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捐献宋元精藏一百五十部，但未能奏效。得到的象征性恩典只是给了他两个儿子树藩树屏以国子监学正的荣誉称呼。即便如此，这对其时视政治声誉如大旱之望虹霓的陆依然非同小可。现今巍然树立在湖州潜园（为今莲花庄公园一部分）里的刻有这道圣旨的巨大碑石，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陆当时的心态与珍惜程度。
八
周越然先生对陆的容貌与精神特征是这样描绘的：“面团团，体肥胖，福相而兼富相”。这大约就是当时的政府总理翁同和得出“貌则甚俗”这一结论的唯一理由。从传统相术的角度而言，应该说陆的体貌并无任何异禀和过人之处。但就是这么个貌不惊人的家伙，一生中通过自我奋斗以及现实提供的各种机遇，竟把自己从一个鸦片店老板的儿子弄成从三品的政府大员，外兼名闻海内的大藏书家。在对现存史料的研究分析中我发现他的一个主要策略就是以尽可能争取到贵人相扶为最高原则。其次那就是善于发现并利用各种人情关系。即以革职以后为挽救自己名声所作的种种努力为例：晋省义捐开复原衔一事实际上有时任山西布政使的福建同僚林寿图暗中主持，向国子监捐书恩蒙纶音嘉谕则又是出于曾来湖州作客的瞿大军机的面子，而光绪十六年向山东灾区捐衣捐款，令他的政治生命得以全部恢复，更非如一般书中所言“广行善事，各地有灾，必为捐赈”，同样，这也是一种事先得到某种可靠承诺的有选择性的投资。当时的山东巡抚张果勤（即《孽海花》中之章一豪）本系他直隶任上的朋友，而且多年来一直保持通信联系。至于陆的同学施补华时以候补道员任巡抚衙门高级幕僚，为张面前第一红人，言听计从，知道的人恐怕就更是微乎其微了。
光绪十八年五月五十九岁的陆突然出现在上海，准备再次摘下名士面具，大干一场。此前他又因多次赈捐本省灾情，得到浙江巡抚崧骏与朝廷重臣李鸿章的分别保举，经送部引见后，诏以道员记名简放——等于说又恢复到三十年前在广东的候补道员身份。一直对陆的经济头脑与才干有深刻印象的李鸿章——其中有郭嵩焘昆仲的面子——立刻以所辖上海招商局稽察一职相委。然而陆最终未能正式上任并非关键时刻急流勇退，知耻而返，而是他的左眼突然患病几近失明。尽管这对他的身体是一种意外的不幸，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并非全是坏事，因为这至少使他的晚节得到了保持。此后他一直缠绵病榻药炉间有将近两年之久，终因身心交瘁，药石罔效，于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在家中与世长辞。位于现在湖州鹿山林场区域内的墓地为他生前自己所选定。由于殡葬时有大量书画珍宝以及后周柴窑瓷瓶，古铜鼎彝等稀世之物陪葬，不到二十年陵墓就为人洗劫一空。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连他的遗骸也被重新掘出，当众焚烧。承现离休在家的湖州市政协主席董淑铎先生见告，当时他曾设法保存了陆的部分骨灰。八十年代末在与陆氏后人联系上后，曾去函询问处置事宜，却令人意外地被告知委托他代为送到殡仪馆安置。
潜园传奇至此似乎全部已告结束，如果说还有什么未予交代的事项的话，那就是陆生前对自己在中国文化中一向占有特殊地位的墓志文字的担忧。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将来的追悼会由谁主持？悼词中又如何评价？事实上这也是陆两年病中生活最牵肠挂肚的事情。虽说属于自我介绍式的行状早已亲自审定，但究竟选择何人来写，此人又敢不敢不避嫌疑，竭尽全力，依然问题多多。这情景颇类似于今天一家企业捧一大堆自我吹嘘的材料请某名记者写稿，由于文章出来必须署其真实姓名，人家是否肯甘冒名誉受损的风险放开手脚来干，确实很难论定。最终选定代张之洞作《书目答问》的翰林院编修缪荃孙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一是缪其时为全国艺林高山仰止的学问人品，二是两人之间并无交情，如蒙慨允，必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成效。但缪敷衍之下迟迟不见寄来，对弥留之际的陆以及陆全家显然是个残酷的打击。虽说此文于陆死后多年终于好不容易等到，然而就凭其中“难泯众咙，止谤无术”八字，那也肯定是没法用的。出于当时紧急情况下的被动与无奈，其时正在苏州马医科巷筑园自娱的陆的好友俞樾，看来也就只好成为最佳的人选了。
