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豁得多了。书屋与书斋是既关乎居处又关乎册书的处所，它们作为一个物质化的存在与作为一个符号化的语词，其内在有着隐秘而又必然的联系。我在前面引述古人对居处的理想化营构时有意回避了其中“书”的细节，而到了这里，该是点明和予以强调的时候了，比如宋代孔武仲吟咏自己的“萧洒堂”时讲道：“政简琴书聊度日，地闲花木为留春。”同朝方岳亦云：“竹外一青灯，残书伴古厅，叶干闻雨急，山近觉岚腥。”文人的居处之所以被自己所珍爱，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内中有书，明李东阳说：“身在尽余容膝地，囊空频散买书金。门无俗客城中驾，坐有清风石上琴。”看来李东阳的“城塘书屋”实在小得可怜，简朴得可以，但因为它藏纳着主人平生倾囊所聚之书便被主人自珍不已了。这层意思元代的陆祖允说得最为干脆：“吾亦爱吾庐，芸窗几卷书。”因为拥有自己的书屋，他们才拥有了自己独特的生活，书屋在此可以虚化了，只要有书，随处可成书屋，说句实话，在史料记载中，好多文人的书屋、书斋名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许多文人终身居无定所，形如萍踪，书屋从何谈起？真正有意义的是以书为伴，书屋书屋，到此可以绎解为以书为屋，以书为庐了，而续接到前面的意思，则自然逻辑化地推演出这样的意思，书也是文人退居的地方，书是用语言构造的天地和空间，是一种特殊的“家园”，只有在这里，文人才会自适其性，找回自己，归依本我。宋陆游奔波之后于晚年说道：“此生生计愈萧然，架竹苫茅只数椽。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错晓送流年。”明于谦说得更为乐观和逍遥：“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流，东风花柳逐时新。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以书/语言为筏，我们再一次穿越古今、横渡中西，重提海德格尔，在海氏的哲学辞典中，语言、诗、思、存在、大地……是同一层面的可以互文的概念，于语言中沉思便是“诗意的栖居”之一种，人们将会找回失落的存在，接近大地和本真，上达澄明之境。——令人感到为难的是，一旦上升到哲学层面，形而下的言说和书写便时时觉得局促和阻隔，而我们对书屋分而又合、合而又分的析解的最终理解又不得不令人坚信它必然关乎人，尤其是知识者的生活方式和生存姿态，这真是思与说的两难之境。权且如上，算是对书屋的一次近于“语言分析”式的读解与梳理。聊作自慰的是：对任何对象的思考与言说都不会有它的终点的。
一九九七。春；二人转书屋。
茅舍数楹梯山路——解读梁实秋文坛生涯的一个视角
？ 秋 禾
史海钩沉
一座无声无息的寻常屋舍，在有情有义的文人学士栖居过后，往往再也不可能是默默无闻的了。“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因为透过其作品，人们总是能够多少窥知其间所附丽着的性灵情致，并进而移情赋感于此。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一部浩翰的《中国历代名人胜迹大辞典》（上海文艺出版社），何以独多那些关于文化名人故居的词目。
在梁实秋的尘间履迹中，最为时人和后人乐道的，要数坐落在如今重庆市北碚区梨园村五十号的“雅舍”了。以致于当它出乎海内外人士意料，奇迹般地在蒙尘湮没几达半个世纪之后而完好地重光于世间，便不能不有一册《梁实秋与雅舍》来演述其间的因缘了。
关于“雅舍”，梁实秋先生在早年自有描述。他为重庆《星期评论》杂志所写的“雅舍小品”专栏的开篇一文，就是交待该栏“写作所在，且志因缘”的。略云：
