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都没有明确交代。这里有一个事实也许值得研究者们加以必要的关注，那就是当时号称满清第一女词人的顾对词的入门与浓厚兴趣，实际上是只在此前不到一年才开始的。我们知道，顾的文学老师最初只是她的丈夫，虽因天性聪慧，进步很快，但格律上到底不如太素老练，创作数量同样也不能与之相比。而据《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的编者张璋先生统计，是年（一八三五年）顾作诗一百二十七首，词六十五首，明善作诗九十六首，词六十五首。平心而论，顾于词学一道锋刃初试当年就有如此佳绩取得，实在令人刮目相看。更何况张在为两人艺术上的突飞猛进不胜感慨的同时，还发现“直至上年（一八三四年）基本上还是太清以诗与奕绘的诗或词相和。及至本年，她才运用自如地进入以诗和诗，以词和词的阶段。她的以词和词的作品，至此不仅有了一定的数量，而且就水平论，已进入与奕绘旗鼓相当的地步，有的甚至在意境与辞藻上，开始超越奕绘”。有意思的是，上述这段时期，刚好正是龚顾两人重又开始恢复交往，并有幸成为王府座上宾的时期。因此，只要我们稍微放纵一下想象，应该不难在这些仿佛吃了脑白金、洋参丸以至进展神速的作品背后，很轻易地找到龚那知恩图报、悉心辅导的老师形象。事实上，也许正是这些因交流诗艺所需，时不时所形成的三人间的亲密关系太过引人注目，加上龚本人言谈无忌、口没遮拦的恶习屡戒屡犯，“酒席谭论，尚有未能择人者，，，，，，此事须痛自惩创，不然积习非一日可改，酒狂非醒后所及悔也”。（引自魏源致龚自珍信札）导致从最初的社会和文学圈子里的流言蜚语，一直发展到朝廷上下尤其是满清集团内部出现了种种非议与诘难，最终，使得作为最高统治者兼长辈的皇帝本人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坐视。
京师的暮春在黄昏中散发出类似国子监霉烂的四书五经那样的腐败气息。扑天盖地的杨花犹如纷飞的谗言，压得人简直都喘不过气来。在龚看来，这座城市有时真的不敢让人相信是帝国的首都──上上下下直透出一股恶俗的市民味儿。他在上斜街的旧宅里给关心他的朋友们写信，在其中致邓守之的札中，他指天划地，口口声声保证：“足下及默深去后，吾将缄舌裹脚，杜绝诸缘”。然而事隔不久，言犹在耳，他说话不慎的老毛病又立刻犯得一塌糊涂。也许是在与都中同事的聚宴上，也许某次例行的浙籍文人碰头的沙龙，酒酣耳热之际意兴飞扬，有意无意将自己与顾私下里还有来往的秘密做为艳事又吹了出来。事后由于一个名叫陈云伯的同乡兼好事之徒别有用心的传播与张扬，犹如巨石投于太平湖中。我们将看到，它激起的波澜是如此之大，最终导致龚不得不在一八三九年那个凄冷的春天仓皇逃离了北京。当然，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人的弱点有时并不一定造成悲剧，但悲剧却往往由于一个人的弱点而造成的。
第四部分龚自珍在一八三九年（5）
十
从稍后发生的不幸事实来看，明善的突然被罢黜与紧接着的辞世对龚顾情事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譬之于一棵倾圮的大树或一片遮风挡雨的屋檐的倒塌。在克己复礼的私情中做梦的男女，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置身于道德法庭与大清律例的光天化日之下。到处是忌恨、回避、仇视、冷眼、讥嘲，幸灾乐祸，朋友圈子里的津津乐道以及来自道德人士的强烈抨击。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龚当时自已的一些做法又是多么的轻率而不负责任。喜欢吹嘘自己的风流韵事首先是他的一大喜好，平时有事没事常爱去太平湖一带走动，社交场合见了顾也从不掩饰自己的感情。我怀疑他甚至还给朋友们看过太清赠他的那张绘像。至于诗里头信手乱写那就更不用说了，除了反复暗示自己对一“大脚鸾文勒 ，明妆豹尾车”“微音岂在纤厥耻”的非汉族女子的恋情，连此人的身份：“官阁梅花”“官梅只作野梅看”，居所：“城西阆苑”“城西一角”“光明殿”，生平：“生小在侯家”“我侬生小幽并住”，一度负约：“绿珠不爱珊瑚树，情愿故侯家”“五侯门第非侬宅，胜可五湖归去”； 私许终生：“细语道家常，生小不矜珠翠。