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线》 第二部分第三章 朝圣（3）
他们没时间做出一份完整的新杂志，因为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内容都不够。他们只好做了一份路易斯称之为“宣言”（manifesto）的东西，让人初步了解《连线》杂志的使命及其设计风格。这份“宣言”有16页，方方正正的形状。里面有一篇措辞夸张、篇幅短小的声明。路易斯在文章警告说，技术不是什么提供舒适的工具，而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它有能力打断那些最亲密的关系。“你，信息富裕者，”他写道，“是今日地球上权力最强大的人。你和你支配的信息技术正在完完全全改造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邻里关系、我们的教育体制、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世界。”
这份样刊里有一个内容目录、一个可能的撰稿人和编辑名单。有篇报道的标题是“工薪人士土壤里的Kamakazi资本家”。不过，这份宣言的主要目的，是让人知道这本杂志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普朗奇特用一台彩色复印机和从其他杂志上剪下来的上百张图片，模拟出电脑插图的各种效果。他们把借来的工作室翻了个底朝天，这恐怕早已超出了那位朋友的忍耐极限。约翰最后给这朋友签了一张几千美元的支票，那是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补偿费。随后约翰和巴巴拉开着塞满东西的汽车前往犹他州，他长长地舒了口气，心情轻松了许多。这种情绪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
约翰·普朗奇特的离去，让路易斯心情沮丧，但他遭受的打击并未就此结束。吉姆·费力西，第二个合作者，跑到法国去了。尽管他对路易斯的杂志挺有热情，但却不愿推迟实现自己的梦想，也不想为杂志的事情伤脑筋。兰迪·斯迪克罗德，尽管依然信心十足，但仍没有筹到一分钱。
路易斯和简买了一辆旧本田车，一直往西行驶，沿途在便宜的汽车旅馆住宿。简在一个工业会议上认识了一个有钱的制鞋商，通过他的关系，简和路易斯找到旧金山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商。这人在伯克利山上有幢漂亮的房子，当时房子空着。开发商提出把房子租给他们，一个月只要1000美元。他们无法拒绝这么划算的提议，尽管这个数字是他们在荷兰的房租的五倍多。简知道，路易斯已经从无数不确定因素中披荆斩棘走出来了，他把这种不得已的节衣缩食与占便宜心态的混和体称为“贴着地面生活”。不过，到达伯克利后，她要面对的烦恼仍是她不曾想象的。他们必须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她为此非常悒郁。
那个秋冬的每天早晨，路易斯和简都要开车去旧金山的一个办公室，办公室靠近一个类似小型赛马场的公园。南方公园在林肯山附近，一度曾是这城市非常时髦的地方，不过那些大厦在1906年被烧毁了。路易斯和简到那儿时，曾经的胜景一点痕迹都没有，只有陈旧的椭圆型草场，周围是一座座仓库和一些小型建筑。公园的尽头被一群喝啤酒的家伙占据，有些人躺在地上撒酒疯。
南方公园周围的办公楼很便宜，这对尚未盈利的创业公司很有吸引力，他们可以把总部设在那里。比如著名的安德鲁·浩恩（Andrew Hoyam）铅字铸造厂 就在那里。当这位伟大的印刷者在创作闻名遐尔的《地狱》（Inferno）时，想必曾多次走进公园散步透气。在公园的东北角有栋四层砖楼，历经地震后显得很不安全。里边有家忠实于modore电脑、Atari游戏以及Macintosh平台的出版公司。时局艰难，他们的办公场所只得缩减为一层楼。公司老板把邻街的一间小办公室转租给兰迪·斯迪克罗德，后者又把其中的一个角落让给路易斯和简无偿使用。
