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毛鸿宾给的面子太大了。以至在随后给陆的一封私人信件里，告诫他“发韧之初即膺繁要，恐眼热者羡而生妒，当祈随时谨慎，格外谦和”，应以“庶不启人指摘”为第一要旨。即便如此，以陆当时的春风得意与躇踌满志，这样扫兴的话一时恐怕未必能听得进去。从陆赴任不满五月就遭调离，并于半年后被即行开缺这一事实来看，万的宦场练达与惊人的政治洞察力确实令人佩服。
陆的南韶连道员一职当然出自郭的精心安排，但其真正用意是要陆在所辖海关的关税以及罚金上做手脚，以便这些款项越过原属藩司专管的国家税局直接进入巡抚衙门私设的小金库。这一秘密是我在研究太平天国后期史料的过程中，偶然在郭罢官后致曾国藩高级幕僚、后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一封为自己辩白的信件中找到的。这里要牵涉到的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是湘军大帅左宗棠。同治年间左因克复杭州为朝廷所倚重，以闽浙总督身份帮办江南军务，督催粤省解支粮饷。郭可能为财政上的收入一到账上就被催着如数划走一事大感恼火，不得已才有另设币库之举。“凡新设之沙田捐房捐船捐，应须于经费者，仍归藩司主持，其不须于经费，及诸罚款，始入此库。两年中，月饷凡有短乏，即取给此库，以备支放……积存二百余万”。而陆心源作为郭的心腹兼谋士，对此自然心领神会。比如他上任伊始即将原先的国家海关关法“一物漏税，全船入官”私改为“漏者补纳，余物不问”就是一个极富创意的个案，这样做的好处是只需一小部分按旧例上缴国库，其余收入即可源源不断进入郭主管的钱袋。“余者不问”云云当然那只是说说而已。就算真的做到了这一点，感恩戴德的商贾们私下里也肯定另有孝敬。然而叫人不免为之感慨的是好景不长，左、郭冲突最终以左上折劾郭而安排自己手下大将蒋益沣接任而告结束。陆随之也很快被弄到一向被广东官场上视作清水衙门的高（州）廉（州）。半年后南韶连海关戏法终于被曝光，原本就一直视一班候补老爷们如眼中钉的新任巡抚大人雷厉风行，奉旨将陆即行开缺。一想到多年的惨淡经营犹如建立在火焰上的冰雪宫殿那样徒有其形，岌岌可危，陆的内心想必一定觉得沮丧无比。
其时已擢升兵部尚书的万青藜称得上是陆生平唯一真正赏识他并关照他的人。早在近一年前，对政界风云洞若观火的万在看到左宗棠手下的亲信瑞麟即将取代毛鸿宾出任两广总督时，就曾函告陆此人做事不讲情面，谓“到任后必迥异寻常”，言下之意自然是叫他小心提防。在陆被突然调至高廉后，卸任在家的前总督毛鸿宾作为万的好友，也来信切嘱他在地方上多行善政，潜心学问，最好能有著作出版，尽可能以深受士民拥戴的声誉消弥其时已在官场传播的有关他的流言。应该说这些临时措施对事情最后的处理结果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尤其是他一两个月就弄出来的《仪顾堂文集》以及那块因广行善事，解职赴京前由高廉两州绅民同立的《陆公去思碑》，在某种意义上与他南韶连的关税亏短具有政治上同等的份量。这一点陆个人对此想必体会更深。尽管此后他在福建担任过更显赫的官职（从三品的盐法道），但我们将看到生前由他自己审定的墓志上的正式谥称，却依然是“广东分巡高廉兵备道”。怎么说呢？在他自称仕途险巇的一生中，也许因为高廉是唯一没有出过事的地方吧。当然，以现在的观点来看，陆同治六年的被劾不过仅仅作为当时政治斗争——曾左之斗——的某种牺牲品。清代中后期吏治久弛，贪秽成风，从恭亲王奕绘、曾国荃、李鸿章这些一品大员到下面县衙门的吏目捕快，甚至乡丁保甲，又有哪一个称得上有清廉可言？这也难怪私下里陆一直要为自己的不幸遭遇鸣冤叫屈。尤其值得同情的是他的父亲。陆铭新是在儿子高廉任上被接去同沐天恩的，没想到才享了几天福就祸从天降。由于当时陆被催着要立刻奉旨入京，老先生不得已只好先行归里。途中车马劳顿，加上担惊受怕，未能到家就一病不起，死时年仅五十二岁。尽一生积蓄倾囊为儿子捐官，却未能分享其成果的陆老太爷的遽尔仙逝固然令人悲痛，但对北行途中忐忑不安的陆却未必不是一件祸兮福所倚的事情。以丁父忧的官例回家守丧，成为他当时回避朝廷斥责的最正当的理由。这一切再加上朝中有力朋友的斡旋与打点。犹如夏日傍晚雷声过后并不见雨下，一件大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这样逐渐消弥于无形。