俞与陆的关系是我写作此文过程中始终挥之不去的一个疑点。在我的印象中，尽管对他一向自负的学术成就晚清经学大师如王壬秋、李纯客等多有訾议，但此公退居吴下四十年，研经讲学，著作等身，素为江南士林所仰重。想不到实际生活中走的好象还是袁子才的路子。其主要著作全由大小政客资助出版不说，在致陆心源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我甚至发现他还公然向陆敲竹杠：“拙著《诸子平议》，在吴开雕，已成十七卷，尚有十八卷未刻。然每卷刻资止须洋蚨八枚，若得洋泉一百五十，即可尽刻之。未知阁下能助我一臂之力否”？“金衙庄因循不成……闻四间尚虚其一，欲借重左右，未知果否”？这使我们完全有理由对其立论的公正与可信程度产生怀疑。从现存《湖州文化艺术志》里的墓志全文来看，那简直就象是在陆的自撰文字上闭着眼睛加署了自己的大名而已。不仅为陆一生中的两次开缺革职一一翻案，说成被人诬陷，甚至还十分荒唐地将陆的政绩口碑比之管仲、萧何，军事天才比之范仲淹、韩世忠，至于其经史方面的成就，更是超过了开一代风气的两位汉代大儒——笺《毛诗》的郑玄和写《汉书》的班固，可谓天下谀墓文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座奇峰。
还是据徐桢基先生《潜园遗事》称，陆心源临终前神智忽然显得十分清醒，其情凄凄，其言淳淳，“训勉诸子，以努力读书勿负国家所给恩惠，且以著作未尽刊刻为念”，并“训嘱诸子保守好藏书，勿令散失”。然而，低垂在死者墓前的香烛纸钱才刚飘散不久，静嘉方面前来舶载的船队就已发出响亮的金属鸣声泊到了皕宋楼前，其中相隔时间仅十三年不到。这真叫人说什么好呢？潜园传奇的深严帏幕在陆生前已被掀去大半的情况下，好家伙，这最后剩下的部分，终于也让挂着膏药旗的日本汽轮的桅杆给彻底撩开了。
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第四部分柳亚子的牢骚（1）
十七名居才自傲的青年文士围坐在一座破败祠堂的大殿中央，高歌纵谈，意气风发，四周点缀着诗稿，画卷，酒器，烟具，以及伶人伎乐，这是公元一九○九年秋天苏州文化的一个精采片断，地点是在虎丘山塘右侧以义烈著称的张公祠内。比起两百六十年前吴中著名知识分子团体复社在这里召开大会时的招摇，这次无论规模与影响显然都要逊色得多。如果不是与会中一个名叫柳安如的吴江人后来与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一番私人交往，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一一包括历史学家与政治史研究者一一这次聚会所偶然推出的一个冠名南社的纯粹文学组织，会在本世纪的中国现代史上产生如此重大的声望与影响。说起来还让人真不敢相信，甚至就在当天早晨一干人兴冲冲订雇画舫前往虎丘开会以前，作为他们领袖人物的柳安如一一或柳慰高，后改名柳亚子一一尚一连四天泡在所下榻的惠中旅馆对面的戏院里风流自许，力捧一个名叫冯春航的当红男旦，于银筝凤管、彩幕红氍间俨然新一代的顾曲周郎。当然，这一切也许并不影响在后来的回忆录和各种传记中，其脸部浓重的传统文人脂粉逐渐为光采耀人的政治油彩所取代和任意涂抹。在文学理想与政治抱负之间一直上下求索，始终无法辨识自己的真实面目，这大约是柳亚子一生壮怀激烈却又牢骚满腹的最致命的根源。
“柳先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后从未担任过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党政机关职务，未做任何工作，采取了消极抵制的作法，但支持我们党的各种抗日主张，是我们党的一位好朋友。”（邓颖超《缅怀柳亚子先生》）“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毛泽东《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致柳亚子信》）而一贯以激情与浪漫著称的郭沫若先生更是干脆以一顶“今屈原”的高帽相赠。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与评价，柳亚子的才华成就得到了普遍的颂扬。包括南社的历史地位，也从一个抵制新文化的同人文学社团，一跃而为“与同盟会互为犄角，一文一武共襄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力量。