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家族--检察官手记 作者:谢朝平- 第14部分

　　　　孔圣人的理论像一座黑色的金字塔耸立在君子们心间。在两千多年漫长的“黑
道”上，他们或牢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教诲，默默地做着学问；或怀
着“感时思报国，达兼济天下”的远大抱负，脐身仕途，人朝事君，“谋道不谋食，
优道不忧贫”。在金钱面前不越雷池一步者，确也不乏其人。

　　　　然而，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不少人心中的金字塔开始倾斜了。一些孔门弟子
再也顾不得“君子不言利”的古训，一夜之间，在学校这座圣洁的殿堂里办起了商
场，摆出了茶叶蛋。有的把饼干、饭菜和知识搭配在一起销售给弟子，把文凭拍卖
兑换成金钱；有的弃“黑”投“红”，另谋他就；有的汇入“黄潮”，经商赚钱。
“黑色系统”里的个别“红色阶层”与“红色系统”里的见利忘义之徒，伸出贪婪
的黑手在校园趁火打劫……

　　　　黑色本是颜色之王。但在生活的调色板上，却出现了黑黄相染的情况。

　　　　　　　　　　　　　　　　一阴影

　　　　有人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但而今，贫困却像阳光底下摆不脱的
阴影，紧紧缠着教师，缠着教育。

　　　　据有关资料记载：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1　／5　多，但教育经费仅占1　／30；
1985年，在151　个国家中，按人口平均的教育经费，我国占149　位。解放近四十年
来，我国教师队伍增加35倍，但教育投资仅比1952年增加7。8　倍；我国中小学教师
的待遇只相当于香港中小学教师的1　％，甚至还达不到抗日战争前中小学教师的1　
／10。　三十年代，一个小学教员月薪45元，警察8　元，政府的科长还比不上小学教
师。

　　　　1986年，小学、中学教师在全国主要行业的工资排列中，列倒数一、二名。后
来，虽明里增加了百分之十，但由于物价上涨，加上其他行业暗中增加工资奖金，
教师的实际生活更加窘迫。

　　　　1992年10月30日《联合日报》载：京城一对夫妇——一个是工程师，一个是中
学教师轮流服侍一位住院的老人。当有人问他们何以如此时，回答竟是：“想为孩
子上学赚点钱！”他们的回答，除反映而今读书费用高，两个知识分子的正常收人
难以栽培一个孩子外，无疑也是告诉人们：教师和其他行业的知识分子的待遇仍然
太低，以致连一个孩子读书的费用也不堪负担！

　　　　处在这样窘困的位置，“不朽之盛事，经国之大业”的教育还神圣吗？“太阳
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还崇高吗？

　　　　1992年教师节前，笔者在攀枝花办案，认识了有10年教龄的刘力。一年前刘停
薪留职外出“跑单帮”当了个体户。

　　　　一天下午，我俩在金沙江边散步。小伙子天南海北滔滔不绝，说话时神采飞扬。
后来，攀钢的大喇叭响了，在播某领导教师节前深人学校慰问教师，某县又有17名
教师搬进新居之类的新闻。我感慨道：“教师的地位还是很高嘛……”

　　　　他眸子一亮，随即又黯淡下来，一丝幽怨悲苦的阴云浮现在脸上。

　　　　“每年的教师节都要宣传一番，热闹一番……”我继续说。

　　　　他望着远处的灰云，目光聚成了一口深不可测的潭，“潭”面飘忽着一个悠远
沉重的叹息。

　　　　“教书一定很有意思吧？”为打破难堪的沉默，我没话找话。

　　　　“想知道我为什么停薪留职吗？”他颤抖的声音向我传达出了他微妙的心态。
“我们学校去年应拨14万元工资，11月前，乡财政才拨给1　万多元。学校多次找乡
长批款，他总摊说没有，可他们每月工资、奖金、菜篮子补贴一样不少。更可气的
是：乡长的侄儿经常到我们学校摆摊卖豆皮串，给乡长讲过多次，他理也不理。一
天，他侄儿的摊子挡住了校门，我去干预，乡长的侄儿一拳打得我鼻血直流，并大
骂教书匠又翘尾巴了。有关部门叫他赔医药费，乡长的侄儿道：”赔就赔嘛！这么
多个月没给他们发工资了，就算我可怜他吧！“我气得指着他的鼻子发誓：”我也
要赚钱，我会比你这个卖三串豆皮就算不清账的家伙赚得更多……“讲完往事，刘
力仍气呼呼的。

