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抗议活动的黑人男女进行人身恐吓——他并非视而不见。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个最低工资增加5美分或者10美分的简单问题，而是一个与国家信念相抵触的问题。尽管如此，在他看来，这个问题的优先程度低于核战争的危险，因为核战争会令数千万人生灵涂炭，给整个星球带来的灾难将破坏人类的生存。他似乎在遵循一种虚假的认识，即公开、全力地投身于美国黑人同等权力事业就会阻碍他对世界和平的追求。许多民权活动家很合理地断定，肯尼迪对他们的事业根本没有道义上的承诺，他作为一个富人的出身背景使他没有接触过美籍非洲人，而他们的苦难促使他成了一个有兴趣的观察家，而不是像休伯特·汉弗莱那样发自本能地支持运用联邦政府的权力来医治这个国家最大的社会痼疾。
5月16日至18日，也就是亚拉巴马州发生动乱期间，肯尼迪第一次作为总统出行——前往加拿大。虽然他知道此次访问的时机可能会激怒民权活动家，但他觉得渥太华的谈话太重要了，不能推迟。希望加拿大独立于美国冷战政策的约翰·迪芬贝克（John Diefenbaker）总理反对华盛顿要加拿大加入美洲国家组织的压力和在加拿大国土上部署核武器的要求。由于肯尼迪没有希望通过私下交谈来改变迪芬贝克的想法，因此他利用在议会的讲话机会来阐述美国的政策。他将美国与加拿大的历史关系描述为“平等而独立的国家的团结”，敦促加拿大人加入美洲国家组织，从而令“整个这个地区更加安全，能够抵御任何形式的侵犯”。他强调说明加拿大的加盟将使美洲国家组织多么欢欣鼓舞。同样重要的是，他敦促部署核武器，以便保卫所有北约地区，即加拿大和欧洲，并警告说，“我们的对手们正在观察我们西方是否有分歧。在我们有分歧的时候，他们就有了勇气。”
迪芬贝克痛恨肯尼迪试图迫使他违心采取行动。在肯尼迪回到美国后，这位总理威胁要发表一份备忘录——据说肯尼迪在备忘录中称迪芬贝克为狗娘养的。特德·索伦森声称那张手写的纸条模模糊糊地提到了美洲国家组织，丝毫未涉及迪芬贝克。备忘录事件过去后，博比回忆说，他哥哥“憎恨······迪芬贝克—— 对他很是鄙视”。私下里，肯尼迪巧妙地针对备忘录风波说，“我并不认为迪芬贝克是个狗娘养的，我觉得他是个蠢货。”（“我不可能叫他是个狗娘养的，”肯尼迪开玩笑说。“我并不知道他是这么个东西——在当时。”）抛开个人偏见不说，加拿大访问加深了肯尼迪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担忧。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丘吉尔一样，他完全可以抱怨说，惟一比拥有同盟更糟糕的是没有同盟。
加拿大之行，以及他从渥太华回国1星期后于 5月25日向国会发表的一次特别讲话，反映了肯尼迪内心对猪湾惨败以后恢复他外交政策领导地位信心的担忧。他解释说，通常情况下，总统就国情状况每年只发表一次讲话，可是现在是美国人面临“非常挑战”的“非常时期”。在议会讲台区向联合会议发表讲话时，肯尼迪庄重地提醒国会，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自由事业的领袖······今天，捍卫和扩展自由的伟大战场，”他说，“是整个南半球——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是正在兴起的民族的土地上。”反对自由的势力正在努力控制这场革命，并使之有利于他们。而虽然他们拥有“强大的国际打击力量，（以及）进行常规战争的庞大队伍”，但他们的“侵略常常是暗中进行，而不是公然行动”。
由于美国在核武器数量和应用能力上的优势在这场“争夺思想和灵魂的战斗中”处于第二位，因此肯尼迪没有提及这一点。同时，他觉得没有必要把南方各地的民权运动作为被压迫人民反对“不公正、残暴和剥削”的斗争的一部分包含在自己的讲话中。那样不会取悦于南方的众议员和参议员，而他们的投票对于增加国防预算是至关重要的。
风流韵事肯尼迪与女记者的风流艳事（1）
