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
新闻界潜在的泄密是否给肯尼迪造成了重大政治伤害呢？他不这么认为。1962年，他仍然相信，虽然街头小报、刊物可能会报道有关他的性生活的流言绯闻，但主流媒体在评论总统私人行为时还会坚持传统的限制。一件涉及到他的一名主要助手的例子——那是名已婚男子，他的女朋友怀孕了——令他宽心不少。新闻办公室得到消息说，有一个记者将在新闻发布会上向肯尼迪问起这件事。肯尼迪那天特别小心，只邀请了他信任的新闻记者，而那一威胁一直没有成为事实。此外，正如塞林杰的助手巴巴拉·加马雷基昂（Barbara Gamarekian）所断定的那样，新闻界有那么多人性生活混乱不堪，因此，要他们去追究肯尼迪将是一种令人尴尬的伪君子行为。
肯尼迪还暗示新闻界应当小心。1962年2月，《时代》杂志写过一篇文章，提到了《绅士季刊》（Gentlemen’s Quarterly）上有关总统的封面报道。肯尼迪将《时代》杂志的记者休·赛迪叫到白宫。“我从来没有摆姿势拍过任何照片，”他斥责赛迪。“让《绅士季刊》（这是一份特别取悦于同性恋的杂志）拍照片的总统一定是个疯子······我不是在开玩笑，”肯尼迪威胁道。“我对这种事真他妈的恶心、厌倦透顶。这统统都是谎言······你们打算要拿我怎么样？你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在肯尼迪的恐吓下，赛迪被迫答应撤回那篇文章。
同样，1962年5月，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的约翰·F·肯尼迪45岁生日晚会被大量报道后——在那天的晚会上，电影女演员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身穿银光闪闪的紧身衣为总统演唱了一首扣人心弦的《生日快乐》——有关肯尼迪与梦露之间风流韵事的传言有令白宫尴尬的危险。肯尼迪让现在在他的政府里任职的纽约从前的一名记者发起了一场制止流言的运动。这位前记者让他的助手告诉编辑们，他代表总统说话，而有关总统与玛丽莲之间关系的报道根本不是事实。
肯尼迪还相信，记者们喜欢他，不愿意通过发表有关他性生活的报道而令他难堪。当然，他很清楚，总统与新闻界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总是对立的。但是，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特别是在他开始竞选总统的时候，他总是满足新闻界的采访要求，并因此建立了一种记者们不愿意破坏的微妙关系。在1956年的大会上，当肯尼迪身穿T恤衫和短裤准备走出他的饭店卧室、到客厅接一个电话时，有个助手说，“你不能穿着短裤出去，那里有记者和摄影师。”“我知道这些伙计，”肯尼迪大声回答，以便让他们听见。“他们不会占我的便宜。”
肯尼迪的机智和口才对于那些在艾森豪威尔时期辛苦耕耘过的新闻记者们来说尤其感到亲切——当时的总统常常令媒体感到困惑，不知他究竟说了些什么，或者说的是什么意思。总统日上的2部电视专辑让美国人第一次看到了肯尼迪工作的情景；1962年2月，杰基带人们参观白宫这个政府大厦，介绍了白宫的重建工程 ——媒体因此更加敬重肯尼迪夫妇，从而记者们不大可能去破坏约翰·F·肯尼迪作为一个顾家男性的迷人形象。
肯尼迪之所以受到新闻界和公众的青睐，其中部分原因是他和杰基给白宫带来的魅力。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十分欣赏高雅文化，但在他们眼里，总统和第一夫人是美国的贵族。他们举办的很有品味的白宫晚会——总统一身白领带、燕尾服的装束和肯尼迪夫人最入时的礼服打扮——他们对艺术的兴趣，以及他们与国内外最优秀、最聪颖阶层的联系，令这个国家自我感觉良好。对于数百万美国人来说，美国在约翰·F·肯尼迪的领导下不仅正在重新树立世界强国的地位，而且还是进步型高品味的新中心；这个国家不仅生活水平最高，而且其总统和第一夫人毫不逊色于欧洲的老牌贵族。无论以上的感觉中有些方面多么脱离实际，对于肯尼迪领导下的白宫来说，努力维持其对公众想像力的控制却是一种绝顶的政治手腕。