兰迪开一辆银色的保时捷汽车，但这时他也快破产了。《电脑图形杂志》卖了个好价钱，他把这些钱投进了索诺玛县的一个葡萄园，他还在诺卜山买了一幢套楼公寓。但一场旱灾毁了他的葡萄园，一次离婚夺走了他的套楼公寓。而纳税问题则把他剩下的一点现金也耗光了。不过，兰迪仍然倾其所有，为路易斯和简提供方便。除了两张破旧桌子和两条电话线，他还让他们使用自己的传真机。
六月，路易斯第一次见到了《连线》的新办公室。他们搬进去一周后，一颗子弹穿过窗户，嵌在简桌子旁的墙上。没多久，有人拿枪朝前门射击。不管怎么猜测，这都不是宿怨引发的仇杀，因为简和路易斯最愤怒的敌人还离得很远，在欧洲呢：那个给最后一期《电词》提供资助的人再也没有得到赔款。这些枪击只是当地社会问题的一个表现，在欧洲生活多年的他们，不知道会有这种事情。
一个月又一个月，银行里的资金渐渐花光，他们一次次寻找天使投资人，一次次失败。元旦过后没多久，路易斯和简相互不再讨论什么共同话题，因为就在两人关系变得很脆弱的时候，简突然冲动地离开了，她和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去洪都拉斯的伯利兹过周末。巴洛是一个体格健美、深色胡须、辞藻华丽的专家。简的这个选择，自然对路易斯造成极大伤害，但这事并不像看起来那么不可思议。因为尽管巴洛的做作有些不可救药，但他也是一个聪明而反传统的人，而且他发自内心地爱着简。
他和简最早相见是1989年，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花园聚会里。巴洛是一个牧场主、一个抒情诗人，在怀俄明州有一个大牧场，曾为“死之华”乐队（Grateful Dead）写歌。他还是一个激进主义先锋，为电脑用户的公民自由权而斗争，与软件先驱米奇·卡泊（Mitch Kapor）一起创建了“电子边疆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他的照片使得普朗奇特设计的《连线》样刊更加别致。在那四分之三的侧面像上，他戴着一顶牛仔帽，帽檐下的眼神有些邪气，身后的西部天空，是一大片粉色和蓝色的云彩。那阴郁而挑衅的表情，展现出数字革命的拜伦风格——浪漫而富于反抗。
初冬时节，他和简开始通过电子邮件暗地里联系，双方的距离迅速缩短。让约翰·佩里·巴洛难受的是，他所珍视的这些邮件，恐怕是在离路易斯几步距离的地方写的。两人的关系很快发展到火热状态，最后，他们一起在热带厮守了五个夜晚，在一轮圆月之下。
“在数字空间里缺少一种情感惯性。”巴洛后来说。这算是他对这段经历的一个解释。而简最后也意识到自己有可能正在失去某种宝贵的东西，或者已经失去。
《连线》 第二部分第三章 朝圣（4）
他们忐忑不安地回来了。巴洛给路易斯写了一封很长的电子邮件，夸张的言词充满悔悟之情。信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明为什么路易斯应该尽力压制怒火。巴洛暗示说，路易斯正在追求一个神圣目标，制造敌人实在得不偿失。“我想你一定希望我从星系的这个部分突然消失，而且拼命地想象我已经消失，”巴洛写道。他继续说：
但是，除非你把《连线》彻头彻尾地重新定义，否则，只要你沿着过去的节奏走一圈，你要么就会遇到我，要么就会碰到我留下的痕迹。要找一个和我不一样、又能跳好当前流行舞步的数字化梦想家，恐怕不那么容易。你想想，如果每次相遇，我们都要重新努力，学着怎么配合加伏特舞步，那将是多么糟糕的情形。
巴洛承认，在他了解的一些社群里，暴力往往是惟一的反应，不过他迫切希望路易斯把目光放在他的目标上，不要因为愤怒或痛苦而有所动摇：
除了最近这些事，把我当成朋友而非对手，你会安心得多。我真的希望（我自己依然这么认为）是你的朋友。
而且，嫉恨往往最终变成一种自我伤害。
这是他们关系的最低点。简和路易斯一直待在一起。《连线》杂志是他们那强烈情感的惟一出口，回荷兰是不可能的。他们从艾卡特·翁增那里拿钱，就是为了完成这个工作，《电词》经历已经断绝他们的退路。