1941年10月，杰克作为一名少尉进了海军，然后立刻前往设在华盛顿的ONI外国情报处。他成了一名情报资料传递人员，核对并归纳总结来自海外情报站的报告，用于ONI的资料汇编。这项工作很枯燥。杰克和其他5名军官被安排在一间简陋的房间里，里面有铁桌和打字机，成天“编写、缩写、编辑”国际事务进展消息。但他那早9晚6、每周6天的乏味工作随着日本于12月7日进攻珍珠港而发生了变化。杰克所在的部门进入了24小时马不停蹄的工作。他干着夜班，每星期7天从晚上10时到早晨7时工作，是非常疲劳的班次。“这封信一定很枯燥，”他于12月10日写信给比林斯，“可我夜里不怎么睡觉。”
与海军的工作相比，杰克在华盛顿的社交生活极其丰富。他妹妹凯瑟琳在保守的《先驱时报》（Times…Herald）当记者，立刻安排他进入年轻男女晚间聚会的社会圈子，大家在一起吃喝、看电影、玩晚会游戏、传传闲话，并彼此约会浪漫一番。通过她，杰克认识了英戈·阿瓦德（Inga Arvad）这个“散发着性感”、被描写为“十全十美的斯堪的纳维亚美女典型”的蓝眼睛丹麦金发女郎。曾经帮助英戈在《先驱时报》找到工作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阿瑟·克罗克被她的美貌弄得“神魂颠倒”。比杰克大4岁、结过2次婚、绝顶聪明的英戈·宾加（Inga Binga）（杰克亲昵地如此称呼她）是个每日专栏作家。“她根本不会展开写任何东西，”她的编辑后来说，“但她在描写人方面具有很好的本能风格。”她那标题为“你是否恰好发现了？”（Did You Happen to See·）的访谈文章用她的个性和她的主题吸引了一群忠实的读者。她为杰克写了一篇专栏文章风趣地勾画了“一个拥有未来的男孩”——描写他不喜欢被叫作 “年轻的肯尼迪”，以免被人看成是一个身处父亲的阴影之下一事无成的人。
那篇专栏体现了杰克和英戈之间关系的一隅。英戈告诉一位记者同事，她喜欢他。她觉得他“别有韵味”，因为“他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他在动机问题上毫不含糊。”由于英戈还是她第二个丈夫的分居妻子，他们两人一开始就很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一时性的。“我不会把他当作一个长期伴侣来信任，这是显而易见的，”她补充道。“而且他在这个问题上也很坦然。他并没有假装这种关系会天长地久。所以，他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我也很乐意教他。”
杰克和英戈约会时经常同时约上凯瑟琳和《先驱时报》的特写作家、她当时的男友约翰·怀特（John White），以此来掩盖他们的情人关系。但是，尽管做出了一定努力来掩饰自己与英戈的关系，但杰克的这桩风流逸事却是个公开的秘密。随时掌握着孩子们一切动向的乔当然也非常清楚。他并不反对杰克与一个结过2次婚的女人交往，只要局限于一时兴致的范围内。
风流韵事肯尼迪与女记者的风流艳事（2）
尽管原本打算不让这段罗曼蒂克演变成一种认真的关系，但杰克发现自己迷上了英戈，而她也还之以温情脉脉。“他有一种魅力，能让人情不自禁，”她后来说。“当他走进房间的时候，你知道他在那里，没有强行催逼，没有盛气凌人，但却散发着动物般的吸引力。”可是，他们之间不断升温的迷恋之情给双方都带来了不快。一个非天主教离婚女人绝对不是乔和罗斯认为可以配得上他们任何一个儿子的。而如果这一点还不足以扼杀这种浪漫关系的话，有情报显示，英戈在德国的一次新闻记者活动中获得了可以接触到包括希特勒在内的纳粹高层的特权，从而令人怀疑她是个间谍。1941年中期，她来到美国攻读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新闻学位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跟踪她的一举一动。她与杰克的罗曼蒂克关系更让联邦调查局疑心重重。ONI也担心起来，觉得杰克是海军安全的一个潜在的薄弱环节。于是，1942年1月，当全国辛迪加专栏作家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披露了杰克与英戈的情人关系后，关于他被迫离开部队的可能性更大了。但是，海军将他调到了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海军造船厂（Charleston Navy Yard）干文职工作。杰克后来告诉一位记者，“他们把我扔到了南卡罗来纳，因为我在跟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的金发女子交往，而他们觉得她是个间谍！”
