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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两个板桥（3）
现在我们可以来说说他的全集了，因为这也可看作他山东十年为宦收获的一部分。我对这本书的整体印象仿佛一个光怪陆离的跳蚤市场；或者二十世纪末中国小城的某些杂七杂八的时装模特展览。世俗者的自鸣清高可能是它的一个主要基调，而愤世与随俗，穷酸和摆阔，炫耀风月以及关心民生既矛盾又刺眼地混杂在一起，仿佛黄金与瓦砾被置放在同一货柜上出售。当然这中间还要加上一点半通不通的学问和几分机心或匠心。在作品中不停地批评他的同行自己又不停地继续这么干，显然是这部作品思想性方面的一大特色。他是那样热衷于说话以至他的抒情主体在形成对批评对象的威胁以前，彼此之间往往自己先吵了起来。家书十六通在我看来就象读雷锋日记，或者听一个领导在讲台滔滔不绝作报告，不允许有任何驳诘——因为经不起驳诘，因此唯一的听众也就只能是他的堂弟。道情十首与咏史部分就意境而言也是乏善可陈。前者不过将李鱓叔祖壶庵道人李沂的诗拿来略作改动就归入自己名下，而后者如闻盲师说鼓词——仅仅对事件作某种故作高深的复述，同样毫无新意可言。如《绍兴》中的“金人欲送徽钦返，其奈中原不要何”两句，就算我们不论其立意上对文徵明《满江红》的拙劣仿袭，就文字与语感而言，较前作“千载休言南渡错，当时只怕中原复”之蕴藉惊警，相去又何止千里！
对前人或同代名流作品进行明显超出常规界限的模仿，这是我接着要谈到的郑诗中的另一令人不安的现象。而且由于为数颇众，理应引起我们的职业批评家足够的重视。他的题画诗作为他的诗艺与思想特色的显著体现，一向为后代的推崇者所嘉许。但只要我们的阅读工作稍微细致一些，就会发现他的题竹诗“且应一景相看待，恍如湘山立楚娥”中有金农题竹诗“清瘦两竿如削玉，首阳山下立夷齐”的影子，题兰诗“如何烂贱从人卖，十字街头论担挑”也象是金农题兰诗“苦被春风勾引出，和葱和蒜卖街头”的另外一个版本。同样，我们也发现蒋心余赠他的“板桥作字如写兰，板桥写兰如作字”一诗，才到手就被他现炒现卖，成了自己的又一首题画诗“山谷写字如画竹，东坡画竹如写字”中的名句。而《除夕前一日上中尊汪夫子》中的“窗外梅花当点心”一句，更是将南宋诗人的“细嚼梅花当点心”略作改动就拿来用上。诗学天赋的匮乏可能是这里的一个主要问题，另外阅读视野上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郑主张一生只读四书、六经、韩文、杜诗，余不足观）也局限了他的想象与知识结构。生在远非法制社会的清王朝在今天看来还是郑的一大幸事，因为这不仅使他成功地避免了多起著作权诉讼的麻烦，同时也用不到象刘心武先生那样在公众面前丢乖露丑，面对来自媒体与读者的诘责，机关算尽，不得已编撰出“梦中得句”这样的现实神话来。
当然据此断言郑不会写诗同样也是不公平的，他成名前的艳情之作——多半是长短句，某些作品的题跋，以及为大众所熟悉的那几首题画名篇，加上我个人喜爱的他的早期作品《扬州》四首和《燕京杂诗》，还多少有点意思。但问题是一个江苏省的二流诗人，由于笔下稍涉民间痛痒，以至身价百倍，在今天读者中的知名度甚至盖过了领袖当时诗坛的江左三大家以及黄仲则、厉樊榭等同代杰出诗人，除了我们的文学评论在某种程度上已坠落为政治批评，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所幸这种现象现在正在慢慢扭转过来，至少前不久出版的复旦大学版的《中国文学史》，在对郑的评价中我们听到了“作者立意于劝世，所以重叙述而未能深入人物的内心，作为诗歌仍不免有缺憾……缺少特异的感受和别出一格的创造”这样久违的声音。
郑板桥卸任山东后并没有如当初与李复堂约定的那样立刻返回扬州相聚，他那暮色中已显得相当苍老的身影令人意外地出现在近千里外杭州西湖的静寺里。这当然又是金钱的力量——为杭州太守吴作哲作画。他甚至还去了浙江另一名城湖州，而且作为地主兼媒介者的乌程知县孙升还是他的一个昔日对头。但面对银子与免费招待的诱惑，郑最终还是说服自己不妨又“难得糊涂”了一回。“其供给甚盛，姑且游诸名山以自适”，在旅行中寄回兴化老家的信札里，他这样兴冲冲告诉他的堂弟，并随信先捎回了三十两银子——作为这趟典型的“秋风之行”最重要的收获。我发现他在信中还充分表现了他的会计才能：“吴太守……请酒一次，请游湖一次，送下程一次，送绸缎礼物一次，送银四十两。郑分司……请七八次，游湖两次，送银十六两。”当然这封信函连同此行为孙乌程作的两首祝寿诗（诗中将自己与孙比作苏东坡和贾耘老），以及前面提到的为慎郡王诗集撰的肉麻跋文这样的文字，在他的手订全集中你是读不到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他在诗集的自序里要恶狠狠地警告“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若有托名翻版，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阑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的全部精义所在。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在两个板桥的龃龉与冲突中他之所以总是毫无原则地倾向于其中的风雅者，不仅因为艺术审美方面的某种功利与盲视，他一贯张扬的道德姿态也使他在无奈之余，只能被迫作出这样的选择——事情就是如此的简单！
