紊系哪承┣杼踉肌Ｓ捎诘禾锖彩潞笤谒栋z宋楼藏书源流考》一书中以胜利者自居，对国内藏书界枉加讥评，甚至连陆氏父子也不放过，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可以想象，这对中国文化人一贯崇仰的民族自尊该是如何沉重的打击。“意轻疏雨陋芳椒，宾客文章下笔骄。割取书城归舶载，苹风凄绝骆驼桥。”“三岛而今有酉山，海涛东去待西还。愁闻白发谈天宝，望赎文妃归汉关。”著名学者王仪通的一腔忧愤固然感人肺腑，而为搜寻散佚古籍曾先后七次去日本，束腰典衣，将之赎回的诵芬室主人董授经，尽管作为岛田翰的好友，但在应请为该书出版撰写题识时，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苍凉与悲痛，写下“古芬未坠，异域言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留故乡者”这样伤心到了极致的句子。
董康和王仪通的观点无不展现一种令人须眉贲张的书生本色，并在时人中激起普遍的共鸣。但作为售书事件中最直接的受害者估计还是要数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早在此前多年，当张初闻号称江南藏书第一楼的皕宋珍刊在主人陆心源殁后不久就已渐有弃守之意，深恐散佚民间或流入外人之手，私下里十分着急，并百般筹计。他甚至通过学部尚书荣庆代奏清廷，希望政府能拿出一笔钱来妥为收藏。但其时正处于瀛台落日回光返照中的满清朝廷，对付庚子赔款和内外交困的国计民生犹恐不及，又有何闲情顾及于此。在这种情况下，张毅然决定由自己约同馆内其他股东独力购买。然而当这位前维新人物慷慨激昂，与售书一方进行了多次洽商后，却被告知其售价最低也需二十五万方可成交。（开价五十万元）这对当时刚进行了引资扩股的张的经济实力（总股本十二万元）显然是个天文数字。陆家甚至对这位世交之子所提出的登楼一观的请求也断然加以拒绝。尤为可恶的是一年后当张临时得悉全部珍藏将以十万元的低价尽售日人的不幸消息后，于最后关头再次辗转找到陆，表示先以六万现银作定金，并保证余款将在短期内凑齐，同时再三晓谕对方应以国家利益为重。而陆采用的手腕是满口答应——一种虚假的承诺——处心积虑的欺骗。因为就在张满心欢喜而去的几乎三天不到，满载这批国宝的日资上海轮船公司的新式汽轮早已在湖州打了个来回后，经由黄浦江昂然出海，舶载东去，从而令身心交瘁携款而来的张领教了什么叫贪婪与欺诈，以及背信弃义。
皕宋楼售书这一闹剧就此匆匆收场。然而如果要在尘埃落定的舞台上寻觅事件真相的蛛丝马迹，至少有两个细节有理由令我们产生深刻的怀疑。一是经手人陆树藩与管家沈联方分别向家中报称的十万元售价，在日本方面的解密文件里却是十二万元。其中两万元显然作为某种贿赂——按现在的说法是回扣——落入了陆树藩的个人腰包。这大约也是他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同等价格面前坚持宁售日人，不售国人的全部秘密。另外一个奇怪现象是，很多人对藏书出手前胡乱钤在上面的“归安陆树声叔侗文印”、“归安陆树声所见金石书画记”、“臣陆树声”、“陆树声印”、“归安陆树声藏书之印”等杂章甚感意外和不解，但事实上这仅仅是为了抢时间——要赶在张元济将款筹足以前赶紧出手。由于兄长陆树藩时正坐镇上海指挥，这一紧迫任务于是就落在了在家奉母守书的三弟陆树声的身上。由于四万三千余卷图书的封钤工作绝非等闲之事，将家中所有可用之印翻找出来分人赶盖，想象中应该比较符合当时的慌乱情景。这样的结论尽管多么显得有些残酷，但事实本身的残酷似乎不允许我们有别的解释。当然，在所有当事人均已作古，当年皕宋楼头的缥缈书香也早已化作今日湖州月河街道派出所的呼啸警笛的情况下，唯一深详内情且有发言权的，看来只有街对面白苹洲宾馆（原归安县治所在地）门前的参天古柏，以及重钥深锁在彼邦静嘉堂文库密室里的那些图书了。我想象有一天静夜中它们突然发出声音，犹如哑巴终于开口说话。而在此之前，除了假设，除了推理，我们也许永远也无法另外再做些什么。
