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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文化书社与自修大学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2）
如果说，毛泽东的实践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知与行”的关系）是在新的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的基础上，更多地继承了儒学的实践理性精神，那么，他的矛盾观则从道家学说中吸取了不少营养。作者溯源《易经》和《道德经》，说明毛肯定了古代的两点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直接采用了“相反相成”这一命题来说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并以老子祸福倚伏之说解释矛盾互相转化的道理，经常讲的“一分为二”也是宋儒从《周易》转化而来。当然，毛摒弃了道家在矛盾面前消极无为的守雌观点，而代之以革命精神，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不管内外矛盾何等错综复杂，毛泽东总是尽力创造条件来促使矛盾向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转化。”同时，作者也指出道家社会发展观中的“循环论模式”给予毛的消极影响：从早年“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的“治乱迭乘”的认识，到50年代和60年代初，将辩证法思想“一分为二”绝对化，否定合二为一，讲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直至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竟这样提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作者痛惜地说道：“他甚至得出由治到乱，由乱到治，七八年来一次的可怕结论，远远地离开了辩证法，倒退到循环论。”由此也可从正反两面显示出“文化传统”的启迪意义与惰性作用的互相交织，古为今用谈何容易。 毛泽东不但十分重视分析中国国情和继承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曾主张批判地吸取西方文化。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明确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问题是在当时所处的农村环境中，实际上很难贯彻这一方针。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一贯强调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而长期忽视肃清封建遗毒的严峻任务，以致封建思想文化的阴魂长期附着于社会主义的躯体，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附加了许多错误观点。同时由于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发展，昧于所谓国际形势的两极对立，以所谓“反修、防修”为国策，为评定一切言行的准绳。一个曾经同斯大林教条主义作过胜利斗争的人，又为斯大林教条所束缚，走向主观意志的极端，推动一次又一次向“左”转的运动，终至出现十年“文革”的巨大悲剧，也造成他个人的巨大悲剧。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是闭关自守的小农经济和封建宗法专制制度，如不经过彻底的清算与批判，要使之同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不断生长出新的花朵，是极为困难的。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与理论创造，从正反两面说明了这个道理。作者回顾这段历史时着意提出，如“大跃进”、“文革”这些严重错误，决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同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和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曲折历史密切相关的。这样就更能启发读者一道反思。 如果中国文化传统可分为所谓“显形”与“隐形”两种形态，前者自是经过整理修饰和官方认可的历代典籍中的意识形态，后者则是流行民间未作加工的带有习俗感情的社会心理形态，学术界一般侧重于前者，对后者重视不够。周恩来说过：“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作者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有所论及。如毛泽东的早期思想，“企望有圣贤出世，通过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来改造现实世界和达到‘世界大同’、‘天人合一’的理想世界”。这当然是同他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分不开的。中国进入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是弱小的，无产阶级人数也不多，而农民小生产者一直是一片汪洋大海。因此志士仁人追求变革的思想，无不涂上一种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从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到神拳义和团的咒词，从早期改良主义的悲苦寻求到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从章太炎的“五无”圣境到无政府主义的和谐自由，无不具有此种特色。