“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马路约有七八十层的土阶。前面是阡陌螺旋的稻田。再远望过去是几抹葱翠的远山，旁边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水池，有粪坑，后面是荒僻的榛莽未除的土山坡。若说地点荒凉，则月明之夕，或风雨之日，亦常有客到，大抵好友不嫌路远，路远乃见情谊。客来则先爬几十级的土阶，进得屋来仍须上坡，因为屋内地板乃依山势而铺，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客来无不惊叹，我则久而安之，每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觉有大不便处。
“雅舍”共是六间，我居其二。篦墙不固，门窗不严，故我与邻人彼此均可互通声息……
虽然《星期评论》在刊发梁氏以笔名“子佳”所写的《雅舍》、《孩子》等十篇小品文以后，便无疾而终，但是“雅舍”的“小品”从此却已声名在外，不能自止。梁实秋先生自己对此组文字似乎也颇为看重，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他不时地以“雅舍小品”这一“老字号”来续写，积累数目到达一百四十三篇之多。在这个名义下的文章，陆续出版单行本，先后编为四集。
大陆读者得窥《雅舍小品》的全貌，则是在梁先生去世以后。此事当要深谢他的遗孀，也是其版权继承人的韩菁清女士，因为是她将该书的大陆专有出版权授予了上海人民出版社，所以才有了《梁实秋雅舍小品全集》在大陆的编印和发行。
从荜路蓝缕，以启文亩，到名满海外，人口皆碑（林海音在《雅舍的主人》一文中说：“《雅舍小品》一书在台湾畅销并长销数十年，谁都读过《雅舍小品》，而且有些茶艺馆还起名雅舍呢！”李萱华于《梁实秋在重庆》一文中说：“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雅舍小品》流传”，两文均见《梁实秋与雅舍》一书），梁实秋先生通过《雅舍小品》，给本世纪的中国社会留下了一笔丰厚的人文资产。
世人或不解梁先生何以要在“雅舍小品”专栏的开篇中，特别仔细地交待出自己的“写作所在”，犹如老母鸡对着尚未张嘴吃鸡子的食客，“咯咯咯”地先期介绍自己的草窝一般。实际上其间正自有着一段纠葛。只不过，事到受约写作《星期评论》专栏的时候，梁先生对两年前的这场风波，在内心中似已熄“火”，所以，做出来的文章已经温和到极致，不容易使人产生彼此关系的联想罢了。
话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一位署名为“罗逊”的先生，通过重庆《大公报》率先发难攻击梁实秋此前为《中央日报·平明副刊》所写的《编者的话》（这两篇文章，卒使梁氏有口难辩，终被诬持“与抗战无关论”几达半个世纪之久），文中在高屋建瓴地提倡“抗战有关论”以外，还提出了“即使是住房子，也还是与抗战有关”的问题，内有“假使此公原来是住在德国式的建筑里面的，而现在‘硬是’关在重庆的中国古老的建筑里面”等语。为此，梁实秋先生在《副刊与我》一文中敏感地辩驳道：
我相信人生中有许多材料可以写，而那些材料不必限于“于抗战有关”的。譬如说吧，在重庆住房子的问题，像是与抗战有关了，然而也不尽然，真感觉到成问题的，只是像我们这不贫不富的人而已。真穷的人不抗战时也是没有房子住的，真富的人现在仍然住的是高楼大厦，其富丽不下于他们在南京上海的住宅。
讲到我自己原来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现在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这是我个人的私事。不过也很有趣，不日我要写一篇文章专写这一件事。
……
也难怪当日梁先生闻“罗逊”之言便要跳将起来抗辩，因为彼时梁氏在重庆甚至连“雅舍”这样的“仅避风雨”的居室还尚未觅得，只是独身一人栖身在临江门中国旅行社的招待所里！这对于素心讲究“和谐的家室”、久持“吾爱吾庐”观的梁氏来说，蛰居“陪都”而中馈虚空，真是无室无家之时，其心情之？惶可知。
更何况，在当日的时代氛围里，这样一个关于房子的冤枉，是万万吃不得的。要知道，当时身居何等样式和何等规模的房子，实关乎主人所属的“阶级”，且是号召民众要否将其“打倒”的重要界石。“罗逊”先生的话，原不是无意为之的呀！其间“杀机”，正暗伏于寻常笔墨间。
没想到梁氏当时随口许诺于读者的专写住房之事的“一篇文章”，竟然到两年以后才落笔，而且写得如此温和宜人。其实，梁先生在上述辩辞中所感慨的穷富人等住家“与抗战无关”数语，原是与其个人的阅历可相印证的：“德国式的建筑”相对集中分布的青岛，本是梁氏全家驻足过四年的地方；而梁先生在辩辞中，又主动多说了南京、上海两地。对于甫到重庆的梁实秋来说，宁、沪、青三地，确是他有生以来载室载家的地方。“罗逊”之言实属“事出有因”。
