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统治，日本在如此愚昧的国民中实行“大东亚共荣圈”是可行的。对此，《宣抚班战记》中写道：
我们只能认为，这些尧舜的后代们完全甘于过原始的生活。所以， 日本军队和共产军在五台山浴血奋战，他们竟毫无所知。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一切与我无关。不想知道，也没有知道的必要。……对他们来说，残酷暴虐的军队的进攻，和天变地异是一样的。洪水来了就到高处避难；旱灾来了，就到山谷底下打水浇地。同样，大兵来了就到山洞里躲藏，还口口声声说着“没法子”。他们就是这样，对国家的政治和自然变异不加区别。……（《宣抚班战记》第57页）
第四部分：日本的侵华诗歌“宣抚文学”的谎言与“宣抚”的实质（2）
这就是日本军队，也是当时的日本的主流舆论对中国民众的共同看法。而“宣抚”活动的必要性，就是建立在对中国民众的这种看法的基础之上的。不料，他们在中国却遇上了八路军那样的顽强抗日的军队。八路军难道不是中国民众组成的吗？这样，他们对中国民众的那套看法就走向了背谬，只好把八路军骂作“共产匪”，并极力把八路军描绘为中国老百姓的敌人。而日本军队，特别是“宣抚班”，倒成了中国民众的“救世主”。
然而，“宣抚班”果真是来“拯救”中国人的吗？尽管“宣抚官”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宣抚文学”是不敢加以如实描写的。“宣抚文学”所描写的，只是“宣抚”活动的堂而皇之的表面。但是，即使在“宣抚文学”中，也仍可以清楚地看出“宣抚班”的侵略本质。事实上，不论是一般的日本军队也好，还是“宣抚班”也好，作为侵略者，实质并无区别。“宣抚班”不过是装扮成“救世主”和“文明战士”的侵略者罢了。关于这一点，即使是对“宣抚班”极力美化的“宣抚文学”，也还是常常不慎走笔，透露出了自己的侵略行径。如在中国，日军以喜欢吃鸡而“闻名”。而“宣抚官”们也不例外。在《宣抚班战记》中，写到“宣抚班”为了满足口腹之欲，特组织了什么“征发队”（“征发”，在日语中是“征用”之意，实为抢劫），到老百姓家“征发”抢劫。“征发队”中有专门的“鸡征发队”。“鸡征发队，不必说是由中国人“杨”宣抚官为队长，有马夫和密探组成。宰杀、拔毛、烧毛等，由我们（指日本人宣抚官——引者注）担当。”（第26页）这种无耻贪婪的场面，对沦陷区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了。
在中国的抗日文学中，对于日军“宣抚”活动的实质是做了揭露和批判的。其中，作家易鹰发表于1941年的短篇小说《宣抚》（载《屠场》，杭州正中书局，1941年版）就是一篇有代表性的佳作，可以说是一篇“反‘宣抚’的文学”。这篇小说通过儿子做了汉奸的王老太的一天的遭遇，生动地描写了“宣抚班”的“宣抚”活动的情形。王老太的六只鸡，已经被日本人抢去了五只，现在只剩下一只老母鸡了。王老太虽然认为：“不管你们什么人造反，我们老百姓只要钱粮吃饭。革命党造反也好，孙传芳造反也好，日本人造反也好，我们全不管。”她对日本人来“捉鸡”和课税不满意，但毕竟日本人还让她“吃饭”。然而有一天，日本的“宣抚官”来了。“日本兵共有九个，他们是来‘宣抚’。他们近来时时到四乡去‘宣抚’，但真实的目的，却在女人及鸡和香烟法币（当时流通的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引者注）。”“宣抚官”一进村，看见阿发想逃，认为“不敬”，便一枪打死。“宣抚官”铃木闯进王老太家，将王老太那个汉奸儿子的姨太太阿玉的老母，按倒强奸，直至将她折磨至死。“宣抚官”植田闯进王老太家，王老太受过汉奸儿子的“训练”，“便对植田深深一鞠躬。岂知年高腰硬，身体便往前一扑，植田就砰的一枪！”于是王老太也被打死。植田来到王老太屋里，发现一个箱子，无法启锁，以为里面有什么宝贝，便用枪柄猛砸，不料箱内是王老太的汉奸儿子藏匿的弹药。弹药爆炸。植田飞上了天。其他正在抢劫的八个“宣抚官”，听到爆炸声，慌忙逃走，“立刻报告班长，说正在宣抚，碰到支那游击队”。易鹰的这篇小说，证明了日军的“宣抚”本身就是一种野蛮的侵略，既揭露了“宣抚”的实质，也讽刺了沦陷区有些民众的愚昧麻木，饱含着深受“宣抚”之害的沦陷区民众的血泪。
