼人民领袖毛泽东和刘少奇，而且是尊称。我忘记当时我是如何作答的，只记得，祖父听后还是茫茫然。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祖父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同他的孙子讨论政治问题，而且是在十分敏感的时期讨论最难回答的敏感问题。祖父在电影里见过毛主席和刘主席，都是不一般的人物，那笑容，那讲话的手势，都是伟人才能有的。他认为新中国的江山是他们一起打下来的，怎么老刘会反老毛呢？而且这个“反”，在壮话里是指“谋反”的意思，在祖父全部的知识里，那是不可能的。当年说“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也算是一个例证了。
这是我同祖父最后一次走走聊聊，在家乡熟悉的山路上。
１９７０的夏天，我们那批大学毕业生统一安排到部队农场锻炼。我与一些同学被一辆军用大篷车连同简单的衣被书籍运到了湖北钟祥县一个隶属于当时武汉军区后勤部的军马场，番号是武字二〇七部队，住在一个名叫罗汉寺的小山坡上。
每天学习、操练、劳动，星期天还要统一到伙房包饺子，没有一刻的闲暇时间。一位被称为连首长的部队同志背后说，你们这些二十多岁的男女大学生，都是一把把干柴，一点火星就可以燃起来，不抓紧一些成吗？用心良苦，可见一斑。父亲的信是我与家里联系的惟一途径，每一次都给我带来精神上的抚慰。１９７１年春天，父亲又来信，说家里很想买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听唱样板戏，听革命歌曲。他说家里已筹了一部分钱，但还不够。父亲的信还说，春节以来，祖父身体明显下降，精神不好。这是父亲第一次说到家里想买一样东西而钱不够，同时也是第一次告诉家里人身体不好。那时半导体收音机一般要三四十元钱，谁家买了一个半导体，那可是一笔家当。我每月工资是四十二元五角，当月领了工资，我留下伙食费和零花钱，给父亲寄了二十元。信中说十五元凑起来买收音机，五元给祖父买些肉吃。那时每斤肉四五毛钱。这是我第一次给祖父寄钱，也成了最后的一次。
过了几个月，祖父逝世了。我读到父亲的信，是在一个晚上。在千里之外的一个不被祖父所知的山野，祖父的孙子，祖父所特别疼爱的大孙子，独自一人，坐在小山坡上，望着满天星斗，流下了眼泪。孙子从小就听祖父说，人死了就去了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的人是可以看见人间的。但我不知道哪颗星星是祖父的眼睛，他看到孙子了吗？
第二年春节前夕，我从部队农场分配回到武汉，到单位报到以后，当天就到车站买了一张火车票回家过春节。这是我出来读大学后，七年来第一次回家过春节。是除夕的前一天回到家的。
祖父的房里还空着，那乌黑发亮的长烟筒特别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