　　　　一种不平在我心中升起：教师为了社会，为了“树人”，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
然而他们的奉献并不为人理解，还要遭这样的凌辱。

　　　　这是教师的悲哀，也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刘力平静了下来，他将一个汽水瓶像扔烦恼似的扔了出去。“好在我发的誓已
实现。”不等我答话，他冲我一笑，问道：“你猜我每月能赚多少？”我颇有兴趣
地问：“多少？”他笑着伸出五根指头。“五百？”我感到有点吃惊。不料他却摆
摆手说：“不，是五千元。每月贩运三趟钢渣，我就能稳拿这个数。”

　　　　趁他高兴，我问：“还打算回去教书吗？”他使劲地摇头，像要摇掉那不痛快
的往事：“我正准备辞职，就是讨口也不教书了！”

　　　　我愣了愣神，继而道：“教师的社会地位总比讨口的强吧。”没料到却捅响了
他的连珠炮：“人们能为长城、大熊猫捐款，可你听说过有谁给教师捐款吗？奥运
会上运动员得金牌后，国家奖，单位奖，企业奖，奖钱、奖车、奖房子，一个人可
获奖百万元，可参加中学生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比赛金牌得主的教师，有谁
给他们发过奖金？！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竟一掷千金，争着去锦上添花，却不肯
拔一毛，给穷困的教育雪中送炭！”

　　　　我不敢正视他，默默地把目光移向远处那片灰云。我知道，他提出的问题，任
何的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

　　　　　　　　　　　　　　二“孔雀东南飞”

　　　　他就要去“闯关东”了，我到火车站为他送行。

　　　　半年前，我在这送走过一个从学校“跳槽”的朋友去深圳，而上次送走的人正
是这位“闯关东”者的牵线人。

　　　　一家人都前来为他送别。他妻子和一对“双生儿”搀扶着他七旬老母走在前边，
我提着他惟一的行李——一个小小的挎包，同他并肩默默地走着。

　　　　买好票，开始排队进站，站台上，那只大喇叭里正在播送女歌星张强演唱的《
不要走》：“……你不要走，你不要走，不要留下孤独的我……”凄婉、哀伤的歌
声回荡在站台这个人间悲欢离合的舞台上，我从他脸上看到了他的内心在战栗。

　　　　离别在即，一家人都黯然神伤。两个小儿蔫巴巴地依偎在妈妈身旁服泪汪汪地
望着爸爸。他妻子正忙着给气喘吁吁的公婆捶背，脸上布满了愁云。

　　　　我打量着这个即将离散的家庭，真想再问他：老母风烛残年，幼子嗷嗷待哺，
何必硬要别妻离子，踏上这漫漫天涯孤旅？别忘了，父母在，不远行呀！

　　　　可他已对我说过，此去正是为了妻儿老母。他还说，他也不想走：“同学数年，
难道你还不了解，当初我是如何向往、热爱教育事业……”

　　　　对这，我记忆犹新。学生时代，他人生的路标就是指向教育事业。

　　　　拨转他人生路标的是一首小诗。高三那年的一堂作文课上，语文老师为了让我
们写好一篇《老师，请听我说》的散文，特意给大家印发了一首《教师之歌》：…
…虽然／我没穿上军装／可我一样保卫边防／虽然／我没站在炼钢炉旁／可我一样
给长江大桥输送钢梁／医生，作家，演员，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他们都曾是我的
学生／我的岗位永不调换／我的足迹踏遍四方／我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是世界
上最幸福的人……

　　　　那首小诗，使全班同学激动不已。当天他亢奋地对我说：“今后，我们都去考
师院，当教师。”我问他：“你的成绩那么好，完全可以考上其他重点大学，读师
院，不后悔？”

　　　　“后悔？”他一笑，“我愿以毕生的心血／种得人类繁花似锦／我愿以满头白
发／换得祖国栋梁成林成荫……”

　　　　粉碎“四人帮”后，他如愿以偿。1978年，他同那些扎根农村的知青和满手老
茧的青工们一道挤上了自“文革”以来第一次驶向高校的列车。1982年从南充师院
毕业后，他登上了川东北某县中学的讲台。