四
当三十五岁的陆以学者兼著名藏书家的身份出现在浙省文坛和他的同郡人面前，看来已经是同治七年春天的事情。公元一八六八年的湖州虽然才刚经历战争的苍夷与阴影不久，但其文化底蕴和经济上的强大生命力使它短期内很快恢复了原先的富庶繁华与歌舞升平。陆家的当铺数量随着主人的归来从一家发展到三家，烟店的铺面和生意也远较以前为大。没有人对这些骤富的迹象产生过哪怕一丝怀疑。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清代，一切看来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何况在最初的闲居生活中陆一直刻意保持必要的谦逊与低调。由于那时他的旧日同学不是丧于战乱就是出外谋生，以至他每次想到要论文讲学，就不得不赶到苏州或杭州去。他与俞樾、吴云、杨岘、丁日昌、朱智以及潘祖荫之兄潘祖同等的结识大约就在这段时间。除了杨与丁时常不假辞色，倨傲自负，其它人与他相处得倒也不坏。杨对陆的冷嘲热讽显然出于一个前辈文人对后来附庸风雅者的蔑视。和丁交恶却为争购太仓郁氏宜稼堂的藏书，有关这一事件的详情后面很快还会提到。
现在我们终于要开始说到皕宋楼和它那些著名的旧钞精刻了。陆打算以资深藏书家的面目出现——作为政治面目的某种补充——究竟始于何时？这在众多论者的笔下均有不同的表述。一个基本能大致持同的时间断代是丁忧居家以后。但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广东罢官归来的行囊就已载有古籍百箱。居京的内阁学士陈廷经在一封信中，也曾提到陆于同治五年向他打听已故名士叶名沣遗书一事。《潜园遗事》第四章在介绍收藏部份时更是不无夸张地称陆“及至到广东，直隶再至广东为官时，所得俸金，大量购书”。考虑到此项爱好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非一般寻常殷实人家所玩得起的，因此，将初始时间断为高廉兵备道任上，应该较为恰当。这里既有万青藜毛鸿宾急告他注意形象的切嘱，又有南韶连半年的腰囊打下的基础。不过那时他这么做尚纯粹出于政治策略的需要，因此虽有“不惜典当衣服”这样令人钦佩的热情与勇气，无奈“缺乏经验，常购膺品”。
同治六年至十年是陆正式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于收藏一道牛刀小试的黄金时期。连年的战乱与兵火使江南故家旧籍大量流出，这给其时正虎视耽耽的陆提供了一个能以极廉价格悉数吃进的良机。后来成为皕宋精藏主体的平阳汪氏芝芸书会、归安严元照芳椒堂、太仓郁氏宜稼堂、乌程刘桐瞑琴山馆的那些秘本，大多系那段时间先后落入他手中的。按照岛田翰在所著《皕宋楼藏书源流考》里的形容，当时的情景简直就象今天超市破产或县城广场上开积压商品交易会那样不顾血本地贱卖。“大江南北，数百年沈霾于瑶台牛箧者，一时俱出。而心源时兵备南韶，次权总闽艖，饶于财。于是网罗坠简，搜抉缇帙，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其中陆对丁日昌的不满与攻讦缘于丁先他购到了宜稼堂的精华部分。一九三五年上海《正风》杂志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在对事件经过进行详尽考证后，断定此事其错在陆。“相传有豪夺之事，盖陆存斋诬之。存斋欲据郁氏宜稼堂书，及至闽（“闽”似有误，应为粤）归，其精椠已为中丞（丁）所得，大嗛之，因造无据之言”。此事后来经过蒋香生、俞曲园的居中调停后，以陆不得已向丁认错而告结束。但从事后陆见丁仕途上青云直上，打算尽弃前嫌，主动致信丁以学术问题请教，而丁的态度始终不卑不亢这些事实来看，其内心对陆显然已怀有相当深的成见。有意思的是光绪二年当陆因福建盐法道任上贪赃事发被革职查问时，作为顶头上司的福建巡抚偏偏正好就是他的旧日冤家对头丁日昌。
