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这个生意人一页一页地翻着杂志，然后透过他那染色的眼镜盯着他们，最后答应执行死缓，给予45000荷兰盾，这可以让他们继续存活六个月。
那年冬天，路易斯和简很好地掩饰了他俩的窘境。他们住在一间大房子里，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一笔钱，大家都在瞎猜。在Mondo 2000杂志那靠近山区的堡垒里，在大厦主壁炉前一个巨大的台子周围，艾莉森·肯尼迪主持了一次战略会议。她告诉她的员工，一个和CIA（中央情报局）有联系的毒品贩子给简和路易斯提供了资金，这是针对她那本非法出版物的一股敌对力量。这个猜测尽管有趣，但没人相信。大部分人认为，简的家人给了他们一笔钱。
穆的手里有一本实实在在的杂志，而路易斯没有。不管怎样，在争夺当地力量、争夺资源和支持方面，《连线》逐渐取得了一定进展。喜欢将革命语言和商业术语混和使用的路易斯，还曾提到“支架和头脑共同体”（cadre and mind…share）。就此而言，《连线》也有所斩获。他们联系到电子边疆基金会的米奇·卡泊，斯坦福研究所的未来学家保罗·萨佛（Paul Saffo），虚拟现实先锋贾荣·拉尼尔（Jaron Lanier）。他们就在这些相互连接的圈子里绕来绕去，用艾卡特的钱寻找最恰当的模式、最合适的人员或催化剂。
到当时为止，只有一个人曾经把无可辩驳的趋势转化为一个成功的商业项目，这人就是理查德·索尔·乌尔曼（Richard Saul Wurman）。他采取的方法与路易斯和简的方式大相径庭。
乌尔曼是一名设计师，在建筑学方面受过专业训练。他在加州蒙特里市（Monterey）创办了一个大会，取名TED，代表技术（Technology）、娱乐（Entertainment）和设计（Design）。路易斯和简的目标，是把数码先锋的定义扩展到更大人群，包括成千上万的读者。而乌尔曼恰恰相反，他创办TED的意图，是将其压缩为一个小圈子，然后收取高额入场费。他接纳大约700名会员，每张门票的价格是1000美元。第三届TED大会计划于1992年2月召开。
简和路易斯咬了咬牙，出钱买了门票。当然，他们不可能花这么多钱。死乞白赖地要求打个折，简还是可以办到的。乌尔曼是一个善于交际、仪表堂堂的人物，有个近乎圆形的侧影，他那迷人的、近乎滑稽的张扬性格，让人觉得要跟他争辩肯定是徒劳的，事实的确如此。“你不认识我，但你欠我。”这就是他要求别人帮忙的一种说话方式。
约翰·普朗奇特和巴巴拉·库尔被上一次TED大会挡在了门外，因为他们订票时间太晚了。这一次他们提前一年就开始登记了。在大会某一议程的开头，约翰坐在观众席一个阴暗的席位上，瞥见简和路易斯从一张侧门走了进来。
“噢，妈的。”普朗奇特说，“他们也在这儿。”约翰和巴巴拉在纽约过的周末，此后他们一直非常谨慎地防着路易斯和简。因此在大会的余下时间里，约翰尽量避免碰到他们，只要他看到简或路易斯，他就挪到大厅的另一边。最后他对这种小孩子游戏感到厌倦，就撇开不佳情绪，给路易斯打了声招呼。路易斯给他看了看杂志样本，并告诉他一个有趣但并不完全可信的消息：只要他们发话，强大的尼科拉斯·尼葛罗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随时可以成为他们的支持者。
将学术研究转化为媒体和技术并从中挖掘商机，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尼葛罗庞帝更在行的人了。他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始人。早在1968年，尼葛罗庞帝就曾出版一本奠基性的著作《结构机器》（The Architecture Machine），他在书中勾画了一个计算机和人类密切合作的未来。那时候只有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桌子上才有电脑终端。而今天，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路易斯想为普通读者提供一份月刊，记录尼葛罗庞帝60年代提出的那个宽泛概念的最新进展。在会议的某个间歇，尼葛罗庞帝让路易斯和简坐到他身边，让他们展示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他拿着样刊，一页一页地仔细阅读。让路易斯和简惊讶的是，翻到最后尼葛罗庞帝坦率地问他们需要多少钱，他可以投多少钱。
