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难蔚挛姆胱槌ぁ４耸潞苁懿淘嗟闹厥印！扒昂蠊婊�20种，陆续译成付印”。罗章龙说：“《共产党宣言》原著理论深邃，语言精练”。“我们先是就原著反复通读，并背诵一些精辟的段落，不懂的地方就集体研究，然后直译，但译出来后仍自觉不能完全满意。后来，我们在必要的地方试加了一种解释性的文字，使读者明白文章的含义。例如，《共产党宣言》第一句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陈望道译语）对于这句话研究时间很长，觉得怎样译都不甚恰当。‘幽灵’在中文是贬义词，‘徘徊’亦然。于是加了一段说明文字：‘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以后，我们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油印出来了。由于当时不便公开，同时恐译文不尽准确，只在内部传阅学习。” 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时，同罗章龙、邓中夏等有密切往来。想必他所“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译本”，回忆中说到的《共产党宣言》，如果是在北京时就读到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油印本。另据史学界最近考证，1919年11月1日出版的《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载有李泽彰译《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①，也有可能是这一本。不论是哪一本，按照毛泽东历来的读书习惯，对如此求之若渴的经典著作，必定是反复阅读，深加思考的。至于其他两本书，当是随后读到的，因为“亢慕义斋”的翻译计划中没有这两本书。由于同斯诺的这段谈话中还正式说到，读了这三本书之后：“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因此，关于毛泽东世界观根本转变的具体时间，即何时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近年来有些党史研究者就存在不同的看法，认为不是1920年夏，而是大体这样三种时间：1920年秋，1920年冬，1921年春。他们的主要根据是毛于1920年7月回到湖南后，到这年12月为止，在领导湖南自治运动时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以及同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中，所反映的政治思想还是很庞杂的，依然“浸润”着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观点，对必须铲除封建制度的基础也缺乏明确的认识等。 虽然毛泽东上述回忆确小有时间上的差异，但他这样确定地认为自己“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种自我感觉是有其道理的。这只要对比1918年他第一次到北京时的思想状况，以及1919年4月回到湖南在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如《湘江评论》上的文章，就可以理解他对自己的这种判断是合理的。《湘江评论》上的文章，尤其《民众大联合》这篇辉煌的大文章，表明他已摆脱了学生时代社会历史方面的唯心主义影响，已热情歌颂十月革命胜利，已认识到唯有人民力量的大联合才能扭转乾坤，不过至少不大清楚如无政府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五四运动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国内外形形色色的反对者先后挑起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即“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在这三次论战中，尽管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一方理论水平还不高，还不成熟，但所争论的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即中国革命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前途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即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要不要建立俄式政党——无产阶级政党？以及在革命过程中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当时不同程度地参加了这三次论战，他对上述这些马克思主义根本问题的态度是明确的，完全赞同的。我们知道，从学生时代起，他就有良好的读书习惯，不仅好学，尤善独立思考钻研问题，具有超凡的思辨能力；同时又执著于实践，决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人，而是一闻道即起而行的人，他首先是一个革命的实践家。因此，相信这三本入门书，他决非泛泛一读，必定是带着问题深加研究的。即如前引他自己的话，“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斗争。”否则，也不会多年之后，还牢牢记住其影响。上述这种论断，可以从当年他总结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中看得出来。
第五部分：文化书社与自修大学三本入门书（3）
易礼容于1920年6月30日从武昌给毛泽东写信，谈到自治运动的进行要有准备。此信刊于《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时，毛泽东在按语中说：“我觉得去年的驱张运动和今年的自治运动，在我们一班人看来，实在不是由我们去实行做一种政治运动。我们做这两种运动的意义，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自治运动只是简单的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夫。彻底言之，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在1920年11月25日他给向警予的信中，更是感慨地写道：“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同一天给罗章龙的信中，就写得更加明确：“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它斟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920年8月和9月，蔡和森有两封长信给毛泽东，再三强调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认为这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同时着重分清楚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并批判了考茨基、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信中尤详谈仿照俄国组织共产党的必要。同年8月间，萧子升也有信给毛泽东，详述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开会，讨论会务、世界大势及“改造中国与世界”应采取何种方法时，他的意见同蔡和森等多数意见不同，“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不赞成俄式革命。由于信收到过迟，同年12月和1921年1月，毛泽东才复信法国的会友，对萧子升的意见，“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复蔡的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告诉蔡，陈独秀已开始建党活动，办了“旗帜鲜明”的党刊《共产党》。所有这些从书本尤其从实践得来的看法，所形成的明确的意见，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毛泽东要说，1920年他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6月回到湖南后，毛泽东除积极参加、领导湖南自治运动外，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宣传俄国革命的经验，并派人赴俄实地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①。最关重要的大事，是8月间创办了文化书社，这样不仅解决了进步书籍的及时阅读和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为湖南新文化运动补课，而且在湖南许多县设立了分社，为后来湖南党组织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由上述这些事实可以断定，1920年秋冬之际，毛泽东已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