日本的“宣抚文学”对日军“宣抚班”及其“宣抚活动”美化，和中国抗日文学对“宣抚”的揭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日本的“宣抚文学”本身就是为日军侵华做“宣传”的，因此，它只能描写那些符合他们“思想宣传战”所需要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说，“宣抚文学”中的某些细节上的写实，根本不可能掩盖其本质上的虚假与虚伪。实际上，“宣抚班”在中国沦陷区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怀柔策略，还是杀人强奸抢劫，只是形式不同，实质都是一样，那就是对中国的占领、对中国人民的统治和奴役。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活着的士兵》：日军兽行的真实描写（1）
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不久，有一位被派往中国战场的作家，调查采访后写了一本反映日军在中国所作所为的小说，发表后却被日本军部当局查禁，作者被指控有罪并被判了徒刑。这就是侵华期间日本文坛最有名的“笔祸”事件。那个被指控的作家就是石川达三，那篇给他带来“笔祸”的小说就是《活着的士兵》。图28石川达三的“从军许可证”
石川达三（1905～1985）在当时已经是日本著名作家。早在1935年，他就以中篇小说《苍氓》获得了首届“芥川龙之介第九章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文学奖”。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被日军攻克陷落，12月29日，石川达三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作家，被派往南京，并约定为《中央公论》写一部反映攻克南京的小说。石川达三从东京出发，翌年1月5日在上海登陆，1月8日至15日到达南京。石川达三到达南京的时候，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血迹未干，尸骨未寒。石川达三虽然没有亲眼目睹南京大屠杀，但却亲眼看到了大屠杀后的惨状，并且有条件采访那些参加大屠杀的日本士兵们。而那些士兵仍然沉浸在战争和屠杀的兴奋情绪中。石川达三有意识地深入到他们之中，以便搜集到真实的材料。据“审判调查记录”记载，石川达三当时的想法是：
我觉得，和士兵们交流，听他们的交谈， 比起和将校接触，更能把握战争的真实的情况。所以在那里我和将校们几乎没有接触，而是注意士兵们的谈话。而且我亲眼看到了战地上的人们的真实情绪。
他在战后也说到过同样意思的话：
我到南京战场去的时候，打算尽可能地不见将校和军事首脑。我抱着这样一个方针出发了。到达后按照预想的那样，和下士官及士兵同吃同住，用心地听他们的聊天和侃山，从而了解了他们平常的情况。将校们对外界净说谎，冠冕堂皇，文过饰非。为了了解战场上的真实，我才深入到士兵当中。（《石川达三选集》第5卷，八云书店1948年版）
可见，忠实地描写“战争的真实的情况”，反映“战场上的真实”，是石川达三的最初的创作动机。由于见闻和材料的充实，石川达三从南京回国后，仅用了11天的时间，就完成了约合中文八万多字的《活着的士兵》。
《活着的士兵》把进攻南京并参与南京大屠杀的高岛师团西泽连队仓田小队的几个士兵作为描写的中心。写了他们在南下进攻南京的途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种种令人发指的野蛮罪行：他们仅仅因为怀疑一个中国年轻女子是“间谍”，就当众剥光她的衣服，近藤一等兵用匕首刺透了她的乳房；平尾一等兵因为一个中国小女孩儿趴在被日军杀死的母亲身边哭泣而影响了他们休息，便一窝蜂扑上去，用刺刀一阵乱捅，将孩子捅死；武井上等兵仅仅因为被强行征来为日军做饭的中国苦力偷吃了做饭用的一块白糖，就当场一刀把他刺死；那个本来是来战场随军僧片山玄澄，一手拿着念珠，一手拿着军用铁锹，一连砍死几十个已经放下武器并失去抵抗力的中国士兵。