与新闻界和公众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肯尼迪对于自己能否控制联邦调查局却没有多大把握。1962年3月，胡佛明确地告诉肯尼迪，他有情报表明朱迪思·坎贝尔·埃克斯纳与黑帮人物有关系，从此肯尼迪不再与她见面。而且显然，他已经不接听她的电话。胡佛并没有——约翰逊告诉一些记者——“抓住杰克·肯尼迪的小辫子”。胡佛已经过了退休年龄，而他之所以继续任职，是因为肯尼迪的好意。尽管如此，肯尼迪也许以为，如果胡佛准备跟他断交，他会在离任之前试图把他拉下台。
肯尼迪玩弄妇女成性的行为有没有让他从政务上分心呢？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是这样，尤其是在越南问题上。但是，肯尼迪之所以不愿意把自己给予柏林或者其他国际国内问题上的那种关注投放在越南上，并不是总统心神紊乱的表现，而是因为他决心不想让越南问题对于他的政府来说具有超出自己希望程度的重要性。当然，通过审查肯尼迪的白宫日程安排，人们会发现他似乎并没有忽略任何一个在他眼中的重大问题。人们当然可以争辩说，他对于自己应当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是什么没有做出十全十美的判断。与外交政策问题相比，有些国内事务获得他的关注相对较少。但是，有关他过于忙着追求女性或者满足自己的性欲而无暇理会总统的重要事宜的猜测，却没有他日常活动记录的支持。而且，根据研究肯尼迪的另一位历史学家理查德·里夫斯的说法，总体上说，寻花问柳“比在网球上花的时间少”。到了1962年春天，也就是入主白宫15个月后，肯尼迪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玩弄女性的习性妨碍了他执掌政府、领导国家的能力。
政治生涯与赫鲁晓夫会面（1）
“由于国内政治的缘故，”肯尼迪希望宣布他和赫鲁晓夫将讨论并取得进展的具体话题。虽然苏联人拒绝了这一要求，但肯尼迪决定依旧进行，相信峰会会减少分歧，帮助避免一场核战争。国务院加大了肯尼迪的希望：“赫鲁晓夫会希望会谈在和谐中结束，并且为此可能会做出一些协商姿态，”一份背景文件告诉总统。在莫斯科的汤姆森大使也表达了这种观点：“相信赫鲁晓夫希望与总统的会议是一次愉快的会议，且如果可能的话，他会希望在有些问题上提出一些建议或采取某种立场，以产生改善气氛和关系的效果。”就连苏联人也告诉他说，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不可弥合的鸿沟”。
乔治·凯南却不那么肯定。在他眼里，苏联人与中国人一样主要企图通过“一系列严厉的间接政治压力、无情地利用殖民地问题和全面的宣传攻势”来摧毁美国的“世界地位和影响力”并削弱北约。凯南敦促肯尼迪告诉赫鲁晓夫，“建立在这种算盘基础上的政治计划不仅完全不符合改善国际气氛的任何努力”，而且似乎一定会在某个时刻形成一种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军事对抗。这种做法意味着“令人痛心地破坏改善世界局面的任何努力”，称了那些反对苏美关系有任何改善的人的心。
一开始，肯尼迪抵达维也纳以及与赫鲁晓夫的第一次交流有望使得峰会成为约翰·F·肯尼迪又一次公共关系上的胜利。赫鲁晓夫于6月2日下午坐着敞蓬车从维也纳火车站前往苏联使馆的路上所遇到的不那么热烈的反应，与第二天上午肯尼迪从机场前往美国使馆途中激动的欢迎人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肯尼迪对这种欢迎的愉悦之情给车里坐在他身边的腊斯克留下了深刻印象。“你作杰基的替身真是不错，”总统开玩笑说。在机场高举标牌的人群让人感觉是为约翰·F·肯尼迪摇旗呐喊的一次政治运动：“别拿他们当回事，杰克”，“掀起铁幕”，“国外无辜者问候你”。
两位领导人的第一个回合也让肯尼迪占了上风。6月3日，第一次会谈于下午12：45分在美国使馆召开。年轻高大的肯尼迪跳跃着从使馆的台阶上下来，迎接身材敦实的67岁的赫鲁晓夫。当摄影记者们在他们转身往里走时要求再多拍几张两人握手的照片时，肯尼迪抓住机会：“告诉主席，”他对自己的翻译说，“如果他没意见我就没意见。”面带微笑的赫鲁晓夫同意了。当他们被引进使馆的音乐室、在两张玫瑰色沙发上落座时，赫鲁晓夫拿肯尼迪总统打起趣来。作为那天上午的主人，肯尼迪总统表示很高兴见到赫鲁晓夫主席，并回忆起1959 年他们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会议上见面的情形。肯尼迪表示希望会议能够产生对两个国家面临的问题的更好的理解。赫鲁晓夫也“希望谈话会很有用”，但他借肯尼迪回忆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来为自己赢得一分：赫鲁晓夫记得他是“一个在政治上年轻而有希望的人”。渴望消弭两人在年龄和经验方面差距的约翰·F·肯尼迪回答说，“从那以后他一定已经老了。”在谈到年轻人希望显得老些、老年人希望显得年轻些时，赫鲁晓夫说，“他会非常高兴把年岁匀给总统一些，或者跟他换个位置。”