二
当日本人运书的轮船泊近华楼桥堍那幢兼有中西风格的豪宅的七十三年前，那里的建筑规模甚至还不到后来鼎盛期的四分之一，而作为主人陆铭新多年从商家产殷实的全部标志，也不过开在家门口的一爿鸦片店和一家名号“恒友”的当铺。同样，当年晚些时候我们文中的传奇人物陆心源在这里出生时所发出的那一声响亮的啼哭，带给这个九代经商的单传家庭的振奋与喜悦，大约也仅仅为侥幸得子，以至烟店与当铺的事业可以后继有人而已。至于苏州的俞曲园在陆墓志中所杜撰的“夜梦宋左丞相叶梦得入怀”什么的，显然是为陆后来的意外发迹所精心定制的一件精神纱丽。如果陆终其一生只是一名烟店老板，子承父业，我敢担保这样的神话在他的履历中就不可能出现。不过我对《潜园遗事》一书中所说的他十三岁那年“生父铭新公，欲观心源公心志，建议心源公从祖业习经商烟店，心源公不从，力请继续从学”这一点倒是有些相信。一个富家子弟不愿经商而爱读书，那也算不上是什么很特别的事情，据此而得出“此儿有大器”这样的结论恐怕倒也不必。此后陆一直在当地一位饱学老儒凌少茗的督导下研习举业课程，并于二十岁那年正式考取了秀才资格。后来活跃于吴地文坛的古文经史学者俞刚、戴子高、施补华、姚宗堪、凌霞等人，其中多半系他的乡邻或县儒学里的同学。虽然在陆身后的各种传记——始作俑者为俞樾——和介绍文字中，陆的大名时常与上述诸人一起被列入当时享誉文坛的苕上七子的名单。但在姚宗堪《姚子展遗文》、施补华《与吴挚父书》《题登高图》《书姚子展遗文后》等回忆当日同人聚会的文章中，如果谁想找到陆的哪怕一丁点儿踪迹，那他肯定会大失所望，知难而退。
咸丰三年曾来湖州短暂讲学的万青藜，是陆一生风云际会的最有力的提携者。此公当时身任浙江学政，又系以内阁学士身份京官外放，这对其时正急于寻找政界背景的陆及其全家被认为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其间不知通过什么关系，竟然使得这位浙江省的教育文化厅长降尊纡贵，满口答应将陆收入自己的门下。次年万卸职回京任礼部右侍郎，显然出于他临行前的关照与嘱托，新任浙江学政吴式芬对陆同样青眼有加。由于吴与咸丰八年继任的张锡庚被称作是陆的第二位和第三位老师，从而给人一种由于他才华超群，名动公卿，达官显贵争相以纳之门下为荣的感觉。不过这些出诸陆氏后人之口的说法事实上并无具体的资料佐证，因此我们不妨将之视作类似“天子门生”那样的广义上的称谓。
此后六年，陆一直以跻身仕途作为自己的最高人生目标。咸丰年间，由于英法联军入侵以及稍后的割地赔款，加上南方烽火连天的洪杨内乱，朝廷的内库已严重地入不敷出。自嘉道两朝以来一直低调进行的卖官鬻爵至此终于渐渐转为公开，并随战事的扩大变得越来越大张旗鼓。但这里的一个严格规定是正五品以上者一律须有举人功名方可封赠。胸有大志的陆显然不是那种如同邑士人沈吾、陈首尊式的小打小闹的人，于是设法中举也就成了他短期内志在必得的首选目标。也许命运也有意要向这位精明干练、跃跃欲试的鸦片店老板的儿子网开一面，在经历了咸丰五年、八年的两次乡试落第的失败后，他终于在次年为庆贺“外夷初平”而特开的江浙恩科中侥幸中式。当然，如果他潜心学问，将举业进行到底，获取一官半职按理说也不是没有可能。但相比从七品知县一级级做上去，捐纳买官显然是更为直接、迅捷的途径。更何况几年后是否真有可能考取进士还是个很大的问题。不管怎么样，对于咸丰九年刚满二十六岁的陆来说，生活至少已象一座芬芳庭院在他眼前灿烂地打开。如果从月河街口他家那座祖传宅子楼上的窗口望出去，我们将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所看到的肯定不仅仅是他自称的精神偶像顾炎武慨然有志于世的清癯背影，还有功名富贵、光宗耀祖，以及想象中随之而来的如同华楼桥下春天河流般汹涌的滚滚钱财。
第四部分潜园传奇（2）
三