　　　　开初几年似乎还顺利。从教第二年，他同邻县一位中学教师结了婚，一年后，
送子娘娘一下就给他送来了一对胖小子。同妻儿虽过着牛郎织女般地生活，但有自
己热爱的事业，有温馨的家，他满足了。

　　　　很快，他发觉生活变脸了。1988年评聘职称时，他名落孙山。虽然教学成绩在
全县名列前茅，但“僧多粥少”，他这个工龄、教龄、年龄都远不如人者，还是被
挤了下来。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觉得，职称是对一个人能力、
价值的认定，也是教学的合格证；没职称，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的价值，就像工厂出
的产品没有签发合格证。

　　　　当初，他看中的其实还只是职称代表的实际水平。但在当今这个很讲职称的时
代，职称带来的物质利益却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与职称紧紧挂钩的，有住房，有
工资，有子女户口、家属调动，甚至还要牵涉到书报费、医药费等等。

　　　　由于没有职称，他的生活自然产生了不幸的连锁反应。首先是工资少出一大截，
不管他怎么戒烟戒酒，节吃省穿，可节约的钱还不够给两个孩子买奶粉。每年，夫
妻探亲缴到交通部门的那笔车费，对他无疑是个庞大的数字。每逢学校有几天假，
他都渴望同妻儿团聚，但一想到二十多元车费，他心中就发怵。为了不给家庭经济
带来更大的困难，他把对妻儿的一腔思念，把心中那份孤独忧伤全倾吐在不断寄出
的“两地书”中。但那薄薄的纸又怎能载得下夫妻恩爱和父子情深？又怎能代替得
了男子汉在家庭中的支撑作用？

　　　　他感到惭愧的是：作为一家之主，没能给家庭带来幸福，让妻子一人一边拉扯
两个孩子，一边教学。他很想替妻子分担一部分生活的重担，他不停地跑可能接收
妻子的单位，跑人事部门。可人事局的人总是为难地说：小伙子，有高级教师职称
的都没能解决呢！他听出了潜台词：你连“中级”都不是，资格还差得远。

　　　　后来，不知是“贵人”相助还是借款送情的效力，1991年夏，妻子终于调动到
他身边。可一阵高兴后，问题又来了。妻儿来了，老母也来了，那间14平方米的宿
舍一下挤进四口人——两架大床和那些破破烂烂的家具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人在其
中几乎没有了立足之地。孩子吵闹起来，他俩无法备课改作业；他俩办公时，孩子
和老母又无法休息。找了几次领导，领导无计可施。无奈，他只好买来几米花布库
一根铁丝将14平方米一分为二，外侧作老人和孩子的寝室兼厨房、餐厅，里边成了
他俩的卧室和办公室。每晚，他俩就在那张惟一的办公桌上“各霸一方”。

　　　　他竭力说服自己苦熬这清贫的日子。然而，生活的拳头却不时砸向他做人的尊
严：几个学生打群架，他对其进行教育，一领导干部的儿子竟蔑视地说：你算老几，
初级教师，还想教训我们？

　　　　上街买菜，他讲价，大字识不了几个的菜贩子挖苦道：吃不起就别买！

　　　　根据学校的统一安排，他布置学生每人交两元班费，一个家长冲进教室，把一
张10无纸币一巴掌拍在桌上：“剩下的赏你买包烟！”

　　　　恶毒的语言深深刺伤了他的心，生活的石臼将他的理想捣得粉碎。他愤怒，他
悲哀，他仿惶：自己热爱的事业离开了职称和金钱竟变得如此一文不值！既然知识
贬值，自己受到歧视，何苦还要为她付出“毕生心血”和“满头白发”呢！

　　　　他将辞职报告甩给了苦苦挽留的校长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校门。

　　　　请不要责备他的不甘清苦和他的不够“高尚”。人都有七情六欲，况且，越是
高尚的人，越是看重人格和尊严。

　　　　其实，像他那样因收人低微和社会地位不高而英雄气短、纷纷跳槽的教师，并
不罕见。据1992年6　月3　日《四川日报》报道：某地文教部门抽样调查，愿当教师
的只占其总数的1　／3。1991年，某省有4500多名中小学教师另谋出路，其中大部分
是30至40岁的中年教学骨干。1988年5　月，福建广德地区850　名中学教师集体弃教，
致使148　所学校相继被迫关门。安徽桐城县11所初中，有8　所的校长要求辞职……

　　　　《新华文摘》的一篇文章则忧虑地说：某省从1983年至1989年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