尼葛罗庞帝只有75000美元，他要求获得《连线》杂志10％的股权。这笔钱不算多，却要交换如此比例的一份股权。于是，他们要求尼葛罗庞帝给杂志写专栏，写一年时间。双方就此达成协议。他们相信，尼葛罗庞帝的青睐会有奇妙的传染性。
《连线》 第二部分第四章 反馈（4）
这想法很有道理。第一个被传染的就是普朗奇特。对约翰来说，路易斯对未来的自信本就很有感染力，起初他在濒临破产时重新启动，找到约翰做帮手时，感染力就很强。一旦有了同盟，路易斯的魅力更加难以抗拒。约翰已经开始梦想《连线》将来的面貌了。70年代当迷幻艺术的影响力达到最高点时，约翰还是洛杉矶的一名学生。贾米·欧哲斯（Jamie Odgers），他的领袖魅力导师，让他看到，流行影像的拼贴可以达到什么效果。而现在，将真实图像和人工制作的图片、将照片和插图混和到一起，不再需要剪刀、钢笔和涂料那种煞费苦心的工作，一切都可以在电脑屏幕上完成。只要操作得当，《连线》会让人回想起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同时这本杂志也会对未来的设计风格提出自己的宏大主张。
就在约翰浮想联翩的时候，尼葛罗庞帝的支持为他们带了与软件创业者查理·杰克逊（Charlie Jackson）的合作协议。杰克逊同意成为《连线》杂志的第二个天使投资人，他投入15万美元，获得10％的股份。路易斯和简的银行账户现在差不多有25万美元了。他们聘用了第一个员工维尔·克雷斯（Will Kreth），他曾经为苹果公司的多媒体实验室工作。维尔从4月份开始工作，一直没有薪水。直到6月，他才拿到100美元周薪的工资。他的朋友克里斯顿·思朋斯（Kristen Spence）曾是苹果公司的一名接待员，也跟着加入了《连线》。思朋斯对女性主义和魔术很感兴趣，她告诉路易斯，人们应该把技术工具从黑暗势力的手中夺过来，她希望对此作出贡献。在和简讨价还价之后，她得到了一星期200美元的工资。不过，她提供了自己的电脑。四人从兰迪·斯迪克罗德办公室的那个角落搬了出来，搬到第二大街一栋大楼的顶层。在把上一家公司留下的堆积如山的垃圾清理干净后，他们才可以在那儿吐口气。
路易斯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他一步步把初创团队更紧密地绑到一起。有天晚上，他和克里斯顿在办公室聊到很晚，他把《连线》杂志很少的一点股份送给她。此后，所有在杂志出版前加入的员工，他都给了股份。这些参与创造路易斯称为“数字化革命的喉舌”的人，都将成为这个喉舌的所有者。
他试图让他们明白《连线》的宏大意义。历史的曲线正处于他所谓的“转折点”上，也就是说，他们今天的行动，有可能影响人类遥远未来的命运。无论怎么强调这个时刻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他向他们讲述了无政府主义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些事件，他细致描述1886年的八小时工作日运动，这个事件最终以芝加哥干草市场广场的爆炸结束。究竟是谁安放了炸弹，至今仍是一个谜，不过八小时工作日运动被镇压了，其领导者被判绞刑。历史的结果并非预先规定，路易斯说。而他们现在做的事情，则是在新世纪的黎明投下赌注。
从他成年的第一年起，路易斯就是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不过，自由意志论（仍然是一种政治教条）对现在的他来说，似乎也太狭隘了。答案并不是另一个简单重复过去的错误的政治革命。相反，《连线》所要鼓吹的，是路易斯说的自发秩序。自发秩序是人类文明中一个更好的模式，数字化革命天生具备这种特性。政府权威总是依靠媒体来操纵大众，不过，当电脑使媒体变得更加大众化时，政府将丧失其控制力。
“我真的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一股火焰。”克里斯顿后来回忆说。
