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三十年[美]唐徳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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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三十年[美]唐徳刚-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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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止于毛派和共产党自己了,全民族之受害,也是三代不能恢复也。悲夫。

  近二十年来,笔者就和当过各派红卫兵的小朋友们(包括我母省安徽曾一度闻名世界的「好派」和「屁派」)长期笑谈往事。他们也未有不自觉荒谬的。有的甚至咬牙切齿的痛恨老毛,和独裁政权。因为他们自己也无可补偿受害者啊。

  从双百运动到右派造反

  按顺序来。毛泽东主席所亲自发动的第一轮反击战,便是八大之后,一九六五年底的所谓「双百运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运动初起时,我曾问过胡适老师:「百家争鸣,人人知道;百花齐,出自何典?」胡顺口答道:「镜花缘。」真是渊博。

  在八大抑毛运动中,他们的借口是反「独裁」和「个人崇拜」。可是从毛功的立场来看,老子固然独裁,「他妈的」(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用过这句三字经「国骂」,今且借用),你们就不独裁呀?独裁制原是帝王传统遗传下的权力金字塔。根据共产党「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的原则,毛所拥有的权力固然是个大金塔,他下面各阶层的「职业官僚体制」(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中的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沿梯而下,何人又没个金字塔呢?连一些乡镇级的小干部,也是一些小金字塔呢。在毛看来,他那时声望已达颠峰,刘少奇还差的远呢。你们批评老子独裁,你们就不独裁吗?大家是同样的独裁,只是权力大小、等级不同而已。要批评独裁,应该从你们这些官僚党棍,整风整党呢。小子鸣鼓而攻之,这显然就是毛所策动底,自卫反击斗争心理状态。

  兵来将挡,水至火迎,毛就准备利用当时分散在各个小「民主党派」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来帮助他整党整风,自清君侧了。这显然就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底所发动的「双百运动」底最原始的构想。在此运动中,尤毛公亲自主持,党和政府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在北京召集了一连串的「整风座谈」。在这些会中,毛号召各小党派中的「民主人士」,大胆地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出批评。并给以「言者无罪,闻者足诫」的最安全保证。他所制定的指标则是: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作此公开的保证时,他显然认为他自己声望正隆,高居顶峰,这对三个「主义」,都沾不上边。因此批评者也只会批到刘少奇为止。不曾伤及「皇上」。这原是中国传统的帝王政治的特色。连造反者,分明是造皇帝的反,但是传统的办法,都是只号召「清君侧」,对皇帝是不直接攻击的。纵在战时,国共两党「摩擦」到围攻新四军的程度,毛氏亲自策划的反国民党的宣传战,也只到何应钦为止。蒋,他是暂时不碰的。

  此次搞双百运动,毛公显然视为当然,他自己是不会变成攻击对象的。谁知他老人家估计错误了。所以在「言者无罪」的铁卷保证一经提出,这批旧社会出身的老士大夫和高知,对共产党的党天下,早就骨鲠在喉,既然言者无罪,他们就舍共干,而把矛头直指共党了。一时热火朝天,原来声威比天还高的「党」,一夕之间就变成众矢之的了。

  「罗章联盟」和「反右运动」

  在这一系列的整风座谈会中,首先对共产党提出严厉批评的,则是早先拥共最力的民主同盟正副主席的章伯钧和罗隆基了。罗其时是官至国务院森林工业部部长,官高一品。接着便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黄绍竑和龙云等人以及有影响力的媒体像「新观察」的主编储安平等人。经这些名人在北京登高一呼,全国高知如响斯应。一时举国滔滔,把一个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批评得一无是处。他们批评的内容,可以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语概括之。那就是共产党把持了一切。小党派人士,表面上官高位显,事实上只是一些「有职无权」的花瓶。所以他们要求共产党开放政权,搞政治民主化,不能再搞「外行领导内行」。章伯钧甚至要组织一所「政治研究院」来研究体制改革,要求共产党开放政,好让各党派「轮流坐庄」。在全国风起云涌的批共呼声中,湖北一位高知葛佩琦甚至对共产党提出警告,共产党如不好好为人民服务,人民会「杀尽」老共的。