他日郎家消受，愿青裙缟袂。 画梁燕子已无家，那有五侯第。等到岁寒时候，折黄梅簪髻”。（此词调寄《好事近》，当写于明善死后不久）无不一一交代明白，那样子好象不是在做诗，而是在县官老爷的衙门里过堂画押。更有甚者，甚至当顾为他口风不紧恼火，私下里劝他说话注意分寸这样的事情，居然也敢公开写入诗中，“我昨青鸾背上行，美人规劝听分明。不须文字传言语，玉想琼思过一生”。他当然注定要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不仅因为他的爱情对象是一具有很大知名度的有夫之妇，而且其身贵为皇室遗孀。更重要的是，有一个人一直在暗中象猛犬打量猎物那样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这个人就是太素的长子载钧。
讨论载钧在龚顾情事中的立场和态度确实相当有必要。作为荣亲王府的未来主人和丁香花案的主要策划者，他之所以一直以憎恶的眼光看待两人之间的交往，除了生母妙华夫人的因素外，更多的是出于对家族荣誉自觉维护的本能。他的贵族身份和他自幼所受的教育，也都使他无法接受一个钟鸣鼎食人家的贵妇与一个邋塌文人之间的所谓恋情，何况这个女人居然还是他的后母。但父亲奕绘的暧昧态度显然令他觉得十分扫兴，甚至私下里不无恼怒。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想方设法搜集两人之间的证据，似乎成了他生活中的主要工作── 以一个职业间谍的干练与敏锐──而且颇多斩获。这一切当然不为我们沉溺于热情和诗艺交流中的可怜的男女主角所知。他们依旧在上述京师大佬的文学沙龙里见面，卿卿我我。其间龚自珍还主动放弃了两次令人眼红的外放地方官的机会，（其中一次是道光十七年文五品的湖北同知现职）。这样的事实除了说明对顾的眷恋在他的一生中的重要位置外，确实找不出什么别的解释。
道光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距父亲明善辞世后仅仅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已承袭亲王爵位的载钧聚积已久的仇恨终于全面爆发。当时整个北京都被一件爆炸式的新闻所震惊，城西太平湖荣亲王府新孀的太清夫人和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均为太清所出），突然在一个早晨被长子载贝勒和婆婆绵亿夫人宣布从此逐出家门，史称“太清家难”。直到龚自珍暴毙丹阳后的一八四一年年底，才被勉强允许重回王府居住。一个多年以来一直养尊处优的女人，现在突然要以寡妇的身份面对生活与社会，并且还携带着四个未成年的儿女。其间的艰难困顿与委曲愤懑，我们完全可以在《天游阁诗》卷五的那些长题中读到详尽的描写。在义兄许滇生及容斋亲王等朋友的帮助下，她剥下身上首饰送进当铺，在距太平湖不远的城西养马营附近赁屋暂住，度日如年。那段时间里龚自珍的日子自然也好不了多少。由于当时已能明显感到来自载钧辈的威胁与敌意，他终于被迫放弃对北京的恋栈，打算以调动工作的方式，体面地离开。一个被他认为有能力帮助自己的朋友是奉旨即将前往广东禁烟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但林在采纳他那篇有名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所提出的禁烟方略后，对他相托的想同去广州一事却支支吾吾，虚与委蛇，以一句“弟非敢阻止旌旗之南，而事势有难言者”轻轻挡之门外。说起来，这是龚一生中犯下的又一次政治幼稚病。想想看，其时正深受道光器重的林，又怎肯因一个所谓的诗人朋友得罪皇帝的亲戚？这个道理应该很容易理解── 当然，除了龚本人以外。
十一