盛夏时节，凯文·凯利路过新办公室。谈到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他和路易斯志趣相投，但在性格方面，他们则完全不一样。路易斯是胆汁型，凯文是血汁型。他想把自己天生的乐观情绪扩展为一门严肃学问，他热衷于揭示令世界更美好的隐密过程。最近他暂时离开《全球评论》的工作，全身心写作一本思考控制论意义的大著作《失控：新生物文明的兴起》（Out of Control： The Rise of NeoBiological Civilization）。
凯文探讨的主题其实很早就有人研究过。最初，控制论是由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提出的，他试图用数学工具来理解复杂的现象。维纳探讨了多个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反馈：一个控制论运转的循环得到一个输出，将其反作用于系统，作为输入的一部分，控制下一轮循环。控制论分析很快被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比如，维纳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杰·佛里斯特（Jay Forrester）就用控制论成功地解决了工业制造方面的问题。
1970年，佛里斯特应邀参加一个讨论“人类困境”的欧洲会议。会议的主题暗示了这个时代的焦虑，佛里斯特受到启发，他想用控制论模型对世界进行计算机模拟。他深入钻研了粮食生产、自然资源、工业增长、人口等关键性进步指标。他得到的结论是，在一百年里地球将会达到其能力极限。《增长的极限》是1972年的一本畅销书，它用通俗手法描述了由佛里斯特的同事丹尼斯·米都斯（Dennis Meadows）夫妇构建的模型，它所传达的悲观讯息，表达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预感——现时文明具有自我毁灭性。
当斯图尔特·布兰德开始出版《共同进化季刊》时，他已完全陷入一种“拯救世界”的口吻，佛里斯特和控制论的社会寓意深深影响了他。不过，当凯文加入《全球评论》时，情绪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现代文明不会像预测的那样在短时间内迅速终结。那些心理上存在挫折感的人，总有种“末日随时来临”的启示录心态，但《全球评论》则将这些人中的一小部分引到另一方向——另类健康、私人创业精神和“自己动手”的媒体实践，这些运动有立竿见影之效。在凯文顺路去《连线》拜访路易斯之前，他已经确信，《增长的极限》关于未来的预测并不准确；它的所有预测都太悲观了。凯文相信，人类有可能存活下来，甚至活得更加强壮。不过，在向他人传递这种乐观主义情绪时，凯文发觉自己遇到某种文化排斥。因为被他视作博学而有批判思维的同辈们，往往认为坏消息比好消息更让人安心。20世纪的种族大屠杀、世界大战、因使用萨立多胺（thalidomide）而出现的畸形小孩、被污染的湖泊，还有50年核毁灭的威胁，让那些有知识的公众学会了把乐观主义当作天真无知。
由《增长的极限》引发的各种研究得出一些严格的推论，凯文对此并不怀疑。他承认，沿着已知的路线一直前进，世界将会走向毁灭。但这类趋势在生活中实际上从未实现。相反，有一些无法预知的创新会让所有观察家目瞪口呆。也许，佛里斯特和米都斯夫妇设计系统时的视野太狭窄。如果一个先前无人留意的现象延伸开来，折回到循环里，并改变一切，那会发生什么？当女孩和女人的识字率提高，她们不愿意多生育，人口模型被弄得一团乱麻，会发生什么？当后勤创新使得运输成本直线下降，会发生什么？当借助于电子网络的即时通讯使得新闻不受检查地穿越国界，会发生什么？
凯文的信念来自复杂性动力机制，来自出乎意料和不可能预测的事件。有一次，在讨论宗教和科学之关系的大型学术会议上，凯文问观众，他们能否想象一个动摇他们宗教信仰的事件，就像达尔文动摇了他们先辈的信仰一样。一个非基督徒听众想来点幽默，他大声回答：“外星人降临！”凯文并未惊慌，他猛地推出了下一张幻灯片：E。T。，地外生物（extraterrestrial）。“完全正确。”他高声说。
1992年夏天，凯文关于控制论的巨著差不多完工了。最初他以为自己对路易斯的行动的兴趣会转瞬即逝，因为他非常忙，而且对小型杂志不再感兴趣。不过，当凯文来到《连线》杂志的办公室看到样刊时，他改变了主意。他发现，路易斯不是在做一个小杂志。《连线》高调看待数字化革命，好像它是每个人的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