梁实秋先生在《雅舍》一文中就曾自我表说道：“讲到住房，我的经验不算少，什么‘上支下摘’，‘前廊后厦’，‘一楼一底’，‘三上三下’，‘亭子间’，‘茅草棚’，‘琼楼玉宇’和‘摩天大厦’，各式各样，我都尝过。我不论住在那里，只要住得稍久，对那房子便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
三十八岁以前的梁实秋，多次努力营建过自己的小家。他为与程季淑小姐婚后生活而建的第一个“爱巢”是在南京，位于当时东南大学校门正对面的蓁巷4号的平房。可怜梁氏数月间“天天四处奔走购置家具等物”的结果是，作为新娘的程小姐仅仅到此住了五天，就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双双抛弃这个由夫君“煞费苦心经营的新居”作东南行。
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就这样接纳了这对逃难而来的小夫妻。于是，“安定畅快”和“相当狼狈”兼而有之的独立家庭生活，就此开始。在告别为期半月的借居地以后，梁氏夫妇租住了一处上文提及的“一楼一底”的房子。“别看一楼一底，其中有不少曲折”，这是梁实秋先生在《住一楼一底者的悲哀》一文中写出的隽言，如今能为旧上海此等民居存此生动旧影的，恐怕就推梁先生这篇妙文了。
可能是为了抛却这种“悲哀”，寻求家居的欢悦，次年他们便急不可待地搬入了一处“二楼二底”的住宅。第三年，则再次乔迁到一栋三楼的房子里，据说环境条件较前两处有大大的改善，“有了阳台、壁炉、浴室、卫生设备等等”。然而，梁实秋因肩负养育家人的重任，而并不能在此家居环境中安度稍息，尽管他“根本不想离开我的房屋”。他在《槐园梦忆》一文中说的这番话，不能不让人为一个青年户主自立的艰毅而感动莫名：“我在光华中国公学两处兼课，真如、徐家汇、吴淞是一个大三角，每天要坐电车、野鸡汽车、四等火车赶三处地方，整天奔波，所以每天黎明即起……”就这样，在上海三年，他们搬了三次家。
一九三○年夏，梁实秋因为接受聘约，移家青岛后一住四年。在此地，他们仅仅搬过两次家。先是在鱼山路四号一处“四楼四底”的房子里，距离汇泉海滩很近。次年便搬定到附近7号的一个新楼里：“四上四下，还有地下室，前院亦尚宽敞。”在客居者的建议下，房东父子很快就在院内植下了樱花、西府海棠、苹果等花木，这使梁实秋夫妇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而数十年后轰动世界文坛的《莎士比亚全集》汉译工程，便也在这样优美而良好的家居环境中启动了。
我以为，在二十世纪以来的新文学作家中，梁实秋先生可能是对自己的家居环境最为在意的一位。他后来就曾不止一次地自诩道：“关于居住的经验，我的一份是很宏富的”（《平山堂记》），“讲到住房，我的经验不算少”（《雅舍》）。其原因契盖有二：一是从小生长于北京勾栏胡同（后改称内务部街）三十号这个“北平的标准小康之家”，于家居素有讲究的传统，并演而为人生良癖；二是建立在自由恋爱基础上的美满的婚姻及其“和谐的家室”所宜需。当年，他们夫妇孤悬沪滨，只能在上海屋檐下的“一楼一底”式的弄堂房子里过日子时，因为凤凰于飞、琴瑟谐和，所以颇能安贫乐命：“我们虽然僦居穷巷，住在里面却是很幸福的。季淑和我都同意，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自己的家更舒适，无论那个家是多么简陋、多么寒怆。”
无奈因为抗日战事日迫，一九三八年秋冬之交，梁实秋孤身一人从汉口出发，“从此入四川，与季淑长期别离六年之久”。于是才有了本文开篇在“大后方”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而“惹是生非”的一幕。
由此迤逦说来，青岛的“红瓦绿树”同梁氏也并非无缘，只不过他所赁居的“四上四下”却不是德国人所造，而是当地一位铁路局职员“以其薄薪多年积蓄成之小筑”（梁实秋《忆青岛》），房东和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