正如列宁在《两种乌托邦》一文中指出的：“一个国家的自由愈少，公开的阶级斗争愈弱，群众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乌托邦通常也愈容易产生，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愈久。”在这样的经济文化环境中生长出来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从思维方式到感情因素，伟大如毛泽东，终于也不能不受到此种历史沉淀的影响。例如，中国农民对“士”——读书人既尊又辱的心态，也反射到“士”本身。毛泽东早年曾经师法的颜习斋，批判宋儒也有过头之处：“读书无他事，只要在行字着力”；“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这不仅轻视理性认识的意义，且走向全盘否定书本知识的极端了。作者就此谈到毛泽东晚年也多次发表过类似见解。如1964年2月13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历来的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凡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的，曹雪芹是拔贡出身。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一个大学生，刘邦是个大草包。书是要读，读多了，害死人。毛泽东好读历史人物传记和笔记小说，尤其《红楼》、《水浒》、《聊斋》、《三国》常读不厌（很少读外国小说，只看京剧不看话剧），把它们当作历史当作阶级斗争史来读，从中了解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从中关注中国农民“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理想。从广大民众意识心态的共鸣角度，去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及其曲折历史，也许会获得某种比显形文化形态的影响更深刻、更丰富、更具体的内容。 这本书大体上由两组文章组成。后面一组是继续《探原》的工作，对毛泽东的早期政治、美学、教育思想以及早期历史观等，进行多方面的探讨。作者从第一手材料的翔实考证和精密分析，引出一些新的观点和见解。前面三篇主要是对毛泽东思想同中国文化传统及近代中西文化论争进行宏观探讨。同后面一组相比，这三篇是写意大笔，粗线条的轮廓勾勒，不像对早期思想研究那样工笔细描，铢分毫析。很希望作者能如《探原》一样，继续将中期、晚期思想深入钻研下去，撰写出一系列的毛泽东思想发展史论来。这件工作，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说，也可以启发人们从文化的更深层次来进行历史的反思。
第五部分：文化书社与自修大学后记
去年春季，辽宁人民出版社为我出了个题目：写一本《泽东早年读书生活》。这可能也同近年社会上出现的“毛泽东热”有关。我觉得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情，自认为这方面的材料还是比较熟悉的，就贸然答应下来。不料一真动手，问题就来了：毛泽东当年读过的重要书籍和对他有影响的人物，总得多有些了解或重新接触一下才行。譬如幼年在私塾读过《三字经》、《幼学琼林》，还读过四书五经，总不能凭想象说几句空话吧。又如《杨昌济文集》、《达化斋日记》和《新民学会资料》等，都是80年代出版的，过去没有可能全读过，现在总得浏览一下吧。为了进入角色，先逼自己将《早年毛泽东》（即《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再次增订，以为这样同步进行，可以“一举两得”。殊不知还是两回事情，难以同步，不过互有启迪而已。《早年毛泽东》于去年9月交稿后，直到年底才认真动手一篇篇写，交稿日期一再拖延，很是不安。平时还有必办之事，以及人客来往，电话铃响，身体不适，种种打扰，有时虽说不上心烦意乱，却常有“何苦来”之感！好在读书常乐，伏案有瘾，总算断断续续，几个月之内，弄出这么30篇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呈现在“热心”的读者面前。 朱正同志帮了大忙：这30篇中约有一半是他打了初坯或提供材料的，如《纲鉴易知录》的考证就是他的功劳，此书我过去也没有注意过。有10篇左右请几位学者专家过目，他们提了很好意见，及应加补正之处；最要紧的是得到他们的支持，增加了我的信心。特向这几位朋友深致感谢。我有自知之明，平生是个做工作的干部，不是做学问的学人；不过比不读书的人喜欢读点书，顶多是个“剽学家”，对许多东西特别是国学一知半解而已。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那样刻苦用功，那样博学广闻，那样志高才大，那样特立独行，50年代初有感于此，才大胆写出那本《早期革命活》，也可说是一种“毛泽东时代”感逼我做的。现在冒充学人，写出这本《早年读书生活》，这种感想依旧。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何走上宽阔平坦的社会主义大道，就很有必要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那么，这个思想的来源，本人思想的变化过程，我们有责任将它弄清楚，以便从中得到启示，找出教训。前人开路，艰难险阻，千辛万苦，流血牺牲，白骨累累；如果说，几十年来这条路有些坎坷不平或嫌狭窄一些，那么，后人的责任就应当将之铺平展宽，暂时不能成为高速公路，也应修成一级公路才是。 我希望这本书能成为《早年毛泽东》的姊妹篇。权且替出版社做个广告：希望读者读了这一本还读那一本，或读了那一本还读这一本。这两本书确有同根互补的亲缘关系。因之，也难免有某些重复之处，例如《新民学会》和《化书社与自修大学》这两篇，就有互见的内容。当然，后出的这一本总不免对那一本旧作有所补充和修正。 还应当致谢的，有辽宁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他们照顾我的身体，不忍逼得太紧，宽限了交稿日期；薛京同志誊抄全部原稿，使之得以付排；也要向我的老伴致意，虽然有时不免有点埋怨，但没有她当电话员等几大员，我不可能“笔耕不已”。 虽然着笔谨慎，力求准确，但由于自己学识有限，纰缪必多，衷心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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