幸运的是，他们陷身其中的城市却有着从悲伤走向成功的传奇历史。旧金山人依旧会带着崇敬和惊叹的口吻说出“淘金潮”这个短语。其实，一个典型的“1849淘金者”（forty…niner）的命运是这样的：绕过南美合恩角，历经痢疾病痛，躲过人群挤压导致的精神崩溃，最终到达美洲；拖着虚弱的身体向山区进发；找不到黄金，死于饥饿，或者被自己的朋友杀害。140年后，发现巨大矿藏的美梦依旧在这里盘旋，尤其是成百上千的技术创业者，他们在南方公园周围共用办公室，总有一天他们会被人尊称为新的“1849淘金者”。其实，这些人的条件比前辈好得多。前辈追寻的与其说是成功，不如说是生存。当路易斯和简从兰迪那里免费获得办公室时，他们面对的风险，并不是饥饿和死亡。尽管有枪击，但也没打中。他们所担心的，是被悄无声息地溶进现代旧金山的社会氛围里——被浪费的个人潜能、粗俗的流言，还有不切实际的政治。认识路易斯的人都认为，他有可能以这种方式失败。但路易斯没有，他融入了南方公园的氛围。
《连线》 第二部分第四章 反馈（1）
反馈的典型过程是，放大器让较小的声音循环，直到它变成巨大的咆哮声。《连线》的目标就是成为这样的放大器……让路易斯和简惊讶的是，（样刊）翻到最后，尼葛罗庞帝坦率地问他们需要多少钱，他可以投多少钱。
在复活节的前一天晚上，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耶路撒冷圣墓纪念堂的门口睡着了。天气非常冷，他的衣服也很单薄，自然不想在那里过夜。不过当他返回青年旅馆时已经过了熄灯睡觉的晚钟，老板把他锁在门外。凯文在老城里一直遛达，直到几乎提不起脚，才在纪念堂的门口坐下来。清晨太阳的照射以及周围的喧哗声把他弄醒，他也加入朝圣的队伍走向坟墓，据说耶稣的尸体就埋葬在这里。凯文就这么跟着人群走，也不知道其他人在干什么。作为一名摄影记者，他已经养成了在弄清真相之前一直跟踪的习惯。
27岁的凯文喜欢思考，有点模糊的宗教信仰，他已经周游世界，尽管身上没带什么钱。和路易斯差不多，他会被人误认为一个嬉皮士，不过他懒散随意，似乎缺少某种宏大理想，而且他也不嗑药。为了拍到好照片，为了满足好奇心，凯文可以容忍任何事情，只要不伤害别人。他非常平和。但有一件事是凯文不曾预见的：当他坐下来倾听复活节的讲话时，他慢慢意识到，耶稣复活确有其事，他可以寻求耶稣的救助。
凯文在温暖的阳光中休息，周围都是陌生人。既然皈依了宗教，他特想知道自己下面应该做什么。一个声音告诉他，他应该为6个月后的死亡做准备。这声音不是来自耳朵，而是一种直达大脑的讯息。
凯文回到新泽西见了父母。他没有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任何人，而是平静地采取行动。他把自己所有的身外之物一一剥除。他卖掉了摄影器材，把微薄的存款当作匿名礼物送人。几个月后，他开始周游美国，在爱达荷州和阿肯色州见了兄弟们最后一面。他的旅游工具是自行车，沿途在野营地或草坪上睡觉。每天写一首俳句诗，画一幅素描。自行车链条掉了，他会自己接上，把满是油污的手放在纸上摁一个手印。在科罗拉多州阿拉摩萨（Alamosa）的一个商店兼酒吧里，他在留言砖块上画画。那间酒吧的标志是三行自然俳句：
墨西哥咖啡
无衣无鞋无服务
冰冷啤酒待客
凯文回到新泽西州时正是万圣节晚上。他的六个月已经走到尽头。整个夏天和秋天，他一直提醒自己“我很快就要死了”，这样就打消了变得成熟一点、找个人结婚或者学一门专业等不必要的白日梦。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把自己和未来完全切断。这让他获得了短暂的快乐，但也更加悲伤。在活着的最后一个夜晚，他睡得很早。第二天醒来，凯文突然心怀感激，这种心情将在心中持续数十年。当然，没有死去应该谢天谢地，但他还获得了另一个礼物：他的未来失而复得。他又可以自由地和朋友们安排聚会、制定阅读计划然后去买书、想一想自己最适合什么样的工作。此后许多年，凯文一直拥有这种独特乐趣：在仔细思考生命的失去之后又重新赢得生命。在他看来，未来具有某种特殊价值，它是上帝赐予的礼物。
尽管是一名基督徒，但凯文并非一个狭隘的原教旨主义者，他通过广泛的研究丰富了自己的视野。他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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