坚冰封冻的太平湖再次像一面真实的镜子映照出爱情苍桑而幽怨的面容。这是公元一八三八年的冬天。我们文章里的三个主要人物在历经多年的坎坷与劫难以后，都毫无例外地已经屈服于现实巨大的魔力。其中太素躺在荣邸南谷别墅自己生前选定的墓地里，再也不能吟风弄月和呵护他心爱的妻子了。顾太清在贫屋中含苦茹辛，独力抚养四个子女，同时不废吟咏。而龚自珍一会儿打算出家，一会儿又想去他位于昆山玉峰的羽琌山馆隐居。后来，他开始频频出入于赌场与歌楼，幻想能在世俗的欢乐中彻底忘却精神的苦痛。再后来，几乎源于一种因过度绝望而产生的勇气和冲动，他私下里可能与顾讨论过婚嫁一事。这里头既有多年来私心相慕的痴情，也有对孤儿寡母不幸身世的同情与怜惜。说起来，也正是因为他不拘小节的疏狂行止，最终造成了这个杰出而美丽的女人眼下的这种尴尬境地。他将自己的想法商诸朋友圈中，但有证据表明这一秘密可能再度为人出卖，并促使太平湖荣邸的新主人和他的家族在暴怒之余，终于对内心谋划已久的一个尚有几分踌躇的计划痛下了决心。于是，几天后的一个黄昏，一匹快马突然鬃毛飞扬疾奔过太平湖初春风凄雨迷的薄暮，将一封密密封讫的信札和一束丁香递交到正在上斜街的家中欲振无翅，埋头礼佛的龚的手里。他当场打开一看，神色大变。再后来，大约就是我们前面看到过的那个刀光戟影、杀机四伏的一八三九年的春天了。
二○○○年七月写于暑热之中
第四部分潜园传奇（1）
一
一只喷吐白烟的呜呜叫的汽轮拖带三条驳船，停靠在城内苔痕深凝的古老河埠，这在今天的江南一带应该是十分寻常的景致。然而对于近百年前尚不识机器为何物的湖州市民来说，却显得相当耸人听闻——既新鲜又神奇——并引起了普遍的轰动与围观。由于地处商贾云集的县署对面华楼桥堍的月河街口，加上从沿河那幢素有几分传奇色彩的森严豪宅里不断抬出的那些瞧上去份量很沉的神秘木箱；何况它们的数量又是如此之众，乃至需要几十名壮汉马不停蹄搬运了差不多整整一天。细心的看客甚至还发现指挥装船的队伍里夹杂着几位西装革履、唇饰短须的异邦人士（当地人按习惯称作倭寇）。傍晚时分装卸工作全部结束，轮船立刻鸣笛离埠朝上海方向急驶而去。机器时代的罗旋桨绞碎古城宁静的暮色，将惊溅的浪花无情地推向两岸的樵歌渔唱。粼粼水波里，一个美仑美奂的文化旧梦——在时间中裂成碎片——逐波散去。当然，这一点尚只有少数几位深详内情，且爱国情切的人才有可能看到。而对于这座以江南望郡自诩的衰败古城里的绝大数士民，他们也许要等到几天后上海的各大新闻纸上刊出消息，方才得知作为他们的骄傲与光荣；同时也是这座城市精神文化一杆标尺的潜园主人陆氏皕宋楼的四万三千九百九十六卷宋元精椠，已被藏主以十万银元的价格秘密出售给了日本三菱财团旗下的静嘉堂文库。后来成为浙江书画大家的谭建丞先生当时年仅十岁，那天刚好也由家人携带钻在人堆里看热闹。傍晚回家以后曾偶然瞥了一眼父亲书斋里的旧历，如果他的记忆不误的话，这一天的日期应该是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的六月三日。
此前两年一条书邮热线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一直在皕宋与静嘉之间忙个不停。热线两头分别是藏书拥有者陆心源长子陆树藩和日本资深版本学家岛田翰。尽管后来事件被曝光时面对国内文化界的愤怒与谴责当事人曾反复强调事情的无奈与偶然性，但从日本平治四年出版的《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解题篇》里的记载来看，早在一九○五年底，作为售书一方代表的陆树藩的堂弟就已在东京主动与日本方面秘密接洽，并由该国宫内大臣田中光显伯爵介绍给三菱重工总裁岩琦弥之助和静嘉堂文库长重野成斋博士。等到次年四月岛田先生看似风雅的中国之行，其实际目的已是到皕宋楼现场验货。五月中旬，在收到岛田翰寄自湖州的藏书目录与评估报告后，静嘉方面几乎花了近一年的时间邀集该国著名学者与古籍专家对此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与论证，并最终决定全数购进。一九○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前往欧洲进行文化考察的重野成斋与等候在上海的陆树藩秘密会面，并正式签署合同。这是一纸沉重的、令人伤感的文件，以至有个别激进者将之比作那时政治上的某些屈辱条约。由于岛田翰事后在所著《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一书中以胜利者自居，对国内藏书界枉加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