第五部分：文化书社与自修大学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1）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读后） 在纪念毛泽东90诞辰的文章中，我曾推荐过汪澍白主撰的《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原》。那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将毛泽东从天上接回人间：从近代中西文化的现实冲突中作具体的历史考察，以研究他早期哲学思想形成和转变的双重渊源。时隔四年，又读到作者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这部新作虽是单篇论著的合集，但涉及的领域更广，时间跨度更大，融历史叙述、具体考订、思想探索与理论概括于各篇之中，言多有中，新见迭出，其最重要的理论价值即如书名，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结合起来，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是时下很少有人问津的领域。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时人研究毛泽东思想，大多只溯源马列，不详及近代中西文化论争，亦不深研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问题。而有些热衷于文化讨论者，又往往避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毛泽东思想的演变，以至彼此如参商之难以相接。我一向认为，两者之间固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故不揣谫陋，为揭示此种联系，开始作一些尝试性的探索。” 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环境的实践和创造。那么，究竟“中国化”、“中国环境”的具体内容是些什么呢？显然，中国几千年来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中国文化传统，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并非空白，但多限于从文史角度的语句索源之类，拙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也只是在这方面就他的早期思想有所论述。像汪澍白这样将两者作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还属于开创性的工作。近年来，文化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论者多远溯鸦片战争以来中西古今之争，近及当前的改革与开放，对“五四”至“文革”这一大段的复杂演变则很少论及。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这一大段正是作为西方文化最高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植根、发育、开花、结果而形成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时期。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毛泽东和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一道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建党以后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思想从萌芽、生长到成熟；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在前进中又发生曲折演变，终于导致晚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毛泽东本人思想演变会从不同的角度穷本探源，纵横比较，来进行评价。弄清楚它同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这不论是总结过去、对待当前或瞻望未来，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五四”运动留学高潮之时，他认为研究西学必先通中学，他的职责是守在国内。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两次到苏联外，平生未践西土，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直接接触。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对仅有的几本马列著作反复研究，独立思考，学以致用。延安时期他才有可能系统读到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大跃进”失败以后，他才着意研读政治经济学。自早年到晚年，观世立言，待人行事，他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至深且巨。全国解放后，显然对中国古籍更感兴趣，他首倡标点印行的古书第一部是《资治通鉴》，其次是《二十四史》。尽管运用观点，不必引证，但以下情况也决非偶然：通观《毛选》五卷，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限于哲学，斯大林著作稍多几处，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俯拾即是，从五经四书、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笔记小说，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 一般来说，儒墨道佛尤其儒学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主要支柱。这些传统通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是如何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相结合的，吸取了哪些，扬弃了哪些，其间的吻合、差异、背离又如何，是非常值得学术界继续研究和深入探讨的。十月革命后，在俄国的中国人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又有人将“社会主义”译为“均贫富、等贵贱”的“大同之学”，等等现象，足以说明弄清楚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何等重要。 众所周知，“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灵魂。在《实事求是与儒家文化传统》一文中，作者深刻地指出：“实事求是”不仅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出的理论概括，而且也是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