在走向一张大桌准备进行更加正式的交谈时，赫鲁晓夫将肯尼迪原本希望可以就当前问题进行的一场讨论变成了有关两国各自制度之优越性的的哲学辩论。肯尼迪在开始交谈时首先提出他们需要找到“方式方法，以便不致使形势发展到两国将付诸涉及到他们安全或威胁到和平的行动”。赫鲁晓夫的答复抓住肯尼迪友好而基本上平和的开场白，开始猛烈攻击美国过去未能推进苏美友谊，强调美国希望与莫斯科达成将“以其他民族为代价”的协议。赫鲁晓夫说，他不会答应这一点的。他还强调说，美国和苏联之间没有必然的经济利益冲突，而虽然苏联打算在经济上超越美国，但却无意“阻碍美国的经济发展”。肯尼迪还没有意识到赫鲁晓夫想打败他的坚定决心，对赫鲁晓夫没有根据的指控的答复是表示苏联的增长率令他十分欣赏，且“这一定是赫鲁晓夫先生心满意足的一个渠道，对我们也是一样”。
赫鲁晓夫没有理会肯尼迪礼貌上对他心里明白是一番假话的肯定，开始抱怨美国的反苏政策。他断言，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旨在清洗共产主义，而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取决于相互接受各自的制度。肯尼迪现在开始迎接挑战，宣称扰乱全球力量平衡、试图打破现存控制局面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这是我们非常认真关注的问题，”肯尼迪说。肯尼迪的反驳似乎令赫鲁晓夫火上浇油，或者给了他一个借口紧接着对总统发动计划好了的攻击。他否认莫斯科旨在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任何其他国家的说法。他说，共产主义将取得胜利，因为历史站在它的一边。肯尼迪反驳说，美国人不同意赫鲁晓夫主席关于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观点。但是，为了将话题转回到当前的现实中，肯尼迪说，问题是要找到在双方利益有冲突的领域里避免冲突的方式方法。
赫鲁晓夫认可约翰·F·肯尼迪的观点，但又回头争辩说，他们面临一场共产主义将取得胜利的思想竞争。当肯尼迪试图重申自己的观点，即思想上的冲突不应当产生有可能导致军事对峙的利益冲突时，赫鲁晓夫问他是否在说共产主义影响力的任何扩大都将被看做是苏美冲突的原因。不待肯尼迪回答，赫鲁晓夫否认了他的观点，即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将威胁到和平。当肯尼迪再次试图将赫鲁晓夫从其哲学问题上的反复唠叨转移到他所担心的国际上的“错误判断”时，赫鲁晓夫蔑视地称“错误判断”之说是让“苏联人像个小学生那样手放到课桌上坐在那里”的借口。所谓“错误判断”的说法是一种试图恐吓苏联的手段，企图阻止它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而这种观点将超越美国所提倡的那些东西。在肯尼迪通过举例——即美国没有能够预料到中国人会干预朝鲜战争——进行反驳后，赫鲁晓夫让步说，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恶化、而是要改善关系。
政治生涯与赫鲁晓夫会面（2）
午餐的时候，气氛缓和了一些。当肯尼迪问及赫鲁晓夫外衣上的2块胸章时，他说是列宁和平奖章。“我希望你能留好它们，”肯尼迪回答。赫鲁晓夫跟他一起哈哈大笑。塞林杰为媒体提供了这种欢快的趣闻，加强了肯尼迪总统沉着机智的巴黎形象。
午餐期间，赫鲁晓夫时而和颜悦色，时而尖刻好斗，有意给人一种暴躁冲动而且可能异常危险的印象——这位国家领导人相信，这样就能战胜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