收藏古籍当然只是同治年间陆罢官后闲居生活的一部分。此后几年我们将发现他的兴趣范围已逐渐扩大到交游与著述，以及社会公益事业。他对当地的政治生活也始终怀有浓厚的兴趣。由于那时阮元在杭州创办的诂经精舍已有相当规模，一大帮江浙名公硕儒如孙琴西、俞荫甫、朱苕生等轮替主持讲学，陆时不时地也兴冲冲前去躬逢其盛，并由此结识了浙江政坛的那些衮衮诸公。为人诟病的有关他试图插手地方政府人事的说法大概也就起于这段时间。虽不至于有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里所说的“险薄鄙诈，劣迹甚众，一郡皆不齿也”那么严重，但由他后人撰写的《潜园遗事》一书倒也坦然承认他在与浙江按察使杨昌濬（后因杨乃武一案革职）交上朋友以后，时有“向杨公提出湖郡中某些官员有失检点之事，供杨公了解后处理”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当然，对于一名因故开缺又系丁忧在籍的官员来说，这样的做法显然有格体统。不过他参与倡议发起的《同治湖州府志》的重修倒是一件于地方功莫大焉的善事，虽然这样做的好处也显而易见：比如事实上他只承担了这部近百卷的煌煌大著个别栏目的撰稿，在出版后的扉页上却作为三名总编纂之一得以青史留名。顺便说一句，就在他四年家居风雅生活的后期，家中当铺的数量又从三间发展到了六间。
第四部分潜园传奇（3）
五
同治十一年春天陆精神抖擞站在豪华的万年清轮的船舷顾盼自雄，跟随新任闽浙总督李鹤年前去福建上任，这个镜头一时间令所有认识他的新老朋友都惊呼大跌眼镜。因为此前他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过对政界黑暗的厌恶，有志在家誓墓，不复出山。同时他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学术界与收藏界，考证版本，研习经史，确实也给人留下了从此勘破仕途，打算以金石图书终老其身的深刻印象。然而清律严格规定的三年丁忧守孝期刚满不久，昔日皕宋楼前的梅花三尺竟一下子化作道台衙门的红尘十丈，在张志和《玄真子》封皮底下一不小心读到的，也已经是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了，这也不去管他。让很多人感到遗憾与婉惜的是陆好不容易刚建立起来的名声——在他渴望进入的艺术领域。因为仅两年后当他再度因贪赃被劾革职归来，这一切也许又将要从头做起。
李鹤年对陆的信赖与重用可谓无以复加，事实上他们早在同治二年直隶围剿赖文光捻军的军事行动中就因工作相识，并有过彼此满意的合作。据《潜园遗事》作者徐桢基先生介绍，李“欣赏心源公才华”，“了解心源公的工作能力”。从李一开始就将洋务，厘金，通商总局等令人眼红的肥缺一古脑儿相授，可以证明这一说法确实有根有据。等到一年后从三品衔的福建盐法道卢士杰因故开缺，总督衙门突然挂牌破格委正四品的陆署任，更是以其大胆的风格、丰富的内涵从而成为当地权力圈子里的特大新闻。多年以前读张友鹤先生所著的《清代的官制》，对其中一段话印象很深。张先生在分析有清一代大小官职的含金量时，曾得出“如管理盐务的盐运使，管理关税的海关道，都是利益所在，收入甚多，为大家公认的肥缺”这样的结论。而陆的幸运在于一生中所短暂署任的三次正式实缺，上述两职竟然为他兼而拥之。这固然得力于他的才智和精明干练的工作魄力，另外与朝中权要良好的个人关系所起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
陆心源当然不是唯一一个在当时国家的盐业税收上做手脚的人，但他确实是这方面胃口最大，胆量也令同行自叹望尘莫及的人。清代的盐务一向采取国家酌量给予补贴的政策，那是因为考虑到盐商运销过程中因地区气候、路途远近所可能产生的损耗。作为立法者的本意来说，这完全应该是一项体恤民情的恩典或仁政，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成为主管官员假公肥私、中饱腰囊的极好机会。即便如此，按照当时各引区的通行比例（清代盐务以引为单位，大引两千数百斤，小引三百斤），即以加耗较大的长芦盐包每小引十三斤十一两，另加包皮耗盐十斤为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