  在大小知识分子,越批越起劲,全国人民也为之大鼓其掌;时未经月,自毛主席以下的大小干部,和金字塔主持人,个个傻眼了。乖乖,这批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真要造反了。共产党怎能如此「宽大无边,有天无法」?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竟如此不识抬举,毛主席震怒了。他很快的就体会到自己的错误,反扑势在必行。但他能表面容忍,并把所有右派「言者无罪」的控诉,一字不易的在「人民日报」,全部刊登;作了充分的准备之后,乃把邓小平叫出来,发动一个强烈的「反右运动」,把他们镇压下去。小平遵命后,乃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一声令下,千百个大嘴巴,就纷纷被捉将官里去了。这就掀开了人民共和国史上,第一幕血淋淋的「反右运动」,以后的骨牌效应,就没个底了。

  罗、章、储、葛诸大嘴巴傻眼了,主席老人家,您说过「言者无罪,闻者足诫」嘛。怎么言犹在,时未迭月,又搞起文字狱,抓起人来了?这不是「阴谋」吗?主席传语邓小平,这不是「阴谋」,是阳谋」。党发动双百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引蛇出洞」;把你们这些毒蛇毒草骗出来,加以铲除,加以捕捉的。一个灿烂光华的「双百运动」正式推动,尚未迭月,在老毛一声「阳谋」之下,就作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成为「反右运动」了。根据毛主席的估计,全国各机关、各学校、各单位里的「右派」人数,应该是百分之五。如此,各单位就根据这一比率,划出「右派分子」,来加以清除。国防单位之外,国内任何机关,皆不可减免。一个单位如只有二人那就打一人为右派,那就是百分之五十了。余类推。在主席直接指挥之下;小平举手之劳,全国共有五十万「右派分子」(说超过百万),就锒铛入狱了。这个血淋淋的「反右运动」,初起颇似儿戏,终则家破人亡,下放劳改,幸存,亦每至二十、三十年后,始获「改正」,或「平反」。「右派分子」遭遇之惨烈,史家不忍卒书也。三十年后,邓小平还说,反右运动基本上是正确的,错在不应扩大。说得何等轻松?朱镕基总理便是个老右派。不知对当年反右,他是如何看法也?

  我辈偷生海外,无切身经验,但是国内右派朋友,数不尽也。笔者在纽约曾一度与葛佩琦先生的哲嗣张君,详谈乃父受难经过,如其惊心动魄也。不知所终,尸骨无存的储安平先生的前妻(改嫁宋希濂将军)今亦定居纽约,对过去伤痕,则不愿多提矣,然精神伤痕,显然也是终生未灭也。

  十五年超越英国的幻想

  孔子说,「民无信不立」,毛公作为国家元首,在一计反右之后,可说国家信用、个人信用全盘扫地,把「阴谋」硬说成「阳谋」,更可说是标准的嘴尖皮厚,但这也为着他自己的政治生存和错误,不得已而为之也。但凡心黑度厚的政客,怕的是初犯,一犯以后,就视重犯为当然了。「汉书」上有个故事说,某家有位「节妇」,守寡多年,玉洁冰清,不幸一次被强盗强暴了,其后她就开始乱搞男女关系,变成个「荡妇」了。毛氏失信的下场,盖近之也。

  毛公本来的构想,原是发动高知来「帮助整风」,谁知弄成个高知反党,他自己又被迫反右的结果。自此以后,他再也不敢轻用高知。在「文革」期间,为着把刘少奇斗臭斗垮,他就舍「高知」,而去利用「低知」和「无知」的红卫兵了。成长后的红卫兵,自觉上当,同思往事,地无不咬牙切齿也。此是后话。

  毛氏在「双百运动」失败之后,他第二着棋,显然便是搞「从大乱求大治」。首先砸掉那前途看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搞出个「冒进,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混乱局面来。然后由他自己来拨乱反正,乘势主动的实行「清君侧」,把周恩来「罢相」,换以柯庆施,这一来在中央人民政府之内,就可没有顾忌,而为所欲为了。这又是一着险棋。

