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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一个用心听课的学生（2）…（图）
1917年8月毛泽东至书黎锦 《论语类钞》在解释“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一句时，说：“王船山谓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论语》中如此节语言，可以见圣人之精神矣。”（第69页）这意思在《讲堂录》里有一点发挥：“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指拿破仑），豪杰也，而非圣贤。” 《达化斋日记》中有这样几段话：“予读《管子》不偷取一世之言，而深有感焉。夫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非独一时之天地万物也，千载以上之天地万物，吾有情焉；千载以下之天地万物，吾有情焉。”“吾观古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彼非不欲生，实不忍以一身一家而害天下后世也。”“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法之变有二：有变之自上者，有变之自下者。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天子有位之王也，圣人无位之王也。天子一代之王也，圣人百代之王也。”（第26—28页）这些话反映在《讲堂录》中的是：“《管子》：不偷取一世。人之爱情，通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界。现在之群，固致其爱情，不待言矣。然而千载以上之人，千载以下之人，其致其爱情，亦犹是焉。”“某氏曰，吾观古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圣贤救世实有如此，如孔子（在陈匡），耶苏（磔死于十字架），苏格拉底（以故毒死）。〕”（这两个举例见于泡尔生《伦理学原理》：“苏格拉底之名，于今不朽，以其为宵小所忌，仰药自尽故也；耶稣之所以为耶稣，亦以其被磔于十字架故。”）“语曰，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这一段几乎是一字不改地照抄，只是接着有下面几点发挥：“天下生者，仁人为之除其痛苦，图其安全也。”“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在上者为政教，在下者为风俗。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在上者虽有圣君贤相，然人亡而政息，效虽速而易迁。）” 杨昌济在《劝学篇》中说：“王君静安（王国维）尝论国学，谓战国之时，诸子并起，是为能动之发达；六朝隋唐之间，佛学大昌，是为受动之发达；宋儒受佛学之影响，反而求之六经，道学大明，是为受动而兼能动之发达。”（第202页）这一点在《讲堂录》中是这样记下来的：“中国学术发达有三期。一能动的发达期，周末是也。二受动的发达期，佛教大兴，经典甚盛，上下趋之，风靡一时，隋唐是也。三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朱、程、张、周诸人出，性理之学大明。然其始也，咸崇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故为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宋元是也。” 杨昌济在《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一文中说：“教授国文之时，宜注重于解释字义。曾涤生言读古书以训诂为本，此成人治经之法，以施于学校之国文教授，尤为适切。字字解释明确，则读书时无误解之患，行文时无误用之患……曾涤生又言作诗文以声调为本，欲求作文之进步，宜熟读各大家之文。”（第59页）这一点在《讲堂录》中记的是：“曾文正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不知道是先生在讲授时将这“八本”说齐了呢，还是学生从《曾文正公家书》中查找写全了的。 《论语类钞》中解释“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一句的时候，杨昌济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第68页）这一点，《讲堂录》中记的是：“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亦即积之谓也。” 《达化斋日记》中说：“夫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何益？”（第9页）《讲堂录》对此颇有发挥：“哲学家之言曰，人以未来为重，或曰以现在为重，此颉德①、杨朱所以背驰于东西而不相谋也。然而为学之道则不得不重现在，何也？某氏有言曰，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何益，求其可据，惟在目前，有目前乃有终身。谅哉言矣！使为学而不重现在，则人寿几何？日月迈矣，果谁之愆乎！盖大禹惜阴之说也。重现在有两要义：一贵我（求己）（不责人）。二通今，如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也。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贵我），竖尽久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通今）。”后面这两层意思，来自杨昌济的《告学生》一文，“学者之所以自处，一在贵我，一在通今。”“吾尝曰：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唯我；竖尽久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唯目前。”
第三部分：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一个用心听课的学生（3）…（图）
新民学会部分会员1920年在 综观修身课笔记中有关人生观、世界观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为人必须有高尚理想，以“圣贤”、“豪杰”自勉；“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二是“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学问必于实际中求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三是关于办事，提倡果断、精细和善用众人之长。“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人立身有一难事，即精细是也，能事事俱不忽略，则由小及大，虽为圣贤不难；不然，小不谨，大事败矣。”前者以陶桓公、后者以凯撒为例。四是致力之道，在长期的积蓄工夫：“盖未有力不足以举天下之烦，气不足以练天下之苦，性情不足以扶持天下之一偏，而可以大有为者也。”五是修身之道，必不惮劳苦，具奋斗精神，还要有朝气。“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万恶之渊薮也。”为反抗外国侵略，以弱胜强：“夫以五千之率，敌十万之军，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毛泽东的用心听课，在《讲堂录》的国文课部分中，同样可以看出这一点。教师喜韩文，学生也就写了不少关于韩文的笔记。除了一些课文的作者评介、典故注释之外，《讲堂录》中还记有不少诗文作法的谈论：例如“列题贵有笔势。题须简要，故善诗者不必观其诗，即于其列题焉观之，必有不同者矣。”“善击鼓者击边（操觚者不可不解此）。”“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当其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作史论当认定一字一句为主，如《范蠡论》重修身而贵择交句，《伊尹论》之任字是。”“词少而意多，字少而理多，斯为妙文矣。”“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不同。儒者之文清以纯，文人之文肆而驳。”等等，等等。可以看出这位袁大胡子是深通文章三昧的。学生把这些记上笔记本，可见已经引起了共鸣；证之后来毛所写文章，也确实从这些得到了益处。 据谢觉哉的回忆，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读书笔记、日记、手抄书，以及剪报本等，积有一大网篮（蔡和森的信中也提到过润兄的“重要笔记”），可惜我们统统见不到了。现在我们只能从这个师范一年级学生的薄薄的一本《讲堂录》，从这吉光片羽中，稍稍说明他当年是何等用心听讲，何等用功，又何等善于独立思考。
第三部分：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熟读韩文（1）
从在东山小学接触到《新民丛报》的时候起，毛泽东就很喜爱梁启超的文章，这不但由于其思想内容多是介绍西方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就是文笔，也明白晓畅，富有感情，长于说理，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毛以梁文为范本，也是很能写出这种笔法的论文的。 进入第四师范，教国文的是袁仲谦老师，学生们背地里叫他做“袁大胡子”。这位清朝的举人，可是不佩服梁启超的文章，跟当年许多老学究斥梁文为“野狐禅”一样，贬之为半通不通。袁老师很看重毛泽东的才气，只是认为学梁启超走错了门径，这不过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主张学韩文，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不论论说驳难记事抒情，无不佳妙；作文以为师法，门径就正了。韩愈为文，气象清新，善于造句炼字，“唯陈言之务去”，辞“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师说》中说：“圣人无常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