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师说》中说：“圣人无常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袁老师认为以毛泽东的才华研习韩文，作文必大有长进。要知道旧时的读书人，只要写得一手好文章，就敲门砖在手，不愁找不到饭碗。 韩愈（768—824）是唐代著名的儒学代表人物，所谓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实韩愈其人其文，主要还是宋人欧阳修等抬举起来的。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潮州韩文公庙碑》）这也是过分夸大了的。韩愈本人在《答李翊书》中说自己，“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他反对六朝骈体文，以为华而不实，只是尚辞藻，重文采，堆砌典故，而内容贫乏。他主张“文以载道”，学习质朴实用的秦汉散文。由于那时皇室崇尚佛教，他企图以古文来宗经明道，尊儒排佛，尊王攘夷，以儒家的入世观反对佛家的出世观。自汉代受辞赋影响，逐渐倾向骈俪体裁，到了六朝，一切散文、韵文都骈偶化了。当时北方学人颜之推即极力反对，北朝就有过复古运动。魏晋六朝的抒情散文，一直为后人推崇（章太炎、鲁迅都是非常赞赏魏晋文章的），唐初陈子昂等也提倡秦汉散文。各个时代各有其流行口语，时代变迁，几千年前的直言口语，便显得古朴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即是平文（白话文）运动，古文正同骈文对立。按现代学者的研究，唐宋古文和唐宋传奇文乃孪生姊妹，前者鼎盛之时，也是后者风行之时，而古文巨子又多传奇大家。传奇文实是古文运动另一支生力军。陈寅恪说，唐代古文运动必然与传奇小说之勃兴有极为密切的联系。韩愈也写传奇文，《毛颖传》即最著名者。风气所及，传奇文成为唐代士子干谒的敲门砖。唐代古文运动有其时代意义，韩愈乃是主将。不过韩愈虽以儒家道统继承者自居，在宋儒眼里，他仍然是一个相当驳杂的文人。从文章来说，他虽极力推崇秦汉古文，实际上自己不仅能写富有辞采的散文，也能写铿锵上口的骈体文；他继承遗产，融合众体，既不失优良传统，又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有名的歌颂隐者、讥讽豪门的《送李愿归盘谷序》，不过600字，骈散为一，偶句铺陈，间夹韵脚，并以歌词结尾。古今论者都称道这篇杰作，实开唐宋古文赋（如《阿房宫赋》、《秋声赋》、《赤壁赋》等）的先河。 毛泽东于是来到玉泉街，长沙过去有名的旧书铺街。韩愈的书不止一个版本，善本价贵，不是穷学生买得起的，毛在一家旧书铺里找到了一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宝庆（今邵阳）旧时文化颇为发达，是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的故乡，有刻书业。毛泽东把这书买回来，发觉不但页面有破损，文字也有讹误。他于是到学校图书室借来一部善本《韩集》，逐页逐字校勘，改正讹误，修补破烂。这样花了几个月的闲余工夫，居然也成了一部“善本”了。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清早都朗朗诵读韩愈的诗文。当然不像幼时读私塾只知死背了。当时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回忆说：“读韩集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叹老嗟卑的感伤诗一类毫无意义的作品外，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首先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反复的默读和朗读，这样就懂得更深，记来易熟。通过这样持久地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很流利。”① 经过理解的诵读熟记，就如钱存在柜中，可以随时取用。“他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不但注意它的文字技巧，更注意的是它的思想内容。凡是他认为道理对、文字好的地方，就圈圈点点，写上‘此论颇精’、‘此言甚合吾意’等眉批；认为道理不对，文字不好的地方，就画叉画杠，写上‘不通’、‘此说非是’等眉批。他不因为这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师韩愈的文章，就不问青黄皂白地一概加以接受，却要在同一个人的作品中认真深入地分辨出它的是非优劣，以期达到吸取精华，吐弃糟粕的目的。”①
第三部分：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熟读韩文（2）
《讲堂录》的后部分，有大量关于韩文的笔记，共包括七篇诗、赋、论，即《元和圣德诗》、《改葬服议》、《谏臣论》、《省试学生代斋郎议》、《感二鸟赋》、《复志赋》、《闵己赋》。每篇后面有多条词、句的释义，以及有关内容的评介和议论。如《闵己赋》后，记有苏轼《颜乐亭诗并序》中的话：“古之观人也，必于其小者观之，其大者容有伪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孰知箪食瓢饮之为哲人之大事乎。”又记司马光《颜乐亭颂·序》中评论韩愈的话：“光谓韩子以三书抵宰相求官，《与于襄阳书》，求朝夕刍水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志诏而受其金，其戚戚于贫贱如此，乌知颜子之所为乎？”然后引用韩愈为自己辩护的议论：“司马、苏氏之论当矣。虽然，退之常答李习之书曰：孔子称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无箪食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不亦难乎。”由此一例，可见周世钊有关毛泽东读韩文的回忆是很确切的，毛对韩文确是熟悉之至。 毛泽东的文章从来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看来也颇有得自韩文之处。在《毛泽东选集》里，不但常常可遇到韩文中的词语，就是句法和结构等等，都往往可以看到韩愈的影响。例如，《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两句，就出自韩愈的《原道》。《反对党八股》一文中的“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两句，出自韩愈的《送穷文》，还从韩愈的《进学解》中引了“行成于思”一语。