一八六○年初春兴致勃勃的入京是陆个人履历以及家族历史上的一个革命性的转折。作为那个时代相当少见的具有敏锐的经济头脑和现实眼光的年轻人，他甚至等不及参加短期内的贡士复试，就毅然为自己的一生作出了事后被证明十分英明的重大决定：即通过杂途——捐纳——进入他梦寐以求且蕴含无限商机的政界。担任这方面咨询和中介工作的自然是他的恩师朝中大老万青藜。从在此之前他未雨绸缪，设法央人介绍认识了丁忧在乡的江苏巡抚徐有壬这一点来看，估计陆原先的打算是将自己弄到其时正和太平军对垒，军饷开支糜费的徐的江南大营里去效力。但该年六月杨秀清部突然攻入苏州以及徐的自杀谢国使得这一计划临时破灭。在这种背景下，以候补知府的头衔由万出面举荐到广东巡抚郭嵩焘署中担任高级幕僚，看来不失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稳健选择。以当时的行情而言，一个正五品知府的开价大约为一万多两银子。不清楚这笔巨款的具体筹集情况。从陆在京闻报洪杨将陷湖州，当即心急火燎，甘冒性命干系匆匆赶回这一事实来分析，家里烟店和当铺的历年积蓄甚至店铺本身的典卖恐怕是其中的最主要来源。
这里似乎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清代的捐纳制度，虽然这对那些熟悉《官场现形记》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读者不免显得多余。尽管早在秦汉时期的文献里已能找到有关纳粟拜爵的记录，但那只纯粹作为一种荣誉性的封赠，并无真正的实惠可言。既使到了清代初期，所奉行的依然是有虚衔无实授，也就是说，可以享用官服和顶戴，却不能正式做官。咸丰以降所实行的候补待放实缺的制度，固然令当时虚亏的国家财政有所改善，但此例一开，流弊无穷。姑不论那些不学无术，仗着家里有几个钱就可以平步青云的富商子弟对传统吏治的冲击，就是平时下功夫读书的饱学儒生，此后恐怕也再难安得下心来。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心与忧虑，朝野上下那些有远识的人士中，一直不乏有人对此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比如同治四年底接替郭嵩焘担任广东巡抚，被陆视为仇敌和政治异已分子的蒋益沣就曾公开著文表示过他的看法。蒋同时也是同治六年以涉嫌贪赃上奏朝廷，将陆从广东高廉兵备道任上革职查问的直接主事人。对此陆氏后人的解释是：由于此前陆曾因发放饷银一事得罪过蒋的部下，“而其从者意未厌，谗之果敏”，从而导致了整个罢官事件的发生。
陆心源正式赶赴广东布政衙门上任的时间为咸丰十一年的年底。当时尽管有万青藜以及万引见的内阁大学士倭仁，大理寺少卿苏州人潘祖荫等的推荐，但由于广东向为富庶之地，拥挤在那里等放实缺的候补老爷多若牛毛，实在很难分到什么实际事情可做。陆在整整两年的闲搁中，只委派去下面处理过一件刀笔猾吏私刻关防，株连无辜的小案，而且也不指望能有多少油水。于是只好又由万暗中出力，将陆弄到直隶总督刘长佑的营务处（非吏部正式编制，相当于现在的政府临时机构）帮办军需与善后工作。这从不久后万即将自己的两个侄儿以见习为名塞到陆的部门吃饷一事即可略见其中奥妙。在当时全国总数几达万人的候补大军中，这总算也是个令人眼羡的肥缺了。何况在工作期间又有幸与同样帮办军务的郭嵩焘的弟弟郭昆焘交上了朋友。对于陆今后的仕途通达，这显然是一个相当有利的基础。我们将很快看到，仅仅一年以后，已由刘长佑以军功保举诏擢道员的陆突然又回到了广东。尽管仍旧闲搁了大约一年之久，但这时的等待已仅相当于黎明前的短暂黑暗，或某种好戏上演前所特有的紧张与静寂。因此，一八六五年四月当陆突然以政坛黑马和明星的姿态光采耀人出任广东南（雄）韶（关）连（州）兵备道兼海关关长，确实令粤地所有的政界人士都大吃了一惊。包括他的恩师万青藜，似乎也为这样的破格提拔感到有些诚惶诚恐，认为郭和当时的两广总督毛鸿宾给的面子太大了。以至在随后给陆的一封私人信件里，告诫他“发韧之初即膺繁要，恐眼热者羡而生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