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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他们还着重交流了同性恋方面的心得与经验，作为生平仅次于艺术的一项狂热爱好，郑一生可怜的俸入与卖画所得几乎全花在了这上面。从乾隆甲戌杭湖之行近百两银子的收入仅捎回不到三分之一，可见他于此道开销之大。由于明清一代文人士大夫视狎童纳宠为雅癖，使我们难得有幸见到郑于此倒也并无讳言。除了自称“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还不无伤感地坦陈“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而来耳”。《墨林今话》的作者蒋宝龄也说他“不废声色，所得润笔钱随手辄尽”。相较于袁的风流俊郎，蕴藉雅致，投怀送抱者不乏其人，郑在这上头不免又输了一筹。好在这对当天 两人的酒后谈兴倒也并无多大影响。郑甚至还色迷迷地对袁说，假如他有机会参与政府立法，第一件要干的事就是改大清律例中的笞臀为笞背，使袁不觉抚掌称快，引为知音。事后，袁还几次兴冲冲告诉他的朋友“郑大有此意，惜断不能办到，然其所以爱护金臀者，则真实获我心矣”。（蒋敦复《随园轶事》）
郑板桥的晚年形象一如从前那样带有川剧艺术的某种韵味，是一个重叠着知名画师、色鬼、食客、道德楷模、时尚批评家等各种身份的复合体。由于他对产品宣传包装工作一贯的重视，加上朋友间的互相捧抬，当时他的知名度在他生活的城市里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甚至某些轶事传闻就性质而言已带有一定的神话倾向。包括他作品“达官贵人不卖，生活够了不卖，老子不喜欢不卖”的所谓三项基本原则，以及一位当地巨贾如何为求得他一幅墨兰，不惜乔装贩夫牧竖，以他生平喜食的狗肉以进，遂得逞其愿云云。但这些商业炒作带来的的负面效应是通过各种人情关系求字索画者一下子多了起来，且大多为开口白要或以微薄礼品权充润资。这个可怜的打秋风的老手，现在总算要被人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但郑的练达与精明使他有足够的方法应付一切，于是一张惊世骇俗的告示出现在他所居住的枝下村四凤楼的大门上——这就是那张仿明人戴易的《板桥润格》出笼的动机与背景。至于非要将一个纯粹的商业行为视为艺林美谈，则完全出自后代不识世味酸辛者的附会与误读。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内，郑板桥差不多完成了他一生作品的主要部分，也即艺术相对成熟的部分。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扬州颇象一个濒临落幕的倾圮舞台。当时李方膺、高凤翰、李复堂、金农等已先后谢世。汪士慎瞎了一只眼睛，和他的小脚老婆在天宁寺的家中朝不保夕。罗两峰去北京开画展，黄慎也因年老身孤居大不易回老家福建居住。这使郑有相当时间将精力集中于他的绘事。除了偶尔到小玲珑山馆、竹西亭喝喝茶，或应邀去卢矮子的衙门里饮酒斗诗什么的，他一生最后几年的光阴全部消磨在纸墨笔砚之间。推动他艺术的主要力量是孤寂与沧桑，以及对人生虚无的认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那些纸窗萧疏、梅花凄冷的冬晚，或杏花酥雨的初春的薄暮，当他于墨冻手倦之余稍事休息，凝视镜子里的白发苍颜，对自己颇具几分传奇色彩的一生暮然回首，他看到的将是自己的两个影像，既模糊又清晰，既陌生又亲切，道德和世俗，真实与虚饰，它们渐渐开始重叠在一起，时而又迅速分离。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面对如此残酷的景象，他甚至无法确定它们中的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当他绝望地将手伸向冰冷的镜面，一滴泪水从干瘦的苍老的眼角渗出，他没有立刻擦去是因为内心希望它们能够痛快地流下来。他迷惘了吗？是的，他迷惘了，他象打满补丁的风帆渴求找到宁静的港口；他疲倦了吗？是的，他疲倦了，他象卸妆的演员希望回到原先平凡的生活。
公元一七六五年是郑板桥在世的最后一个年头，除了依旧全神贯注地在纸上泼墨，尽情渲泄内心的忧懑与孤独，向镜子中的那个真实的自己努力靠拢，没有其它任何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当时的生活情景。但根据年初好友丁敬的突然去世和卢矮子再度因侵吞公款事发入狱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件，不难想象他内心所遭受到的震惊与打击。他去信兴化家中确认堂弟郑墨之子为自己的继子兼遗产受赠人，可以看作是开始考虑为自己的世俗人生安排后事。而作为精神上的有所交待是作于当年五月三日的一幅别具寓意的墨竹，这也是他一生创作所留下的临终绝笔，并郑重题诗其上：“两枝修竹出重霄，几叶新篁倒挂梢。本是同根复同气，有何卑下有何高？”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郑终于开始敢于正视自己面目复杂、暧昧的一生并有所憾疚，但毕竟为时已晚，因为他的肉体即将如同他笔下的那些怪异线条凝固在历史的这张大纸上。说得形象一点，象用生命完成的并不完美的画作。所以当他忏悔的声音从两百三十年前的扬州传来，我们听到的仿佛是一个严重的支气管炎患者临出院前发出的一声轻轻的咳嗽。