到了查尔斯顿，在将近2个月的时间里，杰克继续着两人的关系。他对自己被“流放”感到很是不快，也不喜欢自己的工作，而且对英戈日思夜想。“杰克相当厌倦现在的工作，”罗斯在2月份写给孩子们的传阅信中说，“因为他好像工作很不饱满，我想他会很高兴换个工作。”他在查尔斯顿的文职工作“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浪费时间，”比林斯回忆道。“他感到很烦躁，很不快活。”
没有工作的吸引，杰克很容易把心思用在英戈身上。他们交换着情书，通着电话，在查尔斯顿一起度过大周末——她几次赶到那里去看他。但是，他们的关系恶化了。联邦调查局对他们电话的监听，以及她到南卡罗来纳看他时他们在饭店客房里的谈话的监听记录非常清楚地显示，他们之间的分歧在加大。她很担心会怀孕，而且“指责杰克‘享受着青春的一切愉悦却不承担责任’。”当她“说起结束自己的婚姻的可能性”时，杰克“对这个话题几乎没有任何评论。”对于英戈来说，很显然，他永远不能娶她为妻。“我们两人那么般配，”英戈对他说。“仅仅因为我曾经做过一些愚蠢的事情，我就必须对自己说‘不’，最后，我意识到这是真的。我们要为生活中的一切付出代价。” 事实上，杰克是否会同意与英戈结婚，是一个疑问，但是他在这方面的任何想法在很大程度上被他的父亲禁止了。他警告杰克，他会毁掉自己的事业，伤害到整个家族。1942年3月初，杰克经英戈同意，终止了两人的关系。“有一件事是我不想做的，”英戈告诉他，“那就是伤害你。你百分之百属于肯尼迪家族，而我永远不希望你因为我的缘故跟你父亲发生争执······如果我才18岁，我会像只母老虎保护自己的孩子那样拼命争夺，以便得到你、留住你。今天，我不会那么傻。”而且可能没有过去那么穷：英戈那么痛快地默许双方分手，令人怀疑有可能乔给了她钱，以便静静地分手。乔曾经为自己做出过这种安排。虽然暧昧关系结束了，但杰克和英戈又保持了3年的通信和友情关系。
风流韵事肯尼迪与玛丽莲梦露的风流事（1）
杰奎琳·肯尼迪既减轻了她丈夫的负担，又增添了负担。她对政治和作为第一夫人的责任的厌恶让肯尼迪十分焦躁。在竞选总统期间，她对约翰逊的秘书说，她感觉“很不够格，很茫然，而我已经怀孕了；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当上总统后不久，肯尼迪就让白宫的礼宾司长安吉尔·比德尔·杜克（Angier Biddle Duke）跟杰基讲解第一夫人的角色问题。在杜克解释该位置的通常礼节职责并问她可能还希望做什么时，她回答说，“越少越好。我是个母亲，我是个妻子，我不是个公职人员。”《哈泼斯》（Harper’s）的编辑卡斯·坎菲尔德（Cass Canfield）记得在白宫对杰基的一次拜访：“我觉得她并不怎么喜欢政治生活，虽然她强迫自己适应这种生活······对我来说绝对明显的是，杰基· 肯尼迪渴望在米德尔堡（肯尼迪在弗吉尼亚州的格莱诺拉别墅）度个长周末，更感兴趣的是在那里做什么，而不是在白宫做什么。”有个秘密特工在对新闻记者西摩 ·赫什（Seymour Hersh）说起自己在肯尼迪的白宫工作2年的经历时，记得感觉“很为杰基可怜。她真的很孤独。她好像很悲伤——完全是一个悲伤的女士”。
杰基的亲笔记录证明了她最初对第一夫人角色的不快。在1962年6月写给比尔·沃尔顿的一封信中，她请他担任她的美术委员会（Fine Arts Commission）负责人。她承认，“把所有繁缛礼节和文案工作塞进你的生活之中是很残酷的事情——跟我一样——你痛恨这种事，而且其中的9/10都是没有必要的······只是在你在这份看起来叫人十分头疼的差事面前畏缩之前——请允许我告诉你我干了些什么——我很累——而且我想见我的孩子们——因此我只是告诉蒂什（Tish）＇·鲍德里奇（Baldrige），白宫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