可以想象，生平对知识阶层一向不大感兴趣的毛以及党内同人对柳之所以如此推许，除了他艺术本身的天赋以外，恐怕还着眼于抗战胜利后尽一切可能争取党外进步力量支持的大局。事实上，那时的柳不仅与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被朝野视为民主斗士，甚至因过于同情中共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也已有数年。一位拥有不可忽视的舆情力量与声望的文化名人一一这就是也许为柳自身所茫然不知的价值与筹码。而四年后北京解放，当他应邀前往共筹建国大计，因所受礼遇和倚重程度与想象中相去甚远，从而大发脾气时，毛泽东却明确告诉他：牢骚太盛防肠断！ 接下来到辞世的近十年中尽管他被委以中央政府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但与他心目中辅君王治天下或和毛《沁园春》词中“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的政治雄心相比，恐怕难免已有几分恍如隔世之感了。
当然，作为一名有着明显性格缺陷的传统文人的代表，柳的自负、简傲、不容易伺候在朋友圈子里也一向大大有名。这一点甚至当他在中国的政治文化舞台上最初亮相时就让人有幸好好领教了一番。如果我们现在回到苏州张公祠初创南社的那个深秋的下午，就会看到在社事初定，觥筹交错，言笑晏晏，诗兴逸飞之际，仅仅为了诗法继承问题上的一些小小岐见，当选为书记的柳突然就和社刊编辑、词学专家庞树柏与好友蔡哲夫大吵了起来。由于柳的观点既偏激又霸道，加上口齿不清，于激烈的争论中处于劣势也就在所难免。但柳随后采用的倒地大哭这样一种极端方式确实令他的社中同志们都大吃了一惊，并一时不知所措。在写作于一九三○年的《南社纪略》一书中，柳试图为自己当时所扮演的荒唐角色进行辩解：“我是患口吃病的，自然争他们不过。我急得大哭起来，骂他们欺侮我，檗子（庞树柏）急忙道歉，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喜欢以极端手段处置个人情感上的压抑与窒碍，从行为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与他后来挂冠孙中山总统府、想担任南社惟一领导的主观意图受阻时断然宣布退社、受蒋冷遇向蒋宣战、上诗毛泽东乞隐等无论手法与作派几乎都同出一辙。因此，尽管生活为他提供的舞台与时代背景全然有别，投射在他深度近视镜片上的二十世纪的光线也每天都是新的，但他的脸部却习惯于深埋在挟策求售，致君舜尧的古典政治梦想中，时而得意忘形，时而怨气满腹。至少其人生格局与思想特征与他仰慕的前辈文人如吴梅村、龚定庵等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即庙堂与江湖间一个自负异才，言行放诞的所谓名士。认识这一点也许相当残酷，但对那些与柳有着大致相同的毛病，热衷政治，垂涎功名，病入膏肓的文人们不啻于一帖猛药。
古镇黎里与北面一个同样古朴的市镇同里极不相谐地座落在三一八国道的两侧。即使以汽车时代的速度而论，它们之间的距离也需车主以时速一百码的车速开上约三十来分钟方可抵达。而另一座海滨小城金山则相距更遥。在中国现代的文学史或政治史中，这三处地方之所以往往被视作一个整体，其主要原因恐怕还出于地理学之外的某些因素。事实上如果不是一百年前南社的三位领袖人物一一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一一分别出生于上述地点，确实很难让人相信还能找出什么别的理由将它们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同样让人纳闷与意外的恐怕还有柳的突然成名，因为在南社成立以前，这位后来历官三朝，名倾朝野的政治人物不过只是一个普通乡村小儒的儿子，身材矮胖，两目近视，而且还患有相当严重的口吃症。惟一值得他骄傲的也许只有十六岁当年所侥幸考取的那名秀才，这使他有机会在县城松陵结识了同样前来应试的陈去病与金天翮，并从此眼界始开。次年由陈介绍加入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国教育会，并与蔡元培、邹容等民初风云人物相识不妨视作是文学家柳亚子向政治家柳亚子所迈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