在评白皮书的时候，毛提到韩愈的《伯夷颂》，以为现在应该写闻一多颂、朱自清颂。1956年12月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毛又提到韩愈的《送穷文》，他说，我们也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把穷鬼送走。《送李愿归盘谷序》中的这两句：“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以之形容优柔寡断，动动摇摇，不敢前进，不敢直言，也是在讲话或作报告时，人们听到过的。他对韩愈的诗也有好感。在给陈毅的信（1965年7月21日）中说：“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文章格局和思想方面的影响，这里就不举例了。 和韩愈并称的古文运动柱石是柳宗元，后人以韩柳为古文宗师。柳宗元一生坎坷，因参加“势必失败”的王叔文一派党争，被贬后处于蛮荒之地十多年，死在柳州。他的文章精练整洁，尤善山水游记，永州八记精如珠玉；他的胸襟与视野都比韩愈广而深。章士钊以半生精力研究柳文，于20世纪60年代写成100万字的大著《柳文指要》，从多方面论证柳宗元在历史上的进步性，跟韩愈对比，称颂柳“以民为主”的思想，驳斥韩“以民为仇”的观点。毛泽东对此书兴致很高，曾通读一遍，还表示过要读第二遍。给别人的信中，说这部书“颇有新义”，“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1965年7月18日复章士钊的信中说：此书“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①“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流行过尊柳贬韩的说法：柳是唯物主义者，韩是唯心主义者；柳是“法家”，韩是“儒家”。由于毛泽东的关怀，此书于1971年得以问世。 毛泽东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时候，袁仲谦早已不在人世，他还要求湖南地方当局对袁的遗孀给予物质上的帮助，足见学生对当年这位老师的感激之情。据袁仲谦的后人说，抗日战争时期，他家清理旧书时，还发现过当年夹在书中的毛泽东借书、还书的条子。
第三部分：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1）
同黎锦熙的交往 长沙浏阳门正街南边有一所很大的公馆，叫李氏芋园，是清代封疆大吏李星沅的产业，不只是房间多，还有一个精巧的园林，有池塘、假山、柳树，树阴下的石凳便于闲坐。经过几十年沧海桑田的变迁，昔日的园林胜景，已经踪影全无，只有芋园这个地名依然存在，不过成为街道的名称了。现在这僻静的小街两侧，大约就是当年李氏芋园的范围吧。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时候，这里是他星期天常去的地方。杨昌济、黎锦熙、徐特立、方维夏等老师，那时都住在这里。毛泽东、陈昌、蔡和森等人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常来这里讨论，请杨昌济指导，黎锦熙有时也去参加他们的讨论。 学问学问，勤学好问，这是毛泽东自幼遵守的信条；凡遇积学之士或知名人物，尽管不认识，他也不怕冒昧求教问学，这几乎成了一种习惯。可举这样一个例子：1917年春，曾积极帮助过孙中山、黄兴革命的日本志士白浪滔天（宫崎寅藏），来到长沙，参加黄兴改葬的葬礼。毛泽东闻讯即与萧植蕃（萧三）以一师学生的名义，向白浪滔天去信，表示愿见丰采，聆取宏教。这封手书原件竟在异国被保存下来了。信中说：“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 黎锦熙（邵西）原是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的历史教员，后来随学校并入第一师范。他同毛泽东虽有师生之分，年龄才不过大了四岁，又是湘潭同乡，所以很是接近，关系介于师友之间。长沙原来有一家宏文图书社，只不过是间印刷厂，1914年，黎锦熙为它组织了一个编译所，计划编印一套“共和国小学各科教科书”，他与徐特立共编国文。参加宏文社的还有文字学家杨树达、曾运乾等。于是租用了这李氏芋园作编辑人员的住宅。杨昌济的《论语类钞》就由这个书社出版的。当时他们还办了一个《公言》杂志，内容着重于纠正当时的学风，批评教育界闹派别，并以多半篇幅记载欧战和世界大势。因受督军汤芗铭的注意，只办了三期即停刊。 4岁的年龄差距，对于三四十岁以后的人来说是不算一回事的，对于20岁刚出头的人来说，却是颇有关系的，就如同大学里一年级的学生同四年级的学生一样。在22岁的毛泽东看来，26岁的黎锦熙比自己更有学问，更有见识，因而很乐于向他讨教。现在保存下来的黎锦熙日记中，记下了1915年4月到8月，毛泽东多次到芋园的事。这日记居然写得极其简略，没有记下交谈的具体内容，但还是可以看到谈话涉及的方面。他们交换看过各自的日记，谈论的多是“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说读史法”；“改造社会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联贯”；“问小学（旧时称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为“小学”）功夫做法，余谓宜读段注《说文》（指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黎锦熙读了严复译的英国哲学家斯宾塞（1820—1903）著的《群学肄言》，极感兴趣，于是向毛推荐，“告以读‘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 那时，正是袁世凯积极准备称帝的时候，这当然是他们关心和谈论的题目。黎锦熙日记里记下了他们阅读《甲寅》月刊的事。《甲寅》是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出版的刊物，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毛对这刊物有兴趣，后来还写信托萧子升设法借阅。1915年5月7日，日本下最后通牒，逼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这也是毛同黎锦熙谈论的内容。 在日记里，黎锦熙记下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1915年7月31日，他看了毛的日记之后，记道：“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陈昌），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