第四部分两个板桥（4）
郑板桥重返扬州的准确时间是公元一七五三年的夏天，那时他已六十一岁，先后居住在城北的汪氏文园和枝上村里，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社会底层人物，他对自己当时所拥有的经济、政治地位以及不菲声誉已显得如此满意和知足；以至在带有自传性质的《后刻诗序》与《刘柳州册子》里，他以将军暮年回忆从前的光荣与战绩那样的姿态，为自己一生中颇足自雄的种种韵事开列出一张长长的名单，包括京师雏妓招哥红牙檀拍唱他的道情，新安孝廉曹某用藏墨二十三锭换他一册词集，某盐贩子吴其相“貌粗鄙，亦能诵《四时行乐歌》”，加上结交当朝贵人慎郡王，乾隆东巡时短暂充任过侍奉书画的小吏。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文中以夸张的笔墨对自己才华与知名度所作的大量吹嘘，又是“自铸伟词”，又是“索诗文者，必曰板桥”，又是“凡王公大人，卿士大夫，骚人词伯，得其一片纸，只字书，皆珍惜藏庋”。他甚至用“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来为自己一生的艺术成就作盖棺之论。而在另一些也许需要保持低调才对他更有利的场合，他居然又会谦卑得让人吃惊：“余诗格卑卑；七律尤多放翁习气”，“吾辈所为，风月花酒而已……何与于社稷生民之计？屡欲烧去”。在各种不同的功利背景下总是能从容地以各种不同的功利形象出现，这是迄今为止我对郑板桥作品的最深印象。仿佛他既能作为一幕传奇剧中主角的现实原型，又喜欢动不动就自己跳上台去亲自参加演出。相同的面容与服饰，不同的精神和心灵，以至观众有时真的弄不清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郑板桥。
可能正是因为他的精彩表演——主要是道具与独白的引人入胜，认为郑的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均臻上乘的评价仍然不少。尤其是在他晚年标价卖画、纵情声色的扬州一带，有一个习惯性的美誉叫“郑虔三绝”（唐时郑州荥阳人郑虔能诗，擅书画，尤工山水。因其诗、书、画并妙，相传玄宗曾以此誉之），不仅出诸他的朋友之口，连郑自己也时常这样津津乐道。但如果谁要据此较起真来，在我看来至少犯了一个常识方面的错误。因为三绝云云在当时仅作为顾客与同行对某位书画家带有恭维性质的称呼，就像今天的文坛上喜欢动辄就将大师、著名作家的大帽子随便送人一样。只要对当初聚集在扬州的那帮家伙的生平行状稍微有一点了解，就知道八怪中的那几个人当年几乎人人都有幸得到过这一称号。甚至还有文艺爱好者慎郡王——郑在为他的诗集题跋时也曾慷慨地以这一桂冠相赠。我怀疑这样做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出于一种刻意的商业炒作——提高彼此间的知名度——让大伙儿的作品都能卖出好价钱。在这种情况下，听一听远离这座混杂着脂粉、铜臭与盐卤味儿的商业城市的声音——局外人的评价——也就显得相当必要。“板桥深于时文，工画，诗非所长”。“板桥时文新奇，画并不佳，惟好男风，是其劣迹”。批评者的身份分别是作为专业人士的袁枚和作为非专业人士的福建总督伍拉纳之子——一个贵族身份的文学青年，《批本随园诗话》的作者。其中袁还戏称郑自我感觉良好的“六分半书”为野狐禅并详细陈述其理由，认为“孙寿本无颜色，又不肯安心梳裹，故为龋齿笑，坠马妆，以蛊惑梁冀、秦宫耳。若西施、王嫱，天然国色，明璫玉佩，岂屑为此矫揉造作，效小家子态哉！”
我们终于开始说到袁枚了，那就让我们再来谈一谈他们之间的恩怨吧！作为郑板桥一生最钦佩也最忌恨的人物，袁的富有、才貌、文坛盛名、政治上的呼风唤雨以及生活的豪阔奢侈一向让郑眼红心热。何况两人同为平民出身，年龄上袁又小郑二十多岁。加上彼此间人生态度与文学见解上的诸多分歧，比如郑一生挟杜自重，将三吏、三别、《哀王孙》《秋兴》八首诸篇置于嘴边不离须臾，而袁却坦陈不喜杜诗，并引明代作家林贞恒观点认为“时非天宝，官非拾遗，徒托悲哀激越之音，可谓无痛而呻矣。”但纯粹的艺术之争何以会上升为对品行与人格的恶意攻讦？这个问题看来主要应该由郑——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