二○○○年九月十五日
第四部分龚自珍在一八三九年（1）
一
首先是一个旧时代的暮春的拂晓。两团灰白影子── 一辆载人马车与一辆载满书籍及文稿的马车，前后仓皇疾驶于古老北京长安街两畔宫烟沈沈的御柳之间。由于当时天色尚未大亮，试图描绘车中乘客的面容与神色显然有些困难，但从不携家眷仆从，且无亲朋相送，举止慌张，行迹异常这些特征来推断，说此人身遇急难或者灾祸临头恐怕也不为过。事实上后来的文史研究者对于这一点也都大致保持了这样的共识。考虑到这个细节在本文中的特殊意义，记住它的发生时间也就显得十分必要。好在这个日子──乙亥岁四月二十三日── 在出逃者后来陆续写于旅途的诗稿里有着十分详尽的记录。当然，这里使用的是传统的旧历。如果要换算成道光年间已相当流行的德国人汤若望为崇祯特制的西洋历法，那么公元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七日这一天可能就是我们这里要讲述的这个凄婉爱情故事的开始。特别有意思的是，如果换上一个角度，即纯粹从叙事及情节高潮来考虑，这一天又恰好可以看作是整个故事的结束。
一个同样衣冠不整，神态惊惶的年轻官员吴虹生在距都门七里外的荒僻凉亭里等他。作为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与同僚，同时也是京师里大大有名的一个悲歌慷慨之士，此时却表现得审慎而忧形于色。匆匆说过几句话以后，彼此满饮三杯，洒泪而别。当然很少有人知道，杯中满斟者其实系茶非酒。这也正是吴甘愿冒着天大风险赶来相送的更为内在的原因。规劝抑或责备，或者这两层的意思都有吧！对于这位多次因纵酒狂言最终引来杀身之祸的生平知己，吴为安排这个非同寻常的场面可以说费煞一番苦心。他再次警告他酒是非戒不可了，同时也指望自己精心设计的这个相送细节能对他今后的生活多少起到一点警戒与提醒的作用。
当天傍晚时分车马已抵达南北必经的通衢大县固安。穿过斜阳残照、衰柳暮鸦的运河码头，车中乘客突然让驭者勒住缰绳，缓步下车，登上堤岸，朝暮霭缭绕的北京方向最后望了一眼，然后掩面长叹，令车急驶。森严而显赫的帝都在身后犹如一个让人爱恨交加的旧梦。他知道，在马首缓缓转动的那一瞬间，他的功名，他的事业，他的爱，他的花，他政治的狂剑和他情感的怨箫，都将在他的生命中被从此埋葬。同时，自己的现实身份也将从昔日倚才傲物、名动公卿的狂士，迅速转化为一个怯懦的猥琐的逃亡者。他为自己命运的乖戾感到悲哀。尽管他对自己做下的一切毫不后悔。
此后两年这位我们故事里的神秘人物一直在江南的大小城市里东藏西躲──当然是在谒造名山，寻访耆旧的合理借口之下。行踪诡密、谨慎，如同电影里那种胆大心细，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是在僧舍与曲阜的孔庙里度过的。而当出现在公众场合时，他又从不放过任何机会频频扮演出醇酒美人、放荡形骸的浪子形象，并和一个名叫灵箫的北地风月女子打得火热。他好象一直在掩饰什么，又好像故意想要表现出什么。时而访艳招妓，山盟海誓，时而车船频换，昼伏夜行。如同惊惶的蝙蝠迷失于现实的强光，又仿佛风暴中心的舟子不甘心束手就缚的命运。但他的求生意识与忏佛礼神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挽救自己。公元一八四一年八月十二日，在江苏丹阳的一所书院里，他突然于酒后暴毙，尸体数天后才为人发觉。由于随身携带的行囊内藏有一小束枯萎的丁香以及一个闻名京师社交界的贵族美妇的自画小像，从而使他的死成为清代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著名疑案之一，史称“丁香花案”。当时英国人强横的大炮的余响尚在长江水面上回旋，而另一种暴力── 来自国家内部的暴力── 却以同样残忍和不道义的手段，将一个人的肉体与他自由精神永远分离。
二
数十年后的一个春天，死者的儿子龚孝拱托名龚孝琪，突然在晚清文人曾朴的纪实体小说《孽海花》里现身说法，从而撩开了这一引人入胜的历史疑案关键性的一角。虽说小说家言一向不足为据，但它的主要事实部分却是建立在阮元、王定甫、陈士可、周星诒、罗瘿公、戴文节、冒鹤亭、王半塘等学者宿儒多年来身传口述，揣摩探析的基础上的。更重要的是，这一论点还得到了死者生前几乎全部书信、随笔、诗词，包括近百年来陆续发现、刊印的有关当事各方的作品如《天游阁诗》《写春精舍词》《南谷樵唱》等的有力支持。这一切再加上前不久终于浮上水面的久佚的《东海渔歌》全刊本，也许就成了我为什么敢冒浅薄、妄诞之讥，有恃无恐，敢于在这里象引用史实那样大胆引用这些文字的主要理由吧？
“……有一天，有个老仆送来密缝小布包一个，我老子拆开看时，内有一笺，笺上写着娟秀的行书数行，记得是太清笔迹：
‘我曹事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