他们以中国老百姓的“抗日情绪很强”为由，对战区所见到的老百姓“格杀勿论”，有时对女人和孩子也不放过；他们无视基本的人道准则，有组织地成批屠杀俘虏，有时一人竟一口气杀死十三个；他们认为“大陆上有无穷无尽的财富，而且可以随便拿。……可以像摘野果那样随心所欲地去攫取”，随时随地强行“征用”中国老百姓的牛马家畜粮食工具等一切物资；他们每离开一处，就放火烧掉住过的民房，“认为仿佛只有把市街烧光，才能充分证明他们曾经占领过这个地方”；他们在占领上海后，强迫中国妇女作“慰安妇”，成群结队到“慰安所”发泄兽欲；他们视中国人为牛马，有的士兵“即使只买一个罐头，也要抓一个过路的中国人替他拿着，等回到驻地时，还打中国人一个耳光，大喝一声‘滚吧’！”……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活着的士兵》：日军兽行的真实描写（2）
在这里，石川达三显然没有像其他“笔部队”作家那样把所谓“战争文学”作为军国主义宣传的手段，而是抛开了军部对“笔部队”作家规定的写作戒律，集中表现“战场上的真实”。当时，这种真实完全被军国主义的宣传所掩盖。正如石川达三自己在战后所说：当时，“内地（指日本国内——引者注）新闻报道都是假话。大本营发布的消息更是一派胡言。什么日本的战争是圣战啦，日本的军队是神兵啦，占领区是一片和平景象啦。但是，战争绝不是请客吃饭，而是痛烈的、悲惨的、无法无天的。”在法庭对《活着的士兵》的调查中，石川达三陈述了他的写作动机。他指出：“国民把出征的士兵视为神，认为我军占领区一下子就被建设成了乐土，并认为支那民众也积极协助我们。但战争绝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我想，为此而应把战争的真实情况告诉国民，真正使国民认识这个非常时期，对于时局采取切实的态度，是非常必要的。”所以，石川达三在《活着的士兵》中，着力表现战场上为宣传媒体所歪曲所掩盖了的方面。尽管他在作品最后的“附记”中申明：“本稿不是真实的实战记录，而是作者进行相当的自由创作的尝试，故部队与官兵姓名等，多为虚构。”但是，事实上，这篇“虚构”的“自由创作”的小说的价值恰恰在它的高度的真实性上。小说对日本士兵形象的描写，对战场情况的表现，是侵华文学中那些数不清的标榜“报告文学”、“战记文学”的所谓“写实”的、“非虚构”的文字所不能比拟的。火野苇平、上田广、日比野士朗、栋田博之流的“报告文学”、“战记”，都声称表现了自己“真实”的战争体验。但是，他们要么美化侵华日军，要么丑化中国军民，要么歪曲报道中国占领区的情况，为了煽动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而向他们传达了片面的错误的战场信息，其局部和细节的写实，掩盖了整体的本质的真实。比较地看，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是日本“战争文学”中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具有高度真实性的作品。
《活着的士兵》不仅把日军在侵华战场上的残暴野蛮的行径真实地揭示出来，而且进一步表现了侵略战争中的更深层次的真实，那就是侵华士兵的人性的畸变。他不满足于战争状况的表层的记录，而是通过描写战场的“人”，揭示战争的真实本质，把“人性”与“非人性”的纠葛，作为整个作品的立足点。着意表现随着战争的深入，在侵华战场上，日本士兵如何由正常的人，一步步地丧失了人性，变成了可怕的魔鬼，变成了杀人机器。《活着的士兵》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普通的基层官兵。除笠原下士（伍长）是农民出身外，其他几个都是知识分子：在来中国战场之前，近藤一等兵是个救死扶伤的医学士，仓田少尉（排长）是为人师表的小学教师，平尾一等兵是一家报社的校对员，也是一个罗曼蒂克式的知识青年，片山玄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僧人。然而就是这些知识分子，在侵华战场上，却一个个都成了残暴的野兽。一开始就残暴无比的是笠原下士，“对于笠原下士来说，杀死一个敌人，如同用手捻死一只蚂蚁”。其他人都渐渐地羡慕起笠原那杀人不眨眼的“勇敢行为”来。在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