  原来,人民中国在建国之后,所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十分成功;然只限于内战后的打扫战场,收拾残局。人民政府所精心策划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才算是真正的经济建设(Economic Reconstruction)的开始。因此,该计划放八大通过实行之后,党内以周恩来为首的稳健派领袖,真是经之营之,珍之重之,实事求是的,预备好好的建设一番。那时在莫斯科冷眼旁观的赫鲁晓夫,曾为之暗暗咋舌。赫氏于一九五九年访美之时,就曾警告美国说,「很快的美国就要沦为世界第三位经济大国。」记者反问他,谁是第二位呢?赫氏忽然以英语回答说:「No ment。(无评论)」足见赫氏对中国之惊羡也(此为当年笔者在美国电视上所亲见亲闻者)。

  不幸此一为全国财经专家所精心策划的「二五计划」,却为老毛一人一手给砸掉了。毛之砸掉这二五计划,是有绝好之借口的。事缘这个一九五七年,苏联的科学家在人类历史上放出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朝野被他放得心慌意乱,苏联这时也认为社会主义的科学已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就。赫鲁晓夫曾大放厥辞,说在十五年内要超过美国。并且扬言要埋葬资本主义。这时举世皆信以为真。这当然也使当时正在访苏取经的毛泽东,大为信服(毛是去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因而也信口吹出他底「十五年超过英国」的伟大号召。要十五年超过英国,那么「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和速度,都得翻上好几翻,才能做到。因而毛就要撤销「二五计划」,不顾一切的「冒进」,才能超过英国。

  笔者记得抗战期中,在重庆听过马寅初批评他底「学生」蒋介石的演说。马说,「蒋介石是个军人,就欢喜叫『稍息、立正』。这次他也要向物价叫『立正』,物价可就不干了。」说得我们哄堂大笑。毛主席是迷信体育的。欢喜叫人跑步、跳远。但是搞经济建设,要实事求是、按部就班,既不能跑步,也不能跳远。所以当毛主席一再向周总理抱怨,二五计划目标太小,速度太慢时,周就有点不耐烦了。他可能认为毛是外行领导内行。那时毛的绝对权威还有待建立。据胡乔木的回忆,一九五六年四月下旬某日,周又为「反冒进」和「反反冒进」问题,单独去见毛。二人争执了起来,周竟然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胡乔木回忆说,「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以柯庆施换掉周恩来

  其后他们之间,周的「反冒进」,与毛的「反反冒进」,仍不时有所纠缠,周虽一再退让,毛始终是尾追不舍的。到一九五八年一月,毛在南宁召集部分中央领导,和西南各省市的工作会议时,周因公迟到,毛就打算乘机逼周辞职,而以上海市长柯庆施代周为国务总理。

  早在八大期间,党内高干曾戏谈如何淡化毛主席的独裁形象。因为按照开国以后的惯例,在公共集会场合,但凡毛主席出现时,大家照例起立,鼓掌欢迎,此时大家一致同意,废除此一形势主义。大家都同意了,周总理曾加一句戏言,说,「以后有谁见到主席要起立鼓掌,我就不分发他戏票。」因为当时北京每有杰出的戏曲表演,高级干部和民主人士的戏票,照例由国务院统筹分发。所以周恩来有此戏言。想不到事隔两年,此次南宁会议时,在一月十六日上午,毛竟在大会上,取出柯庆施所写的论文──「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给周看。并当众戏问周道:

  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

  随后在大会会场上,毛也声色俱厉的叫出,所谓「反冒进」,就是反革命,和反马克思主义,周虽深知内情和毛的用意所在,然尽力容忍,不要表态,自动辞职。事后且亲撰万言书,作自我批评,深责自己「反冒进」之错误。直至同年六月九日的政治局会议席上,周始委婉地在会中自陈:「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